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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有关综述，参见Vrij（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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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IMDB（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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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例如，参见Klein（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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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Dye and Zeigler（199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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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参见Amer（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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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法律申诉与政治诉求的主要差别在于，一个律师可以通过为不受欢迎的当事人辩护而致富，但没有政客能通过为不受欢迎的事由代言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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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Michels（196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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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Gregor（196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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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Modern History Project（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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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参见Zaller（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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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Krugman（2003：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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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Langer（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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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对此及相关现象的一个理性模型，参见Alesina and Cukierman（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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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选民是十足的风险偏爱者，这听起来不太合情理，但在逻辑上却是可能的。他们宁愿在其期望的温和立场上打赌，也不愿接受一个确定的温和立场。豪伊特和温特罗布（Howitt and Wintrobe 1995）曾用相反的假定来解释为何政客避免首先给出提议：他们宁愿维持一个确定的现状，而不愿面对一项新的不知胜负的政治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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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例如，参见Burstein（2003），Bender and Lott（1996），以及Bernstein（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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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Machiavelli（195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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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例如，参见Klein and Tabarrok（2001）以及Tabarrok（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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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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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Machiavelli（195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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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有关综述，参见Sappington（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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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关于选民事实上喜欢不作回应的政客的理性模型，参见Maskin and Tirole（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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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最高法院的法官通常在当初任命他的总统离职后仍然在位这一事实，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事情的本质。试想一下，一旦总统卸任，就很难因其任命的法官作出不得人心的判决而对他进行惩罚。但是如果公众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就应该对总统在任期间发生的任何不得人心的判决高度警觉。当下——即需为其任命负责的总统还能接受惩罚时——出现不得人心的决定，意味着将来还会有一系列不得人心的决定，而到那时，人们想要表达自己的愤慨则为时晚矣。结论是常识性的：“机不可失，把握当下！”当下对总统进行惩罚，不仅因为其属下在目前作出的不得人心的决定，更因为其属下在他们任期内可能会作出的所有不得人心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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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Richmond（199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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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Contras，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组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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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Tullock（198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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