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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选民非理性、市场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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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学界的批评中有一条是正确的。经济学家的确赞成一长串不受欢迎，甚至遭人厌恶的观念。其中最遭人厌恶的或许就是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的运行效率要比一般人想象的好很多。这一判断是经济学家支持市场的观点——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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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本书揭穿了很多想贬低经济学的客观性的企图，但在对市场优势的辩论中贡献甚少。本书着重于天平的另一端。市场与政府的最优组合并不取决于市场的绝对优势，而在于它们与政府相比的比较优势。无论你认为市场运转得多么有效，只有在你对民主日渐失望从而更加倚赖市场的情形下，才有意义。如果你有两个汽车机修工，你发现A在干活时喝酒，你的自然反应就是把业务转给B，无论你对B过去抱怨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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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想把你推向民主的消极一面吗？没错。首先，我强调选民是非理性的。但我同时接受在热衷民主的人士中颇为普遍的两个观点：选民很大程度上是无私的，政客通常顺从公众舆论。与我们的直觉相反，这三者的结合——非理性的认知、无私的动机以及适度的回旋空间——其结果却“再糟糕不过了”。[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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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公众观念是明智的，那么选民的自私和政客的回旋空间将阻碍民主完全履行其承诺。但是，如果公众观念是愚蠢的，那么自私和回旋反而会阻止民主给大家带来全面威胁。自私与回旋更像是水而非毒药。它们不具有与生俱来的伤害性，而是对其发挥影响的系统属性起稀释作用。因此，当公众系统性地误解社会实现福利最大化的途径时——如同他们所经常认为的那样——他们则点燃了迅速燃烧的连接相应错误政策的导火索。这将使几乎所有人都会对民主更加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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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突出的含义在于，即便是被普遍指责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学家，也应该比现在更支持市场。目前经济学家所以为的市场与政府之间的最优均衡源于他们对民主优势的过高估计。在很多情形下，经济学家应该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仍支持自由市场，因为即便如此它仍然胜过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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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众所周知存在“逆向选择”的保险市场失灵。如果投保人知道自己的风险水平，而保险公司只知道平均风险水平，市场会趋向于萎缩。低风险的人退出市场，从而将提高消费者的平均风险水平，从而将提高价格，最终导致更多低风险消费者退出。[52]可能出现的最糟糕的结果是，市场陷入“瓦解”（unravels）。因为保险价格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没有人愿意买保险；而消费者风险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公司不可能提供更低的保险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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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往往把逆向选择的存在当做偏离自由市场假定的一个过硬理由。[53]但是如果考虑到民主真正的运转方式，改变假定就显得太草率了。考虑到公众舆论，民主有可能会采取何种管制方式呢？逆向选择问题的根本在于，保险公司没有足够的信息能向风险水平最高的用户收取最高的保险金。但是，一个具有反市场偏见的人将如何看待这些事情？他从来想不到，“最好保险公司能够鉴别这些风险最高的顾客，并向他们收取相应的保险金”。透过反市场偏见的哈哈镜，需要解决的“显而易见”的问题变成向高风险人群收取高保费，而不是风险和保费之间不能完全匹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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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管制能够——例如，通过让每个人都买保险的方式——帮助纠正逆向选择问题是一个站不住脚的支持管制的论据。由于公众存在反市场偏见，民主将有可能要求公司向高风险群体收取与其他人一样的保费。保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这将促使低风险群体退出市场，从而使逆向选择问题变得更糟。但是经济学原理是公众拒绝接受的东西。其实，即使是从不完善的自由市场中寻找出路，也要好过寻求选民的意见，这个道理不见得非得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才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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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经济学家中间，市场取向的政策建议也往往被看作太教条，过于回避自由市场的缺陷。[54]很多人喜欢一种更加“世故的”立场：既然我们已经充分研究了市场的优势，也别忘了强调政府干预的好处。我主张资格是需要具备资格的条件的：在我们强调市场干预的好处之前，应该区分由用心良苦的经济学家所设计的干预和求助于非经济学家的干预，然后反思为什么后者占了主导地位。采取一个可靠的支持市场的立场并不必然是教条。你只须注意一条，强调干预好处的“世故”观点错把理论可能性当做现实的可能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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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芝加哥学派因为其“市场好、政治糟”的立场而遭受骂名。大家可以把我的著作理解为复兴该传统的一种努力。它的很多观点是有缺陷，甚至相互矛盾的。如果人们都像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所假定的那样，是清一色理性的，那么政府的糟糕政策不会延续太久。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这么说，等于是挖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墙角。