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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皮罗在对经济学进行全盘否定时，虽然略有迟疑，但民主原教旨主义仍最终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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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不承认经济学家在关于经济运转方面（这也是民主需要思考的方面）通常拥有一些深奥的专业知识（或许并没有他们自认为拥有的那么多）是愚蠢的。但是，由于对市场的边界及其治理结构问题的决策关系到权力的运用这样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问题；因此经济决策永远不应该交给经济学专家。如果我们打算听一听经济学家的建议的话，他们必须能用通俗的语言去说服外行的政治代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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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情理之外的事情发生了：选民越不理性，经济学家的发言权就越小。如果外行听众想听一听为什么，经济学家或许还能施加一些影响。但是固执己见的外行听众有权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经济决策永远不应交给经济学专家。”[30]如果这还不是民主原教旨主义的话，什么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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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关于“神圣价值（sacred values）”的研究中，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发现：“人们常常深信不疑地坚持认为某些关系及义务是神圣的，即便只是设想一下与金钱或便利性等世俗价值做一个取舍都十分令人反感。”[31]在现代社会，民主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信徒们把小小的背离等同于完全的背叛，对待不敬的想法与对待邪恶行径一样的严惩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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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辞上的一个标准策略就是，把适当减小政府作用等同于完全消除政府管制。罗伯特·库特纳告诉我们：“在航空管制的典型案例中，卡特政府时期所提议的‘管制改革’迅速演变成一股推动完全反规制的力量。”[32]显然，联邦航空署在飞行安全方面的继续管制不在其列。与之类似的一个策略是将仅仅口头谈论缩减政府等同于实际行动。21世纪基金（Twentieth Century Fund）的理查德·莱昂内（Richard Leone）声称：“对被理想化的市场机制的信仰也引发了一场政治圣战，其目的在于剥除所有针对市场滥用与不完善的公共与政府防护措施。……民主党与温和共和党人争先恐后要证明自己皈依于一种对自由放任经济的真正的信仰。”[33]奇怪的是，为自由放任而进行的圣战并没有使联邦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降低到18%以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绝大部分的预算缩减显然归功于冷战的结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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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民主的辩护士们常常援引温斯顿·丘吉尔的那句名言：“民主是一种最坏的政府形式，除了其他所有被不断试验过的政府形式之外。”[35]这句话表面上听起来像是一种成熟的现实主义，而非民主原教旨主义。但是丘吉尔的这句格言不过是一种要不全有要不全无（all-or-nothing）的修辞把戏而已。想象一下，如果经济学家用类似的话反击对自由市场的指控：“自由市场是除其他所有之外最坏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恐怕只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才会把它当做反对适度政府干预的论据。丘吉尔的格言同样没有说服力。仅仅因为独裁是灾难性的，很难推断民主就必须有完全的行动自由（free rein）。和市场一样，民主也可以受到限制、管制或否决。类似司法审查那样的反多数主义程序可以与民主程序并行不悖。绝对多数原则可以允许少数人阻挠多数人的意志。把一种基于边际的权衡考虑扭曲成为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是一种试图听起来合理的原教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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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能否请真正的原教旨主义站出来？政策分析市场的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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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于2003年6月28日。[36]参议员罗恩·威登（Ron Wyden）和拜伦·道根（Byron Dorgan）要求国防部停止对一个令人费解的项目——政策分析市场（以下简称PAM）——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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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项目的初始阶段，其目的是想创建一个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网上投注市场（online betting markets）。PAM市场上的交易者可以通过——除其他方法之外——正确预期西方恐怖事件中的伤亡人数而获利。批评者很快把它贴上了“恐怖市场”计划的标签。威登和道根对此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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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纳税人的钱用于设立一个恐怖主义的投注经营场所既让人厌恶，也是浪费钱财。