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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投票者和不投票者在偏好与观念的分布上没有差别，这将不会对政策产生影响，但投票者不是随机抽取的样本。最明显的差别在于投票者比不投票者更有钱。如果仔细研究会发现，收入很大程度上是教育的代理变量；教育能同时增加收入和投票的概率。另一个影响投票率的重要指标是年龄，老年人比年轻人的投票率高。[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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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评论者把投票率上存在的结构差异看作一种严重的社会危害。如果选民投票的目的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利益，那么出来投票的人会利用且滥用呆在家里的人的权利。[57]很多人批评富人的高投票率导致了“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政策，而老年人的高投票率则导致了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方面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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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批评的缺陷在于他们把不成立的SIVH假定视为当然。的确，富人投票的可能性更高。但是由于富人并不是试图提高上层阶级的利益，因此富人投票并不意味着穷人的利益遭受损失。与之类似，老人投票率高也并不意味着年轻人的利益受损。如果真是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年轻人可以不像老年人那么支持老年人项目。但他们没有。[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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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领域并不缺乏好的意图，真正缺乏的是准确的观念。关于选择性参与，关键问题是投票者是否比不投票者更有偏见 ，而不是投票者是否利用了 不投票者。[59]从经验数据看，事实刚好相反：中间投票者要比中间不投票者更不带偏见。决定投票率的一个主要指标——教育——能大幅提高 经济学素养。其他两个指标——年龄和收入——则对经济学观念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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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希望于富人去为那些真正需要的人谋求利益，这虽然听起来很幼稚，但却与经验数据表明的结果大体相当。所有选民都希望社会改进，但受到良好教育的选民更有可能实现这个任务。[60]选择性投票的确增加了公众得到的和公众想要的两者间的差距，但它缩小了公众得到的和公众需要的两者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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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和博彩市场，头脑清楚者之所以能发挥与其人数不相称的影响力，其原因是内在的 。[61]人们懂得越多，就越可能赚取更高的利润，从而就具有更强的参与激励。而且，过去的赢家有更多的资本去影响市场价格。相反，受到良好教育者在选举中发挥与其人数不相称的影响，却是一个幸运的偶然。的确，由于他们的时间价值更大，人们应该指望他们更少去投票。坦率说，民主的问题不在于头脑清楚者的影响太大，而在于，与金融和博彩市场相比，他们的影响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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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教育能导致更好的经济学认识，就应该主张实行教育补贴——尽管不一定要比目前的补贴水平更高。[62]当然，如果两者不存在因果关系，那么把钱花在教育上，对于缺乏经济学素养来说，就是治标不治本了。反而把资金投入到“动员投票”的努力上，可能会让钱花得更物有所值。[63]有一项有意思的证据对两者的因果关系提出了质疑：战后时期的教育成就虽然十分卓著，但人们的政治学知识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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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唯一一个能同时预测经济学素养和选民参与的变量。但是预测经济学素养的其他变量——特别是收入增长和工作稳定性——却以一种潜在的有意思的方式与民主政治互相作用。例如，假定收入增长与工作稳定性能导致更高的经济学素养。那么在经济遭受负面冲击的情况下，收入增长和工作稳定性都将衰退，从而降低中间选民的经济学素养，增加对愚蠢的经济政策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反过来又进一步危害经济表现。我把这种螺旋式的下降趋势称作“观念的陷阱”（the idea trap）。[65]或许它能帮助我们揭开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谜题：为什么贫穷国家始终贫穷。[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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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公众观念之前，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民主不能运转得更有效。但是，当他们了解公众的系统性偏见后，会被相反的问题所困扰：为什么民主能像目前这样运转良好？那些使西方的繁荣得以持续的不受欢迎的政策是如何被坚持下来的？选择性参与或许是答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批评中间选民的观念并不难，但是至少与中间的不投票者相比，他们更不容被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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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思维试验四：混合的政策/结果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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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在实证中发现的有意思的难题将把我们带向何处。假设选民对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持有系统性偏见，但能够客观地看待经济现状。如果他们认为政客应当同时 为其政策决策和经济状况负责，将会怎么样？