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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经济学家中间，市场取向的政策建议也往往被看作太教条，过于回避自由市场的缺陷。[54]很多人喜欢一种更加“世故的”立场：既然我们已经充分研究了市场的优势，也别忘了强调政府干预的好处。我主张资格是需要具备资格的条件的：在我们强调市场干预的好处之前，应该区分由用心良苦的经济学家所设计的干预和求助于非经济学家的干预，然后反思为什么后者占了主导地位。采取一个可靠的支持市场的立场并不必然是教条。你只须注意一条，强调干预好处的“世故”观点错把理论可能性当做现实的可能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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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芝加哥学派因为其“市场好、政治糟”的立场而遭受骂名。大家可以把我的著作理解为复兴该传统的一种努力。它的很多观点是有缺陷，甚至相互矛盾的。如果人们都像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所假定的那样，是清一色理性的，那么政府的糟糕政策不会延续太久。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这么说，等于是挖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墙角。[55]但是错误的论据仍然有可能导致正确的结论；斯蒂格勒是一个更好的逻辑家，但弗里德曼却比他更有洞察力。如果把其学说建立在理性的胡闹基础之上，由弗里德曼所开创的芝加哥学派或许还能重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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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纠正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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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民主分析的主要结论是，应该更多依靠私人选择和自由市场。但是在给定民主优越于市场的条件下，能有什么办法——如果有的话——改善结果呢？答案取决于你在多大灵活程度上界定“民主”。如果你需要通过一项经济学知识测试后才能投票，或者需要一个大学文凭才能投票，我们是否还拥有“民主”？这两项举措都将增加中间选民对经济学的理解，从而导致更明智的经济政策。在历史上，出于歧视目的，选举权曾经是受限制的，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出于其他原因再次采用它。对选民能力的测试不会比驾照考试更让人反感。糟糕的驾驶和糟糕的投票同样危险，不仅对于本人如此，对无辜的旁人更是如此。弗雷德里克·巴斯夏认为，“投票权是建立在投票能力的前提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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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缺乏能力会成为将选民排除在外的理由？因为这不是投票者自己承担投票的后果，因为每一张选票都涉及且影响整个社群，因为社群显然在影响自身福利和生活的行动方面有权得到一些保障。[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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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能提高中间选民的经济学素养的可行办法是，赋予具有更高经济学素养的个体或群体额外的 投票权。值得注意的是，在1949年通过《人民代表法》（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之前，英国一直保持了精英大学毕业生及企业主的复数投票权（plural voting）。如同斯佩克（Speck）所解释的那样，“大学毕业生可以投票选举12所大学的候选人及自己所在选区的代表，在自己居住地之外的选区还有房产的企业主可以在两个选区参加投票”[57]。鉴于接受更多教育的选民更能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问题，上述的权重模式（weighting schemes）是有它的道理的。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1948年的英国是否可以算作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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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的一个温和的改革建议：减少或取消增加选民投票率的努力。教育和年龄是预测投票率的两大最佳指标。由于前者是影响经济学素养的最重要指标，而后者与经济学素养几乎没有关联，因此中间选民的经济学素养将超过中间民众。如果“动员投票”运动导致100%的参投率，政客们将不得不为争取显然更具偏见的选民的支持而奋斗。[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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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人之所以担心政治参与的法律变化或实际变化，是因为他们将经验证明不成立的SIVH假设视作当然。[59]如果选民的目标是为了增加自身利益，没有选民会轻易上当受骗。有权投票的人将明智地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政策，而无视其他任何人的利益。然而，SIVH假设遭到了如此之多证据的反驳，以至于根本无须有上述担心。而那些最了解情况的选民并不想剥削利用他们那些头脑不太清楚的同胞们。与其他选民一样，总体而言，他们的目标是为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他们不过是在如何实现最大化方面恰好知道得更多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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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是更佳的选民，那么改善民主的另一条可取道路，是向选民提供更多的教育。这或许能奏效。但这个办法会比较昂贵，而且如前章所述，教育可能是求知欲或好奇心的一个代理变量。还有一个更廉价，同时也是因果效应更可靠的办法是，改变教学大纲。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认为学校应该通过强调“经济学、进化生物学、概率论和统计学”，努力“培养学生在理解现代世界方面最重要的认知技能，以及他们最不可能生来就具备的认知工具”。[60]平克在本质上是希望赋予学校以新的使命，即根除学生们原有的偏见，特别是与政府政策密切相关的观念。[61]那么要取消什么课程以便为新的内容腾出空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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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只有24个小时，在决定教一门课的同时意味着要决定不教另一门课。问题不在于三角几何是否重要，而在于与统计学相比它是否更重要；问题也不在于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是否应该知道古典文学，而在于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古典文学是否比经济学原理更重要。