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454766
1704454767
想一想我们周围有多少理性投票模型，就可知他们的边际科学价值已经降低到接近于零了。理论家们现在可以通过探讨不同形式的非理性所造成的后果来让我们学到更多。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蒂莫尔·库兰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的“获得性传导”模型（model of “availability cascades”）。[13]库兰和桑斯坦从人类高估印象深刻事件的概率这个微观层面的证据开始。他们问道，如果媒体偶然发现一则不期而至、新鲜刺激而又令人恐怖的奇闻，会是什么效果？那一定会冲击收视率的榜首。他们的报道会帮助公众记住这则奇闻，从而放大其对风险的估计，再而增加对类似故事的需求。一旦恐慌蔓延，政客就承诺要解决问题，从而进一步提高事件的被关注度。库兰和桑斯坦认为这一机理引发了一大串诸如爱之渠（Love Canal）[14]、Alar生长素，环球航空TWA 800空难事件[15]那样无法证实的恐慌。它还能解释为什么这种歇斯底里的情绪在不同国家之间差异如此巨大。几则关于核能的恐怖故事在美国能像滚雪球般演变成集体性的情绪失控，而在欧洲却没有什么影响；转基因食品问题则刚好相反。即使库兰和桑斯坦被证明是错的，他们也在运用人们如何思考的现实假定去构建政治学模型方面做出了真正的努力。
1704454768
1704454769
如果形式化的政治理论像我所声称的那样是错误的，那么经验研究的情况又怎样？这中间有一大部分是能够经得起批判的。例如，公众观念研究就很少受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的影响。这个领域的专家不仅继续发表那些运用形式方法进行政治理论研究的学者们难以接受的研究成果，诸如戴维·西尔斯（David Sears）那样的学者还揭示了理性选择理论——最为突出的是，选民自私的假定——存在的重要漏洞。而且，如果选民有我所说的一半程度的非理性，我们就应该接受政客拥有部分回旋余地且利用了这种回旋余地的可能性。[16]
1704454770
1704454771
但是并非所有经验研究都能免受攻击。一些调查让自己“竞走于”各种冲突的理性选择解释之间。如果系数为正，则它支持理性选择理论A，如果为负，则支持理性选择理论B。如果高收入能解释支持自由贸易，那就“证明”它是以穷人的代价在支持富人；如果低收入能解释自由贸易，那就“证明”相反。
1704454772
1704454773
这类受理论驱策的经验研究是有问题的。尽管声称接受事实检验，但结论永远支持理性选择路径。当然，如果这种路径能经受广泛的排除其他路径可能的检验，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理性选择路径不仅没能经受这样的检验，如果仔细检查可以发现，其检验的结果是非常糟糕的。
1704454774
1704454775
即便如此，这类理论驱使下的实证研究仍然有部分是可资利用的。理性选择理论影响人们所提的问题，并且扭曲其对问题的解释。但是只要研究能如实地报告它的发现，我们仍然能有所收获。在理性选择框架内，人们几乎自动把高收入人群更少支持贸易保护的事实，当做贸易保护使穷人比富人受益更大的证据。但是我们可以在不做先入为主的解释的情况下，接受这一事实。富人之所以更不支持贸易保护，或许是因为他们更理性；或者是因为收入是教育或智识的替代变量，而后者使人更加理性。很多实证发现，一旦从其贫乏的理论背景解放出来，就有可能指向新的方向。
1704454776
1704454777
人们通常想说，由于经济学家的影响大大超出了自己应有的领域，［其误导性观点］致使社会科学家的很多的努力付之东流。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经济学，作为一整套十分重要的分析工具，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使用。市场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第一件事，但他们还有很多其他方法去看待人类行为。然而，一旦少数先行者把政治比作市场，就产生了不幸的潮流效应（bandwagon effect）。现在，到了从潮流中跳出来的时候了。
1704454778
1704454779
作者们常常用呼吁进一步的研究来结束他们的论著，我也不例外。在政治领域，有太多东西需要学习，也有太多需要忘记。社会科学走进过很多死胡同——也忽略过很多有前途的道路——后者原本可以引导我们走出这样一种错误的思维定势：即便在愚昧占据主流的政治领域，每个模型都必须是一个“没有傻瓜的故事”。有谚语这样说道：“聪明人能从傻瓜身上学到比傻瓜从聪明人身上学到的更多的东西。”如果刻意回避傻瓜及其愚昧的观念，社会科学领域的聪明人将人为地束缚他们自己的学识。
1704454780
1704454781
[1]Persson and Tabellini（2000：419）.
1704454782
1704454783
[2]有关综述，参见Grossman and Helpman（2001）。
1704454784
1704454785
[3]Wittman（1995，1989）.
1704454786
1704454787
[4]See e. g. Caplan and Stringham（2005），Althaus（2003），Monroe（1998，1983），Page and Shapiro（1992，1983），Erikson，Wright，and McIver（1989），and Wright，Erikson，and McIver（1987）.
1704454788
1704454789
[5]进一步讨论，见Wintrobe（1987）。
1704454790
1704454791
[6]Sachs（1994：507）.
1704454792
1704454793
[7]See e. g. Friedman（1996）and Green and Shapiro（1994）.
1704454794
1704454795
[8]进一步讨论，见Saint-Paul（2000）。
1704454796
1704454797
[9]Fernandez and Rodrik（1991）.
1704454798
1704454799
[10]See e. g. Caplan（2003c，2001c）and Sachs and Warner（1995）.
1704454800
1704454801
[11]Rodrik（1996）.
1704454802
1704454803
[12]Fernandez and Rodrik（1991）.
1704454804
1704454805
[13]Kuran and Sunstein（1999）.
1704454806
1704454807
[14]爱之渠（Love Canal）是位于美国纽约州尼亚加拉瀑布市的一个社区，原为一条长约1 000米的废弃运河。20世纪40年代一家化学品公司购买了这片地区，并把它作为化学废弃物的填埋场。十多年后，该公司将土地转让给当地政府，政府此后在此修建了小学及居民住宅。70年代，当地居民出现孕妇流产、婴儿先天畸形等疾病，引发民众恐慌，认为深埋地下的化学废弃物是罪魁祸首。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Love_Canal；http://www.bu.edu/lovecanal/canal/index.html。——译者注
1704454808
1704454809
[15]1996年7月17日，环球航空公司TWA800次航班从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起飞，预定抵达巴黎戴高乐机场。班机为波音747-100型飞机，机上搭载212名乘客及18名机组人员。飞机起飞后不久便在纽约长岛上空附近爆炸，造成机上全部人员罹难。当时有人怀疑飞机爆炸与恐怖主义袭击有关。但经过美国联邦调查局介入调查一年之久，并没有找到相关证据。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TWA_Flight_800。——译者注
1704454810
1704454811
[16]有关综述，见Besley and Case（2003）。
1704454812
1704454813
1704454814
1704454815
[
上一页 ]
[ :1.70445476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