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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能否请真正的原教旨主义站出来？政策分析市场的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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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于2003年6月28日。[36]参议员罗恩·威登（Ron Wyden）和拜伦·道根（Byron Dorgan）要求国防部停止对一个令人费解的项目——政策分析市场（以下简称PAM）——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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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项目的初始阶段，其目的是想创建一个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网上投注市场（online betting markets）。PAM市场上的交易者可以通过——除其他方法之外——正确预期西方恐怖事件中的伤亡人数而获利。批评者很快把它贴上了“恐怖市场”计划的标签。威登和道根对此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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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纳税人的钱用于设立一个恐怖主义的投注经营场所既让人厌恶，也是浪费钱财。美国人民希望联邦政府用它的资源去加强我们的安全，而不是拿它当赌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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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及报纸的新闻报道几乎完全持反对态度——公众舆论也是如此。难道PAM的支持者如此盲目以至于看不到这会给恐怖主义提供经济刺激吗？还有比这更不寻常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例子吗？仅在此事被公之于众后的第二天，6月29日，国防部长终止了这个项目。信息识别办公室（Information Awareness Office）负责人约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也被迫于次日递交了辞呈。两个月后，所有向该办公室提供的资助均被终止。对于惰性成风的官僚机构来说，上述举动实在太雷厉风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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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其他媒体——发行不那么频繁且受众更加有见识的媒体——继续跟踪这个恐怖市场事件。他们深入研究了这个项目的合理性所在，并与项目创始人就项目设计中可能存在的缺陷进行了探讨，最终总结了几条结论。[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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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有大量经验证据可以证明投机市场预期的准确性，从赛马到选举到入侵无所不包。“敢拿自己说的话打赌”证明是让那些了解实情者说出真相，让不明就里的人甘拜下风的最佳办法。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投注市场在很多情形下比其他预测方法更胜一筹。PAM并不是从象牙塔的理论推理中获得灵感，而是从其他投注市场上业已证实的成功中得到启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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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投入到PAM的赌桌上的资金是非常少的。单笔赌注的数额被限定在几十美元。认为这些微不足道的小钱将诱发更多的恐怖主义行动的想法是十分可笑的。想从恐怖袭击中获利的恐怖分子，可以通过操纵常规金融市场——诸如卖空航空股票——赚到多得多的钱。顺便提一句，“9·11”事件委员会发现这种情况也并没有发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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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这个项目被如此仓促叫停以至于根本没有时间对那些指控进行考证。据我的一位同事及PAM项目的智囊之一罗宾·汉森（Robin Hanson）称：“在最关键那天，政府方面没有任何人征求PAM成员的意见，了解这些指控是否正确，或者是否可以把项目中更遭人厌恶的部分去掉。”[40]项目创始人已经有所预见且对主要的反驳作出了回应，但愤怒的反对者根本置若罔闻。至少可以这么说，他们并没有提太多建设性的批评意见；他们的目标是要终止项目，而不是改进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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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PAM的经历向那些赞同“群众的智慧”的人提出了一个悖论。索罗维基强有力地捍卫像PAM那样的决策市场的优势。但是他同时也声称：“没有理由相信在绝大多数情形下都明智的大众，在政治场合突然间变得愚钝了。”只要存在正确答案，“民主政治下采纳好的政策的机会总会比较高”[41]。然而，索罗维基如何解释公众对PAM的极端敌意呢？如果决策市场与民主政治都运行良好，PAM应该成为受欢迎的对象。[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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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者如果更深入地研究PAM项目，他们或许会更愤怒。因为这个项目的一个主要特点在于它能根据不同条件进行投注。比如，你可以对如果美国入侵伊拉克西方因恐怖主义而伤亡的人数，以及不入侵情况下的伤亡人数下注。比较两类赌注的价格将会发现，市场是认为入侵将使我们更能免于恐怖主义袭击还是相反。总而言之，投注市场不仅可以警示政治领导人，同时也能警示公众舆论自身。这注定会让民主原教旨主义者怒不可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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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PAM的创始人很难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沾上边。他们建基于可靠的经验证据之上，对于潜在的问题做了周密考虑，且欢迎各种批评和质疑。他们的计划是先在小范围内对项目进行测试，发现问题所在，然后逐渐将之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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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对者则几乎完全相反。他们不问预测性投注市场过去的记录。显然，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也并不打算去了解。尽管近年来传统的情报系统面临明显的失灵，他们仍然相信最好的政策还是沿用传统。听听威登和道根是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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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在报告中提供的例子将让参与者就这样的问题下注：“恐怖分子会在明年用生化武器袭击以色列吗？”为妥当起见，这样的威胁应该诉诸最高质量的情报收集和分析——而不是把问题提给在互联网站上打赌的个人。[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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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妥当了吗？他们怎么知道？最起码，PAM可以让投注市场与传统的情报系统之间有一个竞争。但是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并不想让自己的反市场信条接受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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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私人选择：作为民主与独裁之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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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民主政治不是民主政治之外的唯一选择。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处于政治或“集体选择”领域之外。当法律沉默时，决策权“交给个人”或“留给市场”。如果这一称谓没有被别人使用过的话，可以把私人选择叫做“第三条道路”——民主与独裁之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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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大部分的人类历史中，宗教是一项国家责任。认为政府可以没有国家宗教的主张是匪夷所思的。一切都发生改变了，现在个人可以自己决定信奉哪种宗教了——如果有的话。尽管只是表面文章，这种宗教的非政治化却并非民主。多数派现在和独裁时期一样对于我的宗教并没有太多发言权；在两种情况下，法律都忽略了公众舆论。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经济生活的很多方面也同样不民主地免遭联邦及州政府的管制。[44]市场周期性地在从最低工资到国家复兴局（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的所有方面打败民主。除非你是一个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否则你必须接受这一切可能都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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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诚的民主人士常常认定民主与市场是替代关系。库特纳称：“民主国家仍然是市场的主要制衡物。”[45]他们的抱怨是，因为公司的发言权越来越大，公众在关于自己命运的问题上的发言权越来越小。为了“挽救民主”，人们必须重新主张自己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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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不无道理。虽然反对者们过度夸大了私有化和反规制的程度，但这些决策是出自多数派之手，且是后者自己把命运交到企业主手中的。但是批评者很少反思这种权力移交是否可取。他们把减少对民主的依赖看作理当需要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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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民主原教旨主义的另一个表现。如果一个经济学家在反对一个政府项目时唯一要说的是：“就是因为政府干预。是政府取代了市场！”他将被视作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而打入另册，然后被边缘化。但是当同样一种幼稚的声音以民主的名义响起的时候，得到的将是听众的支持。精明企业的贪婪能比糊涂选民的利他主义作出更好的决策，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为什么不至少比一比它们的表现，而要先入为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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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记得并不是只有在无限制的民主和纯粹的自由放任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那么所谓我们正在“失去民主”的抱怨是尤为没有根据的。仅仅因为有一些民主是有益的或必要的，很难得出我们不应该少一些民主的结论。试想一下放松对电视和广播频率的管制。民主原教旨主义者认为这种想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会丧失民主的监督。[46]但是我们很难在娱乐产业看到民主的价值。类似家庭影院频道（HBO）那样的收费电视网络显示，不受多数人偏好制约的盈利动机，是产生高质量、有创意的电视节目的诀窍所在。而民主原教旨主义则抑制了传媒产业其他部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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