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454079
1704454080
——加里·贝克尔：《压力集团政治影响竞争理论》[40]
1704454081
1704454082
媒体希望娱乐大众，政客则希望影响选民。如果向选民传递信息能够实现上述目标，媒体和政客就存在传递自由信息的激励。很多社会科学工作者认为这种免费信息有助于民主的运转；如果选民是理性的，这的确没错。[41]但是如果选民并非他们设想中的那么理性，又会怎样？
1704454083
1704454084
非理性与媒体
1704454085
1704454086
面对公众系统性偏见的举证，或许最普遍的反应就是责备媒体。保守派人士在电视节目中将矛头指向自由派的偏见。自由派则更可能抨击宣传者有私心。在这两种情形中，有一种模式，就是通过反复宣传达到说服的目的。如果人们在电视上反复宣传的频率足够多，观众最终会信以为真。[42]很多成功的宣传家都认同这一模式，尽管很少有人能像希特勒那么坦白：
1704454087
1704454088
大众的接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他们的智商低，但是忘记的本领却大得惊人。这些事实意味着，所有有效的宣传必须限定在极少数的要点上，必须把它们变成口号之后反复宣传，直到所有的公众都明白你想通过口号让他们明白的东西。[43]
1704454089
1704454090
把偏见归责于媒体是一种本能的倾向。记者习惯于支持错误的经济观念。贸易报道把进口商品描绘成昂贵的代名词。商业新闻把就业等同于景气，贪婪等同于高价和不诚信。其中把悲观主义偏见归责于媒体是最简单的。正如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所阐述的：
1704454091
1704454092
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报纸和电视——在人们缺乏直接经验的问题上，它们是相关观念的主要来源——即便不是有意地，却是一直在系统地误导公众。这里还存在着一个恶性循环：媒体做了一些关于环境恶化的报道，百姓于是变得恐慌，民意调查于是反映了他们的忧虑，而这种忧虑被援引成为对相关政策的支持，要求对所谓的恐慌采取行动，于是进一步引起百姓的关注。媒体自豪地称“我们没有制造‘新闻’，我们只是传递新闻的使者”。数据证明，在这个事件中事实刚好相反。[44]
1704454093
1704454094
但是“指责媒体”的假设存在严重缺陷。首先，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表明，绝大多数经济偏见在报纸和杂志被广泛阅读之前就已经非常普遍了。[45]人们显然无须借助记者的帮助就能形成愚蠢的观念。其次，缺乏信息含量的内容不能对理性选民产生影响。他们不信带有偏见的信息，不会天真地相信记者的报道——尤其当他们倚赖诸如“重复就是证明”的逻辑谬误时。因此，媒体至多是公众业已存在的认知错误的催化剂 而已。
1704454095
1704454096
要让虚假信息的图谋得逞，选民不仅需要非理性，而且要非理性得恰到好处。其中最简单的就是过分相信媒体的可靠性 。试想观众盲目且无条件地忠于比尔·奥赖利（Bill O’Reilly）。观众的盲目致使奥赖利得以用自己的形象来重新打造观众。如果他想用观众的热诚换取个人财富，他可以把他的追随者的支持高价“出售出去”。[46]奥赖利的影响自然没到那么极端的地步，但是从完全理性到绝对盲信之间存在着过渡的通道。
1704454097
1704454098
过度相信媒体能够让关于意识形态偏见的指控合理化。如果观众相信记者，而绝大多数记者效忠于自由派，则他们就具备了将观众引向自己方向的操作空间。然而，在竞争尤为激烈的新闻行业，更为策略的办法是走为观众所忽略的边缘路线。同样是两个娱乐性节目，如果一个节目更有左翼色彩，自由派媒体就可以在不影响收视排名的情况下突出这个。而且，绝大多数新闻的娱乐价值完全来自于记者的个人魅力，而非新闻故事本身。如果“名人效应”在政治领域的分布并不均等——如同好莱坞的经验所示——我们应当会看到更具自由倾向的新闻节目。
1704454099
1704454100
如果公众过分相信某些特定的内容，而不是媒体本身，媒体也能左右观念。熊彼特担心，“有关政治事务的信息和论点只有在与民众先入为主的观念有联系时才会‘引起注意’”[47]。保罗·鲁宾（Paul Rubin）具体到经济学的系统性偏见，认为这是人们“固有的思维习性”。这些偏见并非凭空或孤立产生，但他们易于被我们的脑子所消化。否则，
1704454101
1704454102
要忘记这些观念就相对容易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文化错误将持续超过200年（大约十代人）——自亚当·斯密第一次指出市场经济的好处至今。当新技术没有与我们固有的思维模块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能够轻松地在短得多的时间内学会适应大量的新科技。[48]
1704454103
1704454104