[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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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何改善民主效率的办法中，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一条，是针对具有经济学素养的个体的。他们如果享有一些政治上的回旋余地的话，不妨对此加以利用，以改进政策。[63]如果你在管制部门工作，负责起草立法，能向政客提供建议，或者担任公职，在弄清楚自己拥有多大的自由权限后，利用它去改善政策。你可以向那些糟糕的计划说不，向不错的主意伸出援手。如同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所说的：“一个经济学家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一项每年耗费1亿美元的政府项目延迟一周时间……这就意味着，通过自己的行动，他已经为自己赚取了一辈子的薪水。”[64]如同巴斯夏所强调的，凭借自己带偏见的判断行事的选民伤害的不仅是他自己。如果你利用自己的政治回旋余地去改善政策，你是在尽自己的职责制止一个妨碍公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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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经济学：它有何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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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让我们的本科生的头脑能够抵御那些在所谓国际贸易的专业讨论中如此盛行的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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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鲁格曼：《关于贸易，本科生需要知道什么？》[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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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绝大部分民主的补救办法都面临类似22条军规的两难处境。一旦你使用政治回旋余地，要削弱缺乏经济学素养的民众的政治影响的唯一办法，就是说服他们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是，如果你真的有足够的说服力去那么做，你还不如“省略中间环节”，直接说服他们在投票的时候更理智。然而说服力是一种稀缺资源。在给定经济学学科及其“同盟军”的说服力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做些什么？[66]有什么办法可以更好地利用他们的时间吗？我相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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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给人的印象是，不愿意给出确切答案且不能够达成共识。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曾经广为人知地渴求一位“单手操刀的经济学家”，他不会动则说“一方面如何如何，另一方面如何如何”。保罗·萨缪尔森补充说：“众所周知，经济学家从不应该同意彼此的观点。如果议会打算向六位经济学家征求意见，一定会收到七个答案——其中的两个，无疑会来自反复无常的凯恩斯先生！”[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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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经济学家还是那些诋毁者都明白这些陈词滥调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只有一条，经济学家自己需要为被误解承担主要责任。当经济学家要在传递零信息和过于简化但大体准确的结论之间进行选择时，他们奇怪地似乎倾向于零信息。当你与学生们朝夕相处一整个学期后，你会发现他们除一些要点外什么也没记住。如果你不能把一些最基本的原则灌到他们的脑子里，他们可能会什么都没学到。然而在我曾经上过的十多门经济学课程中，教授们很少如此认真地约束自己。很多人热衷于国民收入核算、数学上的细微差别，或者最近的学术热点等细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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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经验得知，教授们有巨大的回旋空间。他们可以彻底改变自己课程的内容及风格而无须付出太大代价。由此我们要问：“经济学教授如何才能更好地利用他们的时间？”我的回答是他们应该力求强化单手操刀的经济学家的先驱——巴斯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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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把自己的正式职业描述为“经济学教师”，那将毫无特别之处。每个懂一些经济学的人——教授、政策分析人士、新闻记者、学生以及关心经济学的民众——都有机会成为老师。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像巴斯夏那样，从比较一个问题的流行观念和经济学观念开始。要搞清楚经济学家想的是一回事，非经济学家想的是另一回事。选择几个具有深刻政策含义的结论——如比较优势、价格控制的后果以及劳动节约型创新的长期效益——并把它们吃透。就像巴斯夏所建议的那样，“我们必须……如此透彻地提出我们的结论，以至于真理和谬误将自然凸显，以至于在贸易保护还是自由贸易的问题上胜负立判、一劳永逸”[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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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如能采纳巴斯夏的建议，还将助益于自己的同行们。经济学家不能提供确切结论的老调子使经济学家的名誉受损。如果能够破除这种陈词滥调，不仅能使你个人，更能使整个经济学界变得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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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很多人不习惯于做一个单手操刀的经济学家。但实际上任何人都能做到。不要把过多的时间花费在界定一般原则上。除非在最好的学校，原理课应该基本上不设入门门槛——把时间浪费在那些让一般结论不能成立的罕见的情形上并没有太大意义。最好把原理课上教的绝大部分特例推迟到中级课上去讲，而把中级课要教的绝大部分特例推迟到研究生课程去讲。如果你告诉最优秀的学生，“这些问题将留待高级课程再讲”，他们会理解你的意图。对于剩下的学生而言，你必须尊重学习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你试图教的越多，学生记住的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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