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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经济学家还是那些诋毁者都明白这些陈词滥调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只有一条，经济学家自己需要为被误解承担主要责任。当经济学家要在传递零信息和过于简化但大体准确的结论之间进行选择时，他们奇怪地似乎倾向于零信息。当你与学生们朝夕相处一整个学期后，你会发现他们除一些要点外什么也没记住。如果你不能把一些最基本的原则灌到他们的脑子里，他们可能会什么都没学到。然而在我曾经上过的十多门经济学课程中，教授们很少如此认真地约束自己。很多人热衷于国民收入核算、数学上的细微差别，或者最近的学术热点等细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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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经验得知，教授们有巨大的回旋空间。他们可以彻底改变自己课程的内容及风格而无须付出太大代价。由此我们要问：“经济学教授如何才能更好地利用他们的时间？”我的回答是他们应该力求强化单手操刀的经济学家的先驱——巴斯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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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把自己的正式职业描述为“经济学教师”，那将毫无特别之处。每个懂一些经济学的人——教授、政策分析人士、新闻记者、学生以及关心经济学的民众——都有机会成为老师。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像巴斯夏那样，从比较一个问题的流行观念和经济学观念开始。要搞清楚经济学家想的是一回事，非经济学家想的是另一回事。选择几个具有深刻政策含义的结论——如比较优势、价格控制的后果以及劳动节约型创新的长期效益——并把它们吃透。就像巴斯夏所建议的那样，“我们必须……如此透彻地提出我们的结论，以至于真理和谬误将自然凸显，以至于在贸易保护还是自由贸易的问题上胜负立判、一劳永逸”[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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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如能采纳巴斯夏的建议，还将助益于自己的同行们。经济学家不能提供确切结论的老调子使经济学家的名誉受损。如果能够破除这种陈词滥调，不仅能使你个人，更能使整个经济学界变得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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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很多人不习惯于做一个单手操刀的经济学家。但实际上任何人都能做到。不要把过多的时间花费在界定一般原则上。除非在最好的学校，原理课应该基本上不设入门门槛——把时间浪费在那些让一般结论不能成立的罕见的情形上并没有太大意义。最好把原理课上教的绝大部分特例推迟到中级课上去讲，而把中级课要教的绝大部分特例推迟到研究生课程去讲。如果你告诉最优秀的学生，“这些问题将留待高级课程再讲”，他们会理解你的意图。对于剩下的学生而言，你必须尊重学习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你试图教的越多，学生记住的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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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可能会有争议的例子，经济学家在为学生教授竞争时就没有采取太好的方法。[69]教科书通常说：“只要……竞争就是有效的。”随后列出很多完全竞争的强假设。很多课本犯了技术层面的错误：完全竞争的假定是效率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70]此外还应该批评的一点是，他们没有强调，即便是不完全竞争也足以反驳所谓“企业随心所欲地要价”的陈词滥调。学生们甚至在垄断问题上过度夸大了贪婪动机与糟糕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与竞争性公司一样，垄断企业也存在降低成本的动机，在成本下降时降低价格，随时防备着潜在的竞争。对学生来说，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理解自利往往鼓励对社会有利的行为，而不是强调这一机制的不完善性。他们的反市场偏见几乎能够保证他们不会忘记市场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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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有人会提出一个合理的质疑：既然人们的经济学观念如此非理性，有可能说服他们吗？我的回答是非理性并不构成说服的障碍，只是需要换一种表达技巧。试想：如果“消费”观念部分是为了获得直接的心理收益，那么要想在观念市场上取胜，你必须对观念赋予恰当的情感内容。让经济学变得更“酷”的方法不止一种，但是我喜欢用一种反叛性发现和挑战常识的情感特征去包装它。谁不是和那个在安徒生童话中大声喊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的想法一样呢？你可能担心听众会疏远你，但这取决于你如何表达。“我是对的，你错了。”如果是这种表述方法，你必败无疑。但是如果这么表达：“我是对的，这个教室之外的人错了，你不想跟他们一样吧？”根据我的经验，效果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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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这些技巧既可以用来灌输谬误，也可以用来强调真知。但是人们本质上并不排斥真理。事实上，你可以让学生们热衷于主动思考那些社会不赞成的问题，正如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他的《自立》一文中所做的那样。他把追求真理描绘为一种不仅是负责任的，更是一种英雄式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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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不必为吃饭发愁，而且不屑于做点或说点什么去讨好他人——就像贵族老爷一样，这种泰然自若的气质正是人性中的健康心态。他就像这个社会的主人一样，无拘无束，不负责任，在自己的角落观察着眼前的人和事，以孩子特有的迅速而干脆的方式将他们宣判为，或好、或坏、或有趣、或愚蠢，或能言善辩，或令人生厌。他不去考虑后果也不必计较得失，因此能做出一种独立的、真实的评判。[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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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夏也通过嘲讽那些缺乏逻辑和常识的人而让它们变得富有魅力。看看他那著名的蜡烛生产者的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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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遭受国外对手的毁灭性竞争，他有显然具备比我们强得多的光源生产条件，以至于他的产品能以让人难以置信的低价像洪水般涌入国内市场；自他出现在市场上那一刻开始，我们的产品就滞销了，所有顾客都转向了他那儿。