或许我们天生更容易接受外国人是想要加害于我们的坏人的理念。这可能是我们进化过程中的遗留品，当时族际的冲突使得排外成为一种防身术。[49]与之类似，尽管对媒体的扰乱民心大加指责，但朱利安·西蒙同时也批评了观众脑子里的悲观主义偏见：
1704454105
1704454106
我们永远能找到担心的理由。显然这是我们思维系统中一种内在的特性，无论事情变得有多好，我们的期望值总会提高，以至于我们的焦虑水平永远也不会消失，我们总是会关注一些更小的危险。[50]
1704454107
1704454108
如果人们对某些信息比对其他信息更敏感，那么不偏不倚的新闻报道就能显现出人们“内在的保护主义”或“内在的悲观主义”倾向。符合我们的固有偏见的新闻报道更能得到共鸣，因此即便是一系列中立的消息也能将我们推向更大的错误。顺从自己的意愿，观众只对他们亲身遭遇的证据会有明显反应。如果媒体有一天奇迹般消失了，他们过去的观众将不得不更艰难地搜寻害怕外国人的理由，或许会因为徒劳无功而变得不那么排外了。新闻行业，无论有多客观公正，都无法阻止此类情形的发生。它注定会让公众得到一系列能让自己兴奋的排外报道。[51]那些在凭借自己的力量获得错误观念方面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人可以优哉游哉地听凭媒体把他们引向那里。
1704454109
1704454110
但是如果真是这样，人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应该是客观的新闻媒体。新闻是一个产业。如果消费者喜欢符合自己偏见的新闻，记者就有动机去迎合他们。[52]悲观主义偏见或许是最有力的例证。没有人会凭空对Alar[53]产生忧虑，这场恐慌完全是由媒体引发的。[54]但这并不意味着媒体就是单一 的罪魁祸首。媒体并没有把悲观主义强行塞进公众的嘴巴，而是公众自己排着队等着领取每天的悲观主义剂量。[55]PositivePress.com在网络上提供“每日好新闻”，但它的人气根本比不上一贯消极的CNN.com。如果公众不是原本就有悲观的倾向，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的日子是屈指可数的。
1704454111
1704454112
非理性、政治广告与特殊利益
1704454113
1704454114
或许对现代民主最愤怒的指控是这样的：特殊利益集团买通了政客支持反社会；然后政客用这些钱去大肆做广告“买通选举”，最糟糕的候选人于是当选。如同库特纳这样哀叹道：
1704454115
1704454116
最近，金钱已经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新贵。随着竞选活动变得越来越昂贵，金钱逐渐取代了更为公民化的参与方式。……金钱驱动的竞选把普通选民排除在外，使政治成为受民意调查、小组访谈、群发邮件以及付费电视片花等竞选手段所操控的对象。[56]
1704454117
1704454118
唐纳德·惠特曼反驳说，理性的选民将阻止这种不正当的交易过程。[57]理性选民会反思一个政客是如何筹钱去购买电视时段的。如果候选人单纯通过向利益集团出卖危害社会的好处来获得资助，那么广告反而会弄巧成拙。公众会琢磨：一个政客花在广告上的钱越多，就必须越有钱；他越有钱，就证明出卖了越多的非法好处。大量的广告等同于大量的腐败。如果公众这么来思考问题，压根儿就不会有政客去做广告。为了消除公众的疑虑，最好不去做广告和冒被认为腐败的风险。
1704454119
1704454120
惠特曼的机理有部分现实相关性：政客乐于看到自己的对手因为接受烟草公司或其他遭痛斥的捐助者的钱而被“淘汰出局”。而且，绝大多数经验研究的确发现金钱在政治中的影响并不大。代表性研究发现，金钱对政客如何投票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且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政治捐款的总价值也很小。[58]
1704454121
1704454122
但是，认为选民会对资金充裕的竞选活动产生消极反应的设想似乎太牵强。理性选民或许会如此反应，但实际上选民会如何？要避免惠特曼的奇怪结论只需要一种适当的非理性。假定选民低估了广告和腐败之间的密切联系。只要看重你的幼稚选民在数量上超过看轻你的成熟选民，那么向利益集团出卖好处换取商业广告的支出的做法就是有效的。
1704454123
1704454124
关键在于出卖的好处要恰如其分。和一个有所图谋的记者一样，精明的政客也会选择走不被选民关注的边缘路线。公众主张贸易保护，但对哪个产业需要保护并没有明确的概念。这就给政客和处心积虑的相关产业提供了交易的良机。钢铁制造商可以买通政客采取以下立场：（1）受欢迎的排外立场；（2）不受欢迎的支持美国钢铁的立场。游戏规则是：在公众在意的方面按照公众意愿行事，在其不在意的方面接受利益集团的报价。不过，要谨记一条，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种折中是否难以接受，而在于选民是否认为这种折中难以接受。
1704454125
1704454126
1704454127
1704454128
[
上一页 ]
[ :1.70445407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