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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杂的现代政治体系中，领导人只能就一些重大事务作决定，其余的必须留待下属去处理。高层属下也面临同样的困境，把更具体的决策推向官僚食物链的下游。这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当选的领导人并不掌握权力。可想而知，真正的权力掌握在“面目不清的官僚机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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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委托—代理关系的经济学反对这种本末倒置的解释。[30]当一个委托人把一项任务交办给一个属下时，他暗含的指令是，“按照如果我有时间我自己会处理的方式去处理”，而不是“按照你喜欢的方式去处理”。前者并不必然会演变成后者。常识告诉委托人要不时地检查下属的工作，以便了解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执行了自己的意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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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委托人只有一个代理人，与一个委托人位于一座很高的官僚金字塔的塔尖的情况有所不同。后者意味着委托人的偏好将从塔尖渗漏到塔基。想象这座金字塔有26层，从塔尖A到塔基Z。如果位于Z的人问：“我该怎么做？”回答是：“按照你的上级Y的意图去做。”如果位于Y的人反过来问：“我又该怎么做？”回答是：“按照你的上级X的意图去做。”对于任意Z来说，贯彻其上级Y的意图等同于贯彻其上两级X的意图。这一原则可以向上援用至整个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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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深层意义上说，一个机构的领导人将对其机构所做的任何事情负责。错误不可避免，但职责的一部分是要管好下属。这包括注意下属是否管好了自己的下属。如果超市的食杂装袋工行为粗鲁，这可不是个人的错误。它反映了整个管理链条上存在漏洞，即没能及时监察和纠正装袋工的礼仪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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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也合乎终身教授、最高法院法官及其他不能被解雇的从业者。如果你不能对属下的违抗行为进行惩处，就只能依靠你的威望。选择长期支持你的风格的人做下属。如果一个法官给任命自己的总统拆台，理性的选民可能而且应该指责总统对其品性缺乏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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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最初关口，简单的模型似乎就能抓住现代政府的复杂性。那些在政治机器中担当轮齿的人常常会传递一些不同的想法，但他们的反对是非常表面的。事实在于，你对一项授权给你的决策拥有一些表面的自由，这并不意味着你——而不是你名义上的上司——在掌握实权。你的上司很少检查你的工作或对你进行事后批评，并不意味着你就真的能说了算。更合理的解释是，这意味着你的上司理性地相信你能主动地按照他的意图作决定。如果他认为你表现得当，他会给你独立的空间，转而去关注那些更可能出现纰漏的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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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自身而言，非理性并不会夸大授权的重要性。如果选民相信贸易保护会促进社会福利，他们不只需要一个机会来临时才推行贸易保护的领导人。他们希望他们的领导人把贸易保护的目标贯彻到他的下属中——让整个官僚系统的人都明白所有的决定都应带有贸易保护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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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某些特定的非理性会违背正常的分析。假定选民低估政客控制其下属的能力。这会向政客提供一个意想不到的回旋空间。他们可以亲自采取那些取悦于民的行动，而允许甚至鼓励他们的下属去做相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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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由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认可。理性地说，法官的执法应当反映任命他的人的意图。如果一个法官强奸民意，对焚烧国旗事件进行保护，那么他的决定将削弱当初任命他的总统以及认可他的议员的受欢迎程度。[32]但是这意味着我们假定，普通选民能正确看待责任链条上的关系。如果他们系统性地低估这种关系的强度，认为是被授权者破坏了民意，那么，政客一方面不得不公开谴责焚烧国旗以赢得选民的认可，另一方面却仍然置其于合法地位，只要决定权仍在对此持反对立场的下属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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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与其下属的行为摆脱干系的能力给了政治领导人额外的回旋余地。如果他希望某些不受欢迎的事情发生，他不必让自己成为不受欢迎的对象。相反，他公开地站在多数一边，但私下里让他的属下去干拆台的事。用一种最愚笨的方式，他可以告诉他的下属，当然是非正式地，他的公开言论并非他的真实意图。但更简单的方法是任命那些愿意做不遭人待见的事，然后再另谋高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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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流行看法与合理观点重合时，关于最终政治责任的系统性偏见将再糟糕不过了。如果政客在公开谴责“以权谋私”的同时，却对其属下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腐败和裙带关系就会蔓延。在经典电视剧《辛普森一家》中，巴特因为用一句口头禅“我没干过”为自己的不良行为开脱而一举成名。[33]没有人相信巴特的话。但是如果选民仍然相信使用了巴特策略的政客，则后者就可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了。更确切地说，他们可以让别人去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装作自己什么也没干。忠于自己意识形态的政客可以用相同的手段达到更高贵的目的：“出资支持勘查斯[34]？我没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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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把流行看法与合理观点等同视之会使天平不公平地倾向于指责政治回旋。