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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经济衰退中出现了失业，一定是哪儿出了问题，但这一定就是总统的过错吗？如果不是总统的过错，那么根据经济结果投票可能不会比在尼罗河并没有发大水的时候杀了法老这种做法更理性。[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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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在分权政府下会特别糟糕。如果认为总统应当为经济混乱负责，那么另一个党派的议员就可能因为他的政绩糟糕而阻止他再次当选。取而代之，国会可能会推出受大众欢迎却适得其反的政策，迫使总统或者否决它们（并因不顺应公众舆论而失去选票）或者签署它们（并因糟糕的经济表现而失去选票）。1988—1992年布什总统任期内，民主党提出代价高昂但受大众欢迎的社会立法就被认为是这么回事。[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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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高估根据结果投票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很多人对什么算“结果”的要求很低。社会科学家把诸如经济增长、平均寿命、犯罪率或者和平等指标看作“结果”。但政客习惯把“结果”等同于通过立法以及财政支出。有多少竞选广告把诸如“艰难的新枪支控制议案”称作“成就”？如果枪支控制增加谋杀率，却还把它叫做“结果”，岂不是很奇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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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上述需要警醒的问题，但混合政策/结果偏好仍不失为对为何民主不是更糟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SAEE的受访者不光对政策，同时也对结果存在偏见。不过他们的结果判断要相对客观，他们对经济现状的看法甚至相当准确。[77]除非经济政策的未来成本不是太高，否则从政者们必须在向流行的错误观念作出让步之前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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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170445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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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经济学之外的偏见：对毒理学的系统性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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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绝大多数案例都来自经济学，其原因在于：经济问题主导了现代政府的议事日程。但是我的分析能够也应当适用于其他的政治相关领域，在那里公众同样持有系统性的错误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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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理学，因其对环境、健康以及安全政策的重要意义，而成为一个突出的例子。公众对于这个显然十分枯燥，而且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存在很多偏见。[78]举例来说，克劳斯（Kraus）、马姆福斯（Malmfors）及斯洛维克（Slovic）问人们是否同意以下阐述：“对于杀虫剂来说，你应当担心的不是自己会接触多大量的化学成分，而是你是否会接触化学制剂的问题。”[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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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公众与毒理学家就剂量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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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杀虫剂来说，你应当担心的不是自己会接触多大量的化学成分，而是你是否会接触化学制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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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Kraus et al（199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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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理学家更容易强调剂量。而非毒理学家则“往往把化学制剂看成不是安全的就是危险的，他们容易把接触少量的有毒或致癌化学制剂等同于几乎确定的伤害”[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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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对经济问题那样，外行拒绝常识性知识，而不仅仅是细节。与公众相比，毒理学家更有可能确认，“使用化学制剂更能改善我们的健康，而不是对我们造成伤害”；也更可能否认天然化学制剂比合成制剂的危害更小，反对“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减小化学制品造成的危害”的观点。[81]尽管批评者可能对毒理学家的客观性提出质疑，但我们很难把这样的指控当真。公众的观点通常是一听就知道是愚蠢的，而产业界、学术界以及政府管制部门的毒理学家则大体上观点一致。[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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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假设公众对剂量存在误解将如何对政策产生影响呢？本章的思维试验可以提供有用的指导。在选民同质的条件下，由于不承认剂量的重要性会直接导致误导的环境规制。政府不是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在数量上具有严重危害的风险上，而是把资源浪费在消除小的危险上。[83]如果其他方面都同质的选民在剂量重要性问题上产生分歧，但中间选民仍然质疑“毒性在于剂量”的常识，那么环境管制仍然会向浪费的方向倾斜。如果选民不同质但都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 ，仍然可能出台类似的浪费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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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环境政策最终还是强调了剂量的重要性呢？选择性参与可能是原因之一。克劳斯、马姆福斯及斯洛维克（Kraus，Malmfors，and Slovic，1992）有一个与我的结果相类似的发现，那就是教育可以使人们像毒理学家一样思考问题。[84]不过，主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选民既关心经济福利，也关心免遭有毒物质的危害 。从低剂量变成零剂量的代价是高昂的。它可能会耗尽所有的国内生产总值，从而把一个民主党领导人置于险要关头。如果他支持公众的零剂量的世界观及其相应的立法，将引发一场经济灾难。超过60%的公众同意“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减小化学制剂的危害”[85]，但是领导人如果真这么干，一旦经济陷入崩溃，他将成为遭人痛恨的替罪羊。另一方面，如果领导人把所有的低剂量恐惧都视为“缺乏科学依据”和“过虑”，很快就会成为遭到痛骂的迂腐和麻木的典型。考虑到他们的激励机制，政客不可能无视公众的错误观念，但他们常常犹豫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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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170445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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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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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观念导致愚蠢政策的命题大体上是正确的。在现实的假定条件下，非理性的想法导致愚蠢的行动。认识到SIVH假定的实证缺陷可以帮助我们扫除不必要的复杂性。如果选民的目的是提高公众利益而非个人利益，那就没有必要在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搭建一座不稳固的桥梁。我们可以从对公众利益的错误观念直接走向对错误政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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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要害在于，如果公众得到他们要想的政策，其结果会糟糕得多。在了解了美国民众的经济学观念，发现他们的观念似乎与拉美国家中诸如贝隆（Peróns）之类的民粹分子的观念更合拍之后，你会觉得美国要比你预想的更加市场化，也更开放和面向国际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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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思考会发现，这种反差应该是意料之中的。选择性参与常常被斥责为阶级偏见的根源，它使中间选民比中间公民具有更高的经济学素养。更重要的是，公众让其最忠实的代言人背黑锅的倾向导致了政治领导人适当的伪善。从政者们面临一种两难的窘境：“公然的民粹主义的做法开头当然不错，但是一旦出现负面的后果，选民就会责难我而不是他们自己。”这并不是说采取民粹主义路线就完全不可取。但领导人不得不在公众认为有效的政策和实际有效的政策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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