[55]但是错误的论据仍然有可能导致正确的结论；斯蒂格勒是一个更好的逻辑家，但弗里德曼却比他更有洞察力。如果把其学说建立在理性的胡闹基础之上，由弗里德曼所开创的芝加哥学派或许还能重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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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纠正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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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民主分析的主要结论是，应该更多依靠私人选择和自由市场。但是在给定民主优越于市场的条件下，能有什么办法——如果有的话——改善结果呢？答案取决于你在多大灵活程度上界定“民主”。如果你需要通过一项经济学知识测试后才能投票，或者需要一个大学文凭才能投票，我们是否还拥有“民主”？这两项举措都将增加中间选民对经济学的理解，从而导致更明智的经济政策。在历史上，出于歧视目的，选举权曾经是受限制的，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出于其他原因再次采用它。对选民能力的测试不会比驾照考试更让人反感。糟糕的驾驶和糟糕的投票同样危险，不仅对于本人如此，对无辜的旁人更是如此。弗雷德里克·巴斯夏认为，“投票权是建立在投票能力的前提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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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缺乏能力会成为将选民排除在外的理由？因为这不是投票者自己承担投票的后果，因为每一张选票都涉及且影响整个社群，因为社群显然在影响自身福利和生活的行动方面有权得到一些保障。[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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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能提高中间选民的经济学素养的可行办法是，赋予具有更高经济学素养的个体或群体额外的 投票权。值得注意的是，在1949年通过《人民代表法》（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之前，英国一直保持了精英大学毕业生及企业主的复数投票权（plural voting）。如同斯佩克（Speck）所解释的那样，“大学毕业生可以投票选举12所大学的候选人及自己所在选区的代表，在自己居住地之外的选区还有房产的企业主可以在两个选区参加投票”[57]。鉴于接受更多教育的选民更能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问题，上述的权重模式（weighting schemes）是有它的道理的。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1948年的英国是否可以算作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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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的一个温和的改革建议：减少或取消增加选民投票率的努力。教育和年龄是预测投票率的两大最佳指标。由于前者是影响经济学素养的最重要指标，而后者与经济学素养几乎没有关联，因此中间选民的经济学素养将超过中间民众。如果“动员投票”运动导致100%的参投率，政客们将不得不为争取显然更具偏见的选民的支持而奋斗。[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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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人之所以担心政治参与的法律变化或实际变化，是因为他们将经验证明不成立的SIVH假设视作当然。[59]如果选民的目标是为了增加自身利益，没有选民会轻易上当受骗。有权投票的人将明智地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政策，而无视其他任何人的利益。然而，SIVH假设遭到了如此之多证据的反驳，以至于根本无须有上述担心。而那些最了解情况的选民并不想剥削利用他们那些头脑不太清楚的同胞们。与其他选民一样，总体而言，他们的目标是为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他们不过是在如何实现最大化方面恰好知道得更多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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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是更佳的选民，那么改善民主的另一条可取道路，是向选民提供更多的教育。这或许能奏效。但这个办法会比较昂贵，而且如前章所述，教育可能是求知欲或好奇心的一个代理变量。还有一个更廉价，同时也是因果效应更可靠的办法是，改变教学大纲。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认为学校应该通过强调“经济学、进化生物学、概率论和统计学”，努力“培养学生在理解现代世界方面最重要的认知技能，以及他们最不可能生来就具备的认知工具”。[60]平克在本质上是希望赋予学校以新的使命，即根除学生们原有的偏见，特别是与政府政策密切相关的观念。[61]那么要取消什么课程以便为新的内容腾出空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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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只有24个小时，在决定教一门课的同时意味着要决定不教另一门课。问题不在于三角几何是否重要，而在于与统计学相比它是否更重要；问题也不在于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是否应该知道古典文学，而在于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古典文学是否比经济学原理更重要。[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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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何改善民主效率的办法中，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一条，是针对具有经济学素养的个体的。他们如果享有一些政治上的回旋余地的话，不妨对此加以利用，以改进政策。[63]如果你在管制部门工作，负责起草立法，能向政客提供建议，或者担任公职，在弄清楚自己拥有多大的自由权限后，利用它去改善政策。你可以向那些糟糕的计划说不，向不错的主意伸出援手。如同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所说的：“一个经济学家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一项每年耗费1亿美元的政府项目延迟一周时间……这就意味着，通过自己的行动，他已经为自己赚取了一辈子的薪水。”[64]如同巴斯夏所强调的，凭借自己带偏见的判断行事的选民伤害的不仅是他自己。如果你利用自己的政治回旋余地去改善政策，你是在尽自己的职责制止一个妨碍公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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