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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来看宣传。我们往往认为宣传导致歪曲事实及当真理不在自己一边时滥用情感。纳粹就是突出的例子。但是理论上讲，宣传也可以用来对抗错误。如果一个人在证据面前仍然固执己见，非理性的劝说就是唯一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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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而言，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低估了政治供给方的危险，而主流的支持选民的民主批评者则高估了这种危险。经济学家正确地推断，只要大众是理性的，选民利益的最佳服务者将在选举中胜出。这使得经济学家不愿意承认盲目忠诚、推诿责任或宣传之类的政治现象。“盲目忠诚”变成了“声望”，“推诿责任”变成了“代理成本”，“宣传”则变成了“信息”。然而，如果选民并非完全理性，这些担心是不能不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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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非经济学家则太急于将民主失灵归咎于供给方。供给方的问题常常需要选民非理性才能实现，如果你承认选民非理性，你就可以削弱不应阻挠选民意志的假定前提。如果一个委托人并不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其代理人的卸责可能会使委托代理双方都获益。供给方的偷奸耍滑只有在特定条件下——选民完全理性的条件下——才是确定有害的，而在这种条件下，此类行为就不会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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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umpeter（1950：26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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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Frey and Eichenberger（1991，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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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linder（1987：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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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achiavelli（1952：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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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一步讨论，参见Caplan（20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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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osner（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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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例如，参见Lee，Moretti，and Butler（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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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owell（2004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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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Madison，Hamilton，and Jay（1966：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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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achiavelli（1952：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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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有关综述，参见Vrij（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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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IMDB（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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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例如，参见Klein（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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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Dye and Zeigler（199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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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参见Amer（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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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法律申诉与政治诉求的主要差别在于，一个律师可以通过为不受欢迎的当事人辩护而致富，但没有政客能通过为不受欢迎的事由代言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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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Michels（196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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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Gregor（196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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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Modern History Project（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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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参见Zaller（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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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Krugman（2003：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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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Langer（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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