美国人民希望联邦政府用它的资源去加强我们的安全，而不是拿它当赌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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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及报纸的新闻报道几乎完全持反对态度——公众舆论也是如此。难道PAM的支持者如此盲目以至于看不到这会给恐怖主义提供经济刺激吗？还有比这更不寻常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例子吗？仅在此事被公之于众后的第二天，6月29日，国防部长终止了这个项目。信息识别办公室（Information Awareness Office）负责人约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也被迫于次日递交了辞呈。两个月后，所有向该办公室提供的资助均被终止。对于惰性成风的官僚机构来说，上述举动实在太雷厉风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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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其他媒体——发行不那么频繁且受众更加有见识的媒体——继续跟踪这个恐怖市场事件。他们深入研究了这个项目的合理性所在，并与项目创始人就项目设计中可能存在的缺陷进行了探讨，最终总结了几条结论。[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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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有大量经验证据可以证明投机市场预期的准确性，从赛马到选举到入侵无所不包。“敢拿自己说的话打赌”证明是让那些了解实情者说出真相，让不明就里的人甘拜下风的最佳办法。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投注市场在很多情形下比其他预测方法更胜一筹。PAM并不是从象牙塔的理论推理中获得灵感，而是从其他投注市场上业已证实的成功中得到启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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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投入到PAM的赌桌上的资金是非常少的。单笔赌注的数额被限定在几十美元。认为这些微不足道的小钱将诱发更多的恐怖主义行动的想法是十分可笑的。想从恐怖袭击中获利的恐怖分子，可以通过操纵常规金融市场——诸如卖空航空股票——赚到多得多的钱。顺便提一句，“9·11”事件委员会发现这种情况也并没有发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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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这个项目被如此仓促叫停以至于根本没有时间对那些指控进行考证。据我的一位同事及PAM项目的智囊之一罗宾·汉森（Robin Hanson）称：“在最关键那天，政府方面没有任何人征求PAM成员的意见，了解这些指控是否正确，或者是否可以把项目中更遭人厌恶的部分去掉。”[40]项目创始人已经有所预见且对主要的反驳作出了回应，但愤怒的反对者根本置若罔闻。至少可以这么说，他们并没有提太多建设性的批评意见；他们的目标是要终止项目，而不是改进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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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PAM的经历向那些赞同“群众的智慧”的人提出了一个悖论。索罗维基强有力地捍卫像PAM那样的决策市场的优势。但是他同时也声称：“没有理由相信在绝大多数情形下都明智的大众，在政治场合突然间变得愚钝了。”只要存在正确答案，“民主政治下采纳好的政策的机会总会比较高”[41]。然而，索罗维基如何解释公众对PAM的极端敌意呢？如果决策市场与民主政治都运行良好，PAM应该成为受欢迎的对象。[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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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者如果更深入地研究PAM项目，他们或许会更愤怒。因为这个项目的一个主要特点在于它能根据不同条件进行投注。比如，你可以对如果美国入侵伊拉克西方因恐怖主义而伤亡的人数，以及不入侵情况下的伤亡人数下注。比较两类赌注的价格将会发现，市场是认为入侵将使我们更能免于恐怖主义袭击还是相反。总而言之，投注市场不仅可以警示政治领导人，同时也能警示公众舆论自身。这注定会让民主原教旨主义者怒不可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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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PAM的创始人很难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沾上边。他们建基于可靠的经验证据之上，对于潜在的问题做了周密考虑，且欢迎各种批评和质疑。他们的计划是先在小范围内对项目进行测试，发现问题所在，然后逐渐将之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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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对者则几乎完全相反。他们不问预测性投注市场过去的记录。显然，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也并不打算去了解。尽管近年来传统的情报系统面临明显的失灵，他们仍然相信最好的政策还是沿用传统。听听威登和道根是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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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在报告中提供的例子将让参与者就这样的问题下注：“恐怖分子会在明年用生化武器袭击以色列吗？”为妥当起见，这样的威胁应该诉诸最高质量的情报收集和分析——而不是把问题提给在互联网站上打赌的个人。[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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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妥当了吗？他们怎么知道？最起码，PAM可以让投注市场与传统的情报系统之间有一个竞争。但是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并不想让自己的反市场信条接受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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