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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预期思维,通过让注意力偏离那些构成每一次严重危机的深刻误解,而使西方经济学遭受严重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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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经济急诊室内的生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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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肯定不是将政策的受欢迎程度与其后果分开考虑的第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自不同学科的很多思想家已经做过同样的思考: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弗雷德里克·巴斯夏、西蒙·纽科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弗兰克·奈特、约瑟夫·熊彼特、查尔斯·舒尔茨、托马斯·索厄尔、艾伦·布林德以及保罗·克鲁格曼;政治理论家如尼古拉·马基雅维利、古斯塔夫·勒庞、罗伯特·米歇尔斯、加塔诺·莫斯卡以及埃里克·霍弗;甚至小说家如乔治·奥威尔和安·兰德。但是我的立场是在挑战现代社会科学。如果我是对的,那么有一大批业已出版的研究成果就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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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形式化的政治理论来说,这些研究总体上是正确的,如同在经济学与政治科学中所通行的那样。这些模型基于一般选民能够理解政治—经济系统如何运转的假定,因此要说有什么价值的话,也只能是起误导作用。但是他们并不打算在理性投票的基调之上增加任何更复杂的变量。[7]所有的模型都是高度简化的,但这不能成为我们习惯性地把与我们所知相反的东西当做假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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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家不愿放松理性预期的假定,这迫使他们去追求极为复杂的模型。[8]费尔南德斯(Fernandez)和罗德里克(Rodrik)的著名文章《抵制改革》就是一个好的例子。[9]经济改革在发展中国家常常不受欢迎。在我看来,最简单且最好的解释是绝大多数人低估了经济改革的好处。[10]但是罗德里克从方法论角度强烈反对这一解释:你不能那么说。[11]相反,费尔南德斯和罗德里克证明,一种特殊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大多数人反对将使多数人受益的政策。例如,假设40%的选民知道改革将使他们增加1 000美元的收益;剩下的选民有25%的概率能获得1 000美元,75%的概率会损失1 000美元。也就是说,55%(40%+0.25×60%)的选民将因此获得1 000美元的收益。但是因为有60%的选民预期自己将损失500美元,因此在改革之前投票反对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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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绝大多数政治学的形式模型一样,费尔南德斯—罗德里克模型在逻辑上是内在一致的。[12]其结论——多数理性选民可能反对肯定能使多数人更加富裕的改革——是由其前提严谨地推导得出的。但是我们很难把这个解释当做现实中人们反对改革的理由。如果忽略选民非理性并没有觉得在学术上有任何不妥的话,费尔南德斯和罗德里克何必让自己的模型多费周折呢?既然你已经知道选民非理性是普遍存在的,为什么还要耗费脑力去解释为什么理性选民会做一些似乎非理性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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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我们周围有多少理性投票模型,就可知他们的边际科学价值已经降低到接近于零了。理论家们现在可以通过探讨不同形式的非理性所造成的后果来让我们学到更多。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蒂莫尔·库兰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的“获得性传导”模型(model of “availability cascades”)。[13]库兰和桑斯坦从人类高估印象深刻事件的概率这个微观层面的证据开始。他们问道,如果媒体偶然发现一则不期而至、新鲜刺激而又令人恐怖的奇闻,会是什么效果?那一定会冲击收视率的榜首。他们的报道会帮助公众记住这则奇闻,从而放大其对风险的估计,再而增加对类似故事的需求。一旦恐慌蔓延,政客就承诺要解决问题,从而进一步提高事件的被关注度。库兰和桑斯坦认为这一机理引发了一大串诸如爱之渠(Love Canal)[14]、Alar生长素,环球航空TWA 800空难事件[15]那样无法证实的恐慌。它还能解释为什么这种歇斯底里的情绪在不同国家之间差异如此巨大。几则关于核能的恐怖故事在美国能像滚雪球般演变成集体性的情绪失控,而在欧洲却没有什么影响;转基因食品问题则刚好相反。即使库兰和桑斯坦被证明是错的,他们也在运用人们如何思考的现实假定去构建政治学模型方面做出了真正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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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形式化的政治理论像我所声称的那样是错误的,那么经验研究的情况又怎样?这中间有一大部分是能够经得起批判的。例如,公众观念研究就很少受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的影响。这个领域的专家不仅继续发表那些运用形式方法进行政治理论研究的学者们难以接受的研究成果,诸如戴维·西尔斯(David Sears)那样的学者还揭示了理性选择理论——最为突出的是,选民自私的假定——存在的重要漏洞。而且,如果选民有我所说的一半程度的非理性,我们就应该接受政客拥有部分回旋余地且利用了这种回旋余地的可能性。[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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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非所有经验研究都能免受攻击。一些调查让自己“竞走于”各种冲突的理性选择解释之间。如果系数为正,则它支持理性选择理论A,如果为负,则支持理性选择理论B。如果高收入能解释支持自由贸易,那就“证明”它是以穷人的代价在支持富人;如果低收入能解释自由贸易,那就“证明”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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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受理论驱策的经验研究是有问题的。尽管声称接受事实检验,但结论永远支持理性选择路径。当然,如果这种路径能经受广泛的排除其他路径可能的检验,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理性选择路径不仅没能经受这样的检验,如果仔细检查可以发现,其检验的结果是非常糟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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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这类理论驱使下的实证研究仍然有部分是可资利用的。理性选择理论影响人们所提的问题,并且扭曲其对问题的解释。但是只要研究能如实地报告它的发现,我们仍然能有所收获。在理性选择框架内,人们几乎自动把高收入人群更少支持贸易保护的事实,当做贸易保护使穷人比富人受益更大的证据。但是我们可以在不做先入为主的解释的情况下,接受这一事实。富人之所以更不支持贸易保护,或许是因为他们更理性;或者是因为收入是教育或智识的替代变量,而后者使人更加理性。很多实证发现,一旦从其贫乏的理论背景解放出来,就有可能指向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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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想说,由于经济学家的影响大大超出了自己应有的领域,[其误导性观点]致使社会科学家的很多的努力付之东流。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经济学,作为一整套十分重要的分析工具,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使用。市场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第一件事,但他们还有很多其他方法去看待人类行为。然而,一旦少数先行者把政治比作市场,就产生了不幸的潮流效应(bandwagon effect)。现在,到了从潮流中跳出来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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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们常常用呼吁进一步的研究来结束他们的论著,我也不例外。在政治领域,有太多东西需要学习,也有太多需要忘记。社会科学走进过很多死胡同——也忽略过很多有前途的道路——后者原本可以引导我们走出这样一种错误的思维定势:即便在愚昧占据主流的政治领域,每个模型都必须是一个“没有傻瓜的故事”。有谚语这样说道:“聪明人能从傻瓜身上学到比傻瓜从聪明人身上学到的更多的东西。”如果刻意回避傻瓜及其愚昧的观念,社会科学领域的聪明人将人为地束缚他们自己的学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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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ersson and Tabellini(200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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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关综述,参见Grossman and Helpma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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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ittman(1995,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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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ee e. g. Caplan and Stringham(2005),Althaus(2003),Monroe(1998,1983),Page and Shapiro(1992,1983),Erikson,Wright,and McIver(1989),and Wright,Erikson,and McIver(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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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一步讨论,见Wintrobe(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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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achs(1994: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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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ee e. g. Friedman(1996)and Green and Shapiro(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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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进一步讨论,见Saint-Paul(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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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ernandez and Rodrik(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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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ee e. g. Caplan(2003c,2001c)and Sachs and Warner(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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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Rodrik(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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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Fernandez and Rodrik(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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