事实上，对于政治责任的非理性观念可能会降低因政策非理性造成的影响，如同图洛克在他的一则小寓言中所明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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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有一位经济学教授和他班上最愚钝的一位学生。让我们假定……这位愚钝的学生变成了国王……而经济学教授成了他的首席顾问。这样一位大臣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他可以辞职不干；他可以不再试图改善王国的经济状况，在经济事务上简单地执行国王的愚蠢主意；或者他可以在表面同意国王观点的同时，瞒天过海执行他认为明智的政策。[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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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民既关心政策也在乎结果，那么在谁应该为什么负责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念将产生尤为强烈的政治影响。领导人由此可以两头都讨好。他可以公开支持流行观点以显示自己的良好意图。与此同时，他可以指使下属不要理睬民意，而致力于经济繁荣，以证明自己的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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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认为，对于政治责任的偏见推动了自由贸易方面的进步。国会和总统在贸易政策上拥有完全的决定权。只要愿意，他们可以随时离开世界贸易组织。但是，一旦世界贸易组织反对美国的贸易保护做法，我们的领导人就开始指责该组织，全然忘了如果不是他们授权，它根本就没有这个权力。[36]民主是遭到了官僚体系内的各种伎俩的侵蚀吗？是的——其结果就是选民的处境得到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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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么说却正称了诸如威廉·格雷德这样的经济学的诋毁者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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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踏民意显然是无视民意的必要前奏。精英们在公众福祉问题上令人绝望的言辞是他们的政治图谋中的关键要素，因为它制造了另外一幅背景——一种鼓励政治领导人通过违背选民的愿望而表现其“负责任”的氛围。[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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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的指控回避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公众舆论的确应该受到批判，那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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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奇怪的现象也得益于公众对政治责任的误解：领导人常常受到公众就某个问题需要“做些什么”的压力，而现实世界并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一个解决办法就是通过一项听起来意图非常良好但却模棱两可的立法。[38]在实际操作中，这就把为难的决定留给了所谓的独立机构或裁判机构。有人可能会反驳：“既然此类机构是你设立的，而且你有权根据简单多数就可以调整或撤除它，它在何种意义上是‘独立的’？”但事实上为难的问题并不构成太大的障碍。如果公众被他们在措辞上的花招所迷惑，政客可以因为“做了什么”而提升自己的公众声望，同时把他们不可避免的失望转嫁到别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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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垄断法就是个绝好的例子。可以借助词典来解读一下“垄断企图”（attempted monopolization）或“贸易限制”（restraint of trade）的含义。我是在“试图垄断”经济学书籍的市场吗？这并不重要。尽管法律条文几乎跟没说一样，像参议员谢尔曼（Sherman）和众议员克莱顿（Clayton）那样的立法支持者却赢得了“反垄断”的声誉。只有在法官及管制者“解读”法律时，他们的影响才能显现。从谢尔曼和克莱顿的观点来看，这么做仍然是有好处的。因为是别人来作为难的决定，并承担难堪的风险。要看穿其中的计谋，只须凭常识问一句：“是谁让这项模棱两可的法律得以通过的？不然怎么会出现这些糟糕的决定呢？”计谋之所以得逞，就是因为常识并非人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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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主缺乏信心的经济学家强调选民很难控制他们的“代表”。[39]而诸如唐纳德·惠特曼那样的民主的捍卫者则认为政治回旋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比较而言，惠特曼的理论观点略占上风：选民还是有一些简便的方法能制约领导人的。但是双方都往往错误判断了政治回旋观点的更宽泛的含义。就我们所理解的民主而言，代理“问题”（problems）可能正好是代理方案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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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主人不知道自己的最大利益是什么时，一个不顺从的仆人可以成为他的幸事。选民们越被误导，政客越不想不问究竟地认同他们的意愿。如果选民希望实行价格控制，一个有回旋能力的政客可以出于为了大家好的目的而忽略选民的要求。或者也可能因为从石油巨头那里得了好处而反对价格控制，成为常言所谓的私人恶行转化为社会善举。由此得出的经验是，代理“问题”能避免多数主义的极端。好的结果可以因为腐败的政客阻碍公众的宏图大计而变得不太好。坏的结果也可以因为政客有一些缓兵之计而变得不那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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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奇怪的是，如果在代理问题上惠特曼是对的话，民主应该看起来更坏。就像我们在上一章所解释的那样，无私的动机可以增加非理性认知的风险。因此当选民是非理性和无私的时候，或许你该希望代理“问题”能在选民想要的和选民得到的之间拉开一个适当的距离。如果政客除执行选民的意愿外别无选择，民主将失去它的一个重要的安全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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