[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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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激励，希望保持职位的政客需要同时关注两个问题，而不是一个。如果选民对政策有效性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会比较好办，因为两个问题将合二为一。但是在现实世界，政客面临的挑战是：需要同时关注两个不同方向的问题。如果政治领导人忽略了公众的政策偏好，那么无论经济状况有多好都会被赶下台。但是，如果他们全面执行公众的偏好，又会成为糟糕的经济表现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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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激励机制类似于政治科学家所谓的“回溯性投票”。[68]它的特别之处在于需要在政策与后果之间做一个与常理相悖的权衡。在绝大多数回溯性投票模型中，选民并不关心政策，他们单纯根据可观察的经济表现来评判政治领导人。由此领导人的最优战略就是执行最有效的政策。[69]但是，如果选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他们想要特定的政策但却对其意料之中的结果不满意的话，这种战略就不再可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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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这样的激励机制促使从政者提供比选民想要的更好的经济政策。拿克林顿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为例。[70]他知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有助于提高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与此同时大多数美国人会认为刚好相反。如果克林顿的唯一目标是让自己再次当选的可能性最大化，那么他应该怎么办？两个选择都不足取。第一个选择是违背公众意愿，失去公众信任，并希望在下次大选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效益能弥补损失。第二个选择是顺从民意，维持公众对自己的信任，并希望公众忽略缺乏生机的经济状况。克林顿选择了第一条道路，而这原本完全应当是一个有远见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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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民对于何种政策有效的看法存在系统性错误，这将意味着：他们总会对自己选出的代表有所不满。忽略公众政策偏好的政客看起来像是特殊利益群体的腐败工具。而执行公众政策偏好的政客则会因为糟糕的经济后果而显得不胜任工作。经验检验证明了这一论断：在社会普查（GSS）中，只有25%的人同意“我们选举的议员试图信守他们竞选期间作出的承诺”，只有20%的人同意“绝大多数政府行政官员可以被信任会做最有利国家的事”。[71]为何民主竞选会导致如此之少的选民对自己的代理人表示满意？因为无论政客们做还是不做，他们都会遭到咒骂。他们因为不能实现不可能的任务而被指责为贪污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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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政绩而投票的一个问题是，对政绩本身的判断也可能存在偏见。“所信即所见”——如果而且只要人们在思想上受其政策偏好的支配，就可能带上有色眼镜看待现实问题。[72]20世纪90年代，就业率达到了30年不曾达到的顶峰，但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反对者仍然宣称它的可怕后果有目共睹。[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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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投票方式的另一个缺陷在于，政治领导人可能因为自己掌控之外的问题而遭受惩罚。[74]正如亚琛（Achen）和巴特尔斯（Bartels）所观察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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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经济衰退中出现了失业，一定是哪儿出了问题，但这一定就是总统的过错吗？如果不是总统的过错，那么根据经济结果投票可能不会比在尼罗河并没有发大水的时候杀了法老这种做法更理性。[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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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在分权政府下会特别糟糕。如果认为总统应当为经济混乱负责，那么另一个党派的议员就可能因为他的政绩糟糕而阻止他再次当选。取而代之，国会可能会推出受大众欢迎却适得其反的政策，迫使总统或者否决它们（并因不顺应公众舆论而失去选票）或者签署它们（并因糟糕的经济表现而失去选票）。1988—1992年布什总统任期内，民主党提出代价高昂但受大众欢迎的社会立法就被认为是这么回事。[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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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高估根据结果投票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很多人对什么算“结果”的要求很低。社会科学家把诸如经济增长、平均寿命、犯罪率或者和平等指标看作“结果”。但政客习惯把“结果”等同于通过立法以及财政支出。有多少竞选广告把诸如“艰难的新枪支控制议案”称作“成就”？如果枪支控制增加谋杀率，却还把它叫做“结果”，岂不是很奇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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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上述需要警醒的问题，但混合政策/结果偏好仍不失为对为何民主不是更糟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SAEE的受访者不光对政策，同时也对结果存在偏见。不过他们的结果判断要相对客观，他们对经济现状的看法甚至相当准确。[77]除非经济政策的未来成本不是太高，否则从政者们必须在向流行的错误观念作出让步之前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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