……这个对手……不是别人，正是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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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尽最大可能隔绝所有能接触自然光线的途径，从而创造一种人造光线的需求，在法国，还愁有什么产业最终得不到支持吗？[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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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请愿不仅仅是在教授经济学。它把贸易保护变成了一个笑话。在这个过程中，巴斯夏没有把经济学家刻画成书呆子，而是有识之士的聚会中的活跃分子。无须损害自己在智识上的声誉，巴斯夏通过激发读者们良好的自我期望，使他们成为他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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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没有一整个学期的时间去启发你的听众，我的建议可能更切中要害。你的时间越少，以下步骤就越重要：（1）强调流行观念与经济学原理之间的鲜明对比；（2）解释为什么后者正确而前者错误；（3）让你的阐述生动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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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媒体的聚光灯只给其他专家几秒钟的时间去表达观点的时候，他们通常尽量集中表达一到两个简化的结论。他们知道这是自己在规定时间内能采取的最好办法。但是经济学家并不愿意采用这种策略。虽然专题讨论节目需要如此，但他们认为表达一个明确的判断是不合适的。这就是他们常常被完全忽略的症结所在。[73]如果你不过是众多自我推销的声音中的一个，你最好在机会终于轮到你的时候清晰地表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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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经济学家在电视节目中自由发挥的余地要比课堂上小。如果记者就贸易赤字问题采访你，而你坚持要把话题转向比较优势，你的采访就可能不被播出，而且减少了接受再次采访的机会。当然，如果想看看媒体究竟有多大的耐心，倒是不妨一试。当被问及任何有关贸易赤字的问题时，开门见山地表明自己的反对立场并没有什么不妥：“贸易赤字，不同于流行观点，并不是一件坏事。只要贸易赤字一走高，人们总想对此‘做点什么’，但他们错了——就像所有贸易一样，无论是否出现赤字，国际贸易都是互利互惠的。”或许你还可以举个有趣的例子：“我和维格曼超市（Wegmans Supermarket）之间就存在巨大的贸易赤字——我从它那儿购买了上千块钱的日用品和食物，但是它从未从我这儿买过什么——可这没什么可担心的。”如果你不能把话题从最近的数字上转开，至少花一点时间让你的数字更有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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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报纸专栏与博客这样的渠道介于电视直播与学期课程之间。在这种平面媒体或网络上会比在电视上有更多回旋余地。尽管如此，你仍然必须高度简化。我知道有一个经济学家在写专栏时，有意比编辑要求的字数少几个字。他解释说，这样报纸就很难把他最喜欢的部分删掉了——显然，他担心这恰好是文字编辑可能最讨厌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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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夏的经济学教育方法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但那只是开始。[74]巴斯夏把经济学教育放到了一个更宽泛的背景下。经济学家研究世界，但同时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他们应该如何定位自己？巴斯夏的回答是，“与陈腐偏见作斗争”。用现代术语说，经济学家提供纠正系统性偏见这样的公共物品。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真理开道……让人们的头脑更易于理解真理……纠正公众舆论……消除那些可能误用手中的危险武器的人手中的武器。”[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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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们出于本能已经履行了部分职责。不过很难肯定，如果缺乏对几代人的经济学教育，类似降低关税及私有化这样的变化是否还会在小规模上发生，或者根本不能发生。[76]不过，经济学家处于一个特定的情形：他们之所以纠正公众舆论，并非受市场力量驱使，而是因为如果他们特别希望的话，市场力量将赋予他们回旋的空间去履行这样的职责。这意味着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职业群体的斗志——他们在背负这一责任时的热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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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经济学界的斗志之所以被消磨，一个主要因素在于，经济学的系统性偏见观念的边缘化。如果一般选民真的能无须任何教育就可以正确理解经济学的话，谁还会需要经济学家 ？他们又能承担什么社会职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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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个不可能回答的问题。经济学专家可以让自己致力于消除公众观念的分歧，减小因为随机误差产生的离差（dispersion）。这么做，他们将实现凯恩斯的夙愿：经济学家将变成“与牙医在同一个档次上的谦虚而有才华的人”[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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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职业的谦逊是危险的。将自己类比于牙医的经济学家根本上将接受社会的现状。如果经济学家的唯一任务是消除分歧，这就罢了。但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学家是反对构成大量糟糕政策的系统性错误的主要防线。如果他们也回避这个问题，那么这些错误将很大程度上无法得到抑制。没有什么比这种误导的谦逊更能让经济学家弃离自己的岗位，阻止其履行他们的重大职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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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不应该忘记他们曾经犯下，且还会再犯的错误。我们都得承认我们的局限性。但是有两种错误是可以避免的。自大是一种，自谦是另一种。前一种错误会让专家不自量力；后一种错误会让专家在错误当道时袖手旁观、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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