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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场上的金融恐慌终会对投资边际效率的变化产生巨大影响，引发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大幅减少，结果造成国民收入的下降，以及大规模非自愿性失业。国民收入的降低又会进一步诱发消费和投资的大幅减少，伴随着非自愿性失业，经济螺旋式恶化，陷入持续的慢性停滞。凯恩斯经济学明确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制度条件下，大萧条是一种必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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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资源分配的可变性和市场均衡的稳定性这两大公理，把目光转向现代资本主义中最重要的参与者——企业及其作用，并进一步阐明金融市场的高度发展对宏观经济的含义。凯恩斯的理论可称为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病理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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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另外两条公理，稀缺资源的私有制和收入分配的公正性，凯恩斯所构建的宏观经济学框架则完全没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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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入分配的公正性问题上，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前提是：生存权一般应该通过收入的再分配加以保障。换句话说，对于那些收入低于维持最基本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的人，应该通过直接的转移收入进行事后救济。这种做法，不是事先采取制度性或政策性的倾斜措施，降低市场经济中的个人收入减少到最低收入水平的概率，而是试图通过收入保障，救济实际上已经处于最低收入水平以下的人。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并不试图通过追求制度性条件来降低市场经济带来的不稳定性。这一点在与后文论述的社会共通资本理论的关联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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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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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仅是一种学术上的理论，而且也是经济政策的核心指导思想。这一时期，世界上的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实现了稳定的经济增长。而经济的稳定增长导致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社会舆论也在性质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有的生存权思想得到进一步扩展，生活权的政治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瑞典，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等经济学家就明确提出，将生活权思想作为经济制度或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接着，1942 年的《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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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权思想在生存权思想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生存权思想认为公民应该获得维持最低生存水平的收入，生活权思想则认为，公民还拥有维持健康、享受最低限度的文化生活的基本权利。因此，对政府职责的要求就包含了创造物理和政策上的条件，让所有公民都能够享受到这些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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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活权思想为基础，需要深入分析财政支出的实质内容，即政府提供怎样的公共服务，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分配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生存权思想为背景，提出了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财政支出对有效需求的影响，但是没有具体分析财政支出的实质内容。正如琼·罗宾逊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凯恩斯理论的口号是“实现充分就业！”，但更需要弄明白的是“为什么要实现充分就业！”。虽然缪尔达尔和《贝弗里奇报告》已经涉及生活权思想，但是在经济学领域，这个问题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才被明确提出。1970 年 12 月，在美国经济学协会年会的理查德·艾黎讲座上，琼·罗宾逊发表了题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The Second Crisis of Economic Theory）的讲演，认为“为什么要实现充分就业”的问题是经济理论的一次危机，猛烈抨击了凯恩斯经济理论，倡导构建新的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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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罗宾逊提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时，她指的是 20 世纪的第二次危机。这里的“危机”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的定义。也就是指，尽管既有范式（paradigm）的理论基础已经崩溃，现实的有效性也已经消失，但还没有形成新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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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是引发经济理论第一次危机的导火索。它让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一致性和现实适用性两个方面都完全失去了可靠性。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化解了经济理论的第一次危机。将近半个世纪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再次陷入大规模混乱，迎来了不平等和不稳定的时代，凯恩斯主义也失去了有效性。但是，能够代替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范式尚未形成，经济理论面临着第二次危机，这就是琼·罗宾逊在理查德·艾黎讲座中提出的观点。虽然发生在 1970 年，但是琼·罗宾逊提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时至今日仍然没有解决。这期间的经过与本书的主题——社会共通资本理论密切相关，在此我要做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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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资本主义的不稳定因素开始显现，市场的不均衡也逐渐成为常态。直接的诱因是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沼无法自拔，面临通货膨胀、失业、国际贸易赤字的“三难困境”（trilemma），无论在本质上还是在结构上，市场的不均衡趋向于螺旋式扩大。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迅速波及全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货币政策失去了有效性。与此同时，世界主要发达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日渐拉大，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日趋紧张。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达国家内部的各种问题也日益严重。比如，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城市基础设施不稳定，医疗及教育等基础部门出现混乱等。从整体来看，社会生活的实质内容与经济表现脱节，环境破坏和污染问题普遍。琼·罗宾逊在“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中认为，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追求效率和实现经济增长这类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而要从追求公平分配、消除贫困这一经济学的最根本立场出发，形成新的范式来构建必要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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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战争引发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地壳变动，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循环过程的不稳定和社会混乱，并在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扩展到全世界。特别是 1973 年 11 月爆发的石油危机，在某种意义上使这个过程变得不可逆转。但是，经济理论并没有向着琼·罗宾逊所指的方向发展。我曾经用“历史的逆流”来形容这时的经济学发展特征。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中期，经济学的研究方向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成为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以前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以更极端的形式得到了发展壮大。这些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包括货币主义、经济理性主义、供给经济学以及理性预期假说等多种形态，究其核心仍然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为前提，共同特点是理论前提具有非现实性、政策取向具有反社会性，都以市场机制的正当性为前提，强调市场机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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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都过于强调纯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的重要前提条件，即生产要素的私有制，也过分宣扬分权制资源分配机制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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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势必极大地限制了政府的经济职能。也就是说，这些经济理论试图在政策上要求稀缺资源和生产主体私有，尽可能低地限制政府和公共部门的职能，最大范围地应用自由、分权的资源分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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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70 年下半年开始，经济政策和制度的选择开始日益显现出这些政策倾向。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以及日本首相中曾根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都不约而同地举起了新保守主义的大旗，谋求通过制度改革激发所谓的民间活力。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背后都有上文提到的那些新保守主义经济理论的支持。这些经济理论强调中央集权式资源分配机制的低效和反社会性，突出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含义，提倡尽最大可能将所有稀缺资源都置于私人管理或所有之下，追求能够更有效地发挥分权的市场经济优点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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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历史逆流，重返经济理论的原点，探讨如何创造更人性、更宜居的社会，这就是社会共通资本的思想赖以形成的基础，也是社会共通资本希望达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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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共通资本 第 2 章 农业与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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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农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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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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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农业现在正面临着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的农业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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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农业包括畜牧业、林业以及水产业，是广义上的农业。也许“农业”这个词本身，会把我们的思考束缚在一种偏见或既有概念的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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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说到农业时，就规定了它具有这样的性质，即在所处的经济体制中能够作为一个产业独立存在。比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农业就具有下文描述的一些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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