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453999
1704454000
关于非理性崇拜的一个突出例子是：“9·11”事件之后不久的一项民意调查奇怪地发现，民众突然变得更加信任他们的政府了。[22]多大程度上你能“相信华盛顿政府能做正确的事”？在2000年，只有30%的美国人回答“总是”或“大多数时候”。而在“9·11”事件发生之后两周，这个数字翻了一番多，变成了64%。你很难指望在一场重大交通事故导致汽车召回后消费者还能更加信任通用汽车。公众的反应类似于错误预期了世界末日的宗教群体们，他们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信现在。”
1704454001
1704454002
与盲目忠诚相类似的是，仅凭言辞就能改变一个人主意的能力。试想一下：因为一位现任或未来的领导人对事实的重新描绘 ，人们就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在正常的忠诚的情况下，听众会说：“我之所以相信是因为他 这么说。”被言辞能力所激发的忠诚稍有不同：“我之所以相信是因为他说得这么好 。”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或许是伟大诗人巴博鲁·聂鲁达（Pablo Neruda）的政治影响。常识会提醒人们，“他知道什么？他不过是个诗人”，但很多人甘愿听从并且被他华丽的言辞所左右。
1704454003
1704454004
如果公众对其领导人抱有一定程度的非理性的忠诚，会有什么后果？最明显的后果就是使领导人有回旋余地或给他们“可操作的空间”。虽然他们必须迎合公众舆论，但公众舆论却可以部分变成政客自己选择的一个函数。如果采取方案A能让公众相信A的准确性，采取方案B能让公众相信B的准确性，那么政客可以安全地选择其中任何一个。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因为“人们将按照我告诉他们的方式想问题”而沾沾自喜可能过于自大了，但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判断并没有错。
1704454005
1704454006
忠诚有助于解释政客用模棱两可的回答来回避尖锐问题的倾向。[23]拒绝采取某个立场（或改变话题）在战略上怎么能胜过坦率地支持一个温和的立场呢？[24]可以换位思考一下选民的反应。他反对温和的观点，但一定程度上相信政治候选人的良好意图。如果候选人表示支持那个温和的观点，他将失去选民的信任。但是只要候选人保持沉默或含糊其辞，就不难让选民保持对他的信任：“他是个正派人，一定是站在我这边的。”关键的事实是，对立双方的选民都可能从政客的模棱两可的观点中作出这样的“推断”。
1704454007
1704454008
对当权者（或期望的当权者）类似宗教的忠诚，其负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利用大众的盲信，当选官员可以逃避自己的责任。[25]回忆一下，让政客忠于职守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一旦其不端行为被发现，就对他们给予严厉处罚。而选民对其领导人的忠诚则只会纵容和助长他的不负责任。
1704454009
1704454010
马基雅维利厚颜无耻地教唆领导人充分利用领袖崇拜：“但是必须成为一个伟大的装腔作势者和伪君子；人们是如此头脑简单且如此容易顾全大局，以至于行骗者总能找到心甘情愿受骗的人。”[26]一个腐化的政客可能利用民众的信任做小动作，去迎合特殊利益群体，某个意识形态的支持者也可能利用民众的信任去推行自己的理念。无论人们怎么看待反恐战争，我们无法否认，如果乔治·布什作出完全不同的选择的话，他同样可以获得相当的支持。如果他认为入侵伊拉克不值得去努力，有多少他的支持者会故意阻碍他这么做？由于布什的一些选择对他的经济支持者更有利，也更符合他个人的意识形态，于是他面临卸责的诱惑 。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是否为诱惑所动。
1704454011
1704454012
当然，人们不应该忽略政治忠诚的正面作用：它能中和公众的非理性。一个了解自由贸易好处的领导人可能会忽略公众的保护主义主张，如果他知道无论自己作什么决定都会得到他们的支持的话。由于政客们都受过良好教育，而教育能使人更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问题，因此我们有理由对他们寄予希望。盲目忠诚并不能向政客提供作出明智选择的激励，但它可能消除不去这么做的动机。当然，这是否能超过政治忠诚带来的危害，尚待进一步的讨论。
1704454013
1704454014
在迷信专家方面也存在类似的激励。专家面临随波逐流或坚持原则的选择。对专家来说，随波逐流意味着利用公众对专家的迷信谋求个人经济利益或者兜售自己的意识形态；坚持原则则是无论公众的态度如何都致力于帮助公众。假定公众信任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它的医药政策专家可以选择就势下坡，告诉轻信的公众，检测药物的效力和安全性“是符合公众利益的”，而对因推迟药品上市导致的生命损失则闭口不提。[27]但是专家有时候也选择坚持原则。公众可能认为镇静剂应该被完全禁用，但是在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批准它作为对麻风病的治疗药物后，也只好作罢。[28]
1704454015
1704454016
1704454017
1704454018
1704454020
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非理性与授权
1704454021
1704454022
君主务必把要担责任的事情委托他人办理，而把布惠施恩的事情留给自己掌管。
1704454023
1704454024
——尼古拉·马基雅维利：《君主论》[29]
1704454025
1704454026
在复杂的现代政治体系中，领导人只能就一些重大事务作决定，其余的必须留待下属去处理。高层属下也面临同样的困境，把更具体的决策推向官僚食物链的下游。这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当选的领导人并不掌握权力。可想而知，真正的权力掌握在“面目不清的官僚机构”手中。
1704454027
1704454028
研究委托—代理关系的经济学反对这种本末倒置的解释。[30]当一个委托人把一项任务交办给一个属下时，他暗含的指令是，“按照如果我有时间我自己会处理的方式去处理”，而不是“按照你喜欢的方式去处理”。前者并不必然会演变成后者。常识告诉委托人要不时地检查下属的工作，以便了解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执行了自己的意图。[31]
1704454029
1704454030
一个委托人只有一个代理人，与一个委托人位于一座很高的官僚金字塔的塔尖的情况有所不同。后者意味着委托人的偏好将从塔尖渗漏到塔基。想象这座金字塔有26层，从塔尖A到塔基Z。如果位于Z的人问：“我该怎么做？”回答是：“按照你的上级Y的意图去做。”如果位于Y的人反过来问：“我又该怎么做？”回答是：“按照你的上级X的意图去做。”对于任意Z来说，贯彻其上级Y的意图等同于贯彻其上两级X的意图。这一原则可以向上援用至整个金字塔。
1704454031
1704454032
从深层意义上说，一个机构的领导人将对其机构所做的任何事情负责。错误不可避免，但职责的一部分是要管好下属。这包括注意下属是否管好了自己的下属。如果超市的食杂装袋工行为粗鲁，这可不是个人的错误。它反映了整个管理链条上存在漏洞，即没能及时监察和纠正装袋工的礼仪不当。
1704454033
1704454034
这个观点也合乎终身教授、最高法院法官及其他不能被解雇的从业者。如果你不能对属下的违抗行为进行惩处，就只能依靠你的威望。选择长期支持你的风格的人做下属。如果一个法官给任命自己的总统拆台，理性的选民可能而且应该指责总统对其品性缺乏判断力。
1704454035
1704454036
因此在最初关口，简单的模型似乎就能抓住现代政府的复杂性。那些在政治机器中担当轮齿的人常常会传递一些不同的想法，但他们的反对是非常表面的。事实在于，你对一项授权给你的决策拥有一些表面的自由，这并不意味着你——而不是你名义上的上司——在掌握实权。你的上司很少检查你的工作或对你进行事后批评，并不意味着你就真的能说了算。更合理的解释是，这意味着你的上司理性地相信你能主动地按照他的意图作决定。如果他认为你表现得当，他会给你独立的空间，转而去关注那些更可能出现纰漏的下属。
1704454037
1704454038
就自身而言，非理性并不会夸大授权的重要性。如果选民相信贸易保护会促进社会福利，他们不只需要一个机会来临时才推行贸易保护的领导人。他们希望他们的领导人把贸易保护的目标贯彻到他的下属中——让整个官僚系统的人都明白所有的决定都应带有贸易保护的意图。
1704454039
1704454040
但是，某些特定的非理性会违背正常的分析。假定选民低估政客控制其下属的能力。这会向政客提供一个意想不到的回旋空间。他们可以亲自采取那些取悦于民的行动，而允许甚至鼓励他们的下属去做相反的事。
1704454041
1704454042
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由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认可。理性地说，法官的执法应当反映任命他的人的意图。如果一个法官强奸民意，对焚烧国旗事件进行保护，那么他的决定将削弱当初任命他的总统以及认可他的议员的受欢迎程度。[32]但是这意味着我们假定，普通选民能正确看待责任链条上的关系。如果他们系统性地低估这种关系的强度，认为是被授权者破坏了民意，那么，政客一方面不得不公开谴责焚烧国旗以赢得选民的认可，另一方面却仍然置其于合法地位，只要决定权仍在对此持反对立场的下属手中。
1704454043
1704454044
能够与其下属的行为摆脱干系的能力给了政治领导人额外的回旋余地。如果他希望某些不受欢迎的事情发生，他不必让自己成为不受欢迎的对象。相反，他公开地站在多数一边，但私下里让他的属下去干拆台的事。用一种最愚笨的方式，他可以告诉他的下属，当然是非正式地，他的公开言论并非他的真实意图。但更简单的方法是任命那些愿意做不遭人待见的事，然后再另谋高就的人。
1704454045
1704454046
当流行看法与合理观点重合时，关于最终政治责任的系统性偏见将再糟糕不过了。如果政客在公开谴责“以权谋私”的同时，却对其属下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腐败和裙带关系就会蔓延。在经典电视剧《辛普森一家》中，巴特因为用一句口头禅“我没干过”为自己的不良行为开脱而一举成名。[33]没有人相信巴特的话。但是如果选民仍然相信使用了巴特策略的政客，则后者就可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了。更确切地说，他们可以让别人去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装作自己什么也没干。忠于自己意识形态的政客可以用相同的手段达到更高贵的目的：“出资支持勘查斯[34]？我没干过。”
1704454047
1704454048
但是把流行看法与合理观点等同视之会使天平不公平地倾向于指责政治回旋。事实上，对于政治责任的非理性观念可能会降低因政策非理性造成的影响，如同图洛克在他的一则小寓言中所明示的那样：
[
上一页 ]
[ :1.70445399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