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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与自我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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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伦在《企业论》中对上述观点的论述令人信服。他还进一步指出，这种自我异化是现代资本主义中的有效需求不足、非自愿性失业，以及稀缺资源分配效率低下等一系列病症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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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可以在维持自身人格同一性的同时，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自由生存。导致农业生产中的资源分配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或者是不可预知的自然条件的变化，或者是投机导致的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异常波动，或者是由于政策变动扰乱了生产条件。总而言之，干扰农业生产的都是外部因素，而不是与自身生产条件相关的内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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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农业生产活动的特征中，还必须看到它对保护自然环境的作用。前文提到，农业部门的生产活动不必过分改变自然条件。尤其是日本的农业生产以水田耕作为主，除了能很好地保留水源之外，还能在夏季发挥调节气温的作用。而且，日本的水田耕作还能最大限度地抑制甲烷的排放，为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做出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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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的社会价值及环保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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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林业在日本的森林保护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日本的地理构造比较特殊，河流落差大，多雨地区广布。因此保护森林不仅是维护自然环境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对文化和社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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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在保护森林、让森林维持良好状态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只有通过林业工人在森林中辛勤劳作，森林环境才能够得到保护。特别是在日本，林业对森林具有重要的意义。相反，如果不为林业经营创造良好的条件，森林维护会变得异常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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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林业就能把追求利润或维持就业作为生产经营的主要导向，如果从这两个角度出发，森林是否还能够得到妥善的保护值得怀疑。日本林野厅管理下的国有林区的悲惨景象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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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基本法》的破坏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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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内容并不代表日本具备相应的条件，能够确保农业充分发挥保护环境的作用。在这一点上，需要详细介绍 1961 年制定的《农业基本法》。自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至今，《农业基本法》一直决定着日本农业的发展方式，也是现今日本农业面临困境的罪魁祸首。最近，日本制定了新的《农业基本法》，但是根本的性质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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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基本法》的特征可以概括如下：在农业中也要采取高效率准则，提高农业部门的生产力，追求利润创造，目标是创造让农业能够与工业部门竞争的条件。为此，政府在农业用地的基础准备、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以及改善农村社会条件等各方面采取了积极的政策。同时，以米价保护政策为中心，人为提高农业部门的利润率，创造环境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到农业部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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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基本法》的确使日本农业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得以维持和发展，而且在提高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肯定《农业基本法》作用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农业基本法》的基本思想本身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具体来说，《农业基本法》认为农业和工业具有相同的性质，对农业部门的资源分配也要以市场效率的高低为判断标准。关于这一点，后文还会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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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工业的非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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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我们强调，在农业问题上应该回归人类发展的原点，从农耕这一更广泛的角度来考虑，而不是将农业作为一个产业来观察。农业不仅具有生产维系人类生存的基本资料这一最基本的功能，还在保护环境、在生产活动中避免实质上的自我异化，以及维持社会整体稳定等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农业自古以来就发挥着而且将来还会继续发挥这些作用，这样的农业难道应该和工业同台竞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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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特性，农业如果以效率为基准和工业部门比较，必然会面临很多不利条件。工业部门在市场效率方面具有农业无法比拟的优势。在工业部门的生产过程中，规模经济占支配地位，这与工业生产自身有着本质联系，而规模经济的结果之一就是生产主体的不断扩张，最终表现为巨型企业以及垄断式的市场构造的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形成的过程已经远离完全竞争的状态。农业虽然一般也存在规模经济，但在程度上无法与工业部门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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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投资的政策倾向，使得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在生产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这种情况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认为扩大工业部门的规模，特别是推动重化学工业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日本的经济发展。这种带有偏向性的思想并不一定为日本所特有，但是不可否认，引起的政策导向对日本经济发展过程的影响尤为严重。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的大规模工业用地开发不断走向顶峰，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表现。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以鹿岛工业区为首的大面积临海工业基地的建设。在这些工业基地的建设过程中，国家及各地方自治体政府发挥了核心作用，从制订计划到付诸实施，全程处于主导地位。像这样以公有资本为主体，建设生产基础设施的做法，对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的日本重化学工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我们很难准确评价，但是不难想象，作用是极其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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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业的政策倾向，不仅体现在建设工业基础设施上，还包括促进出口贸易的各种税收优惠，以及为引进技术而制定的各种扶持措施。需要指出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人才绝大部分都被吸收到了工业部门中。这源自于一种社会偏见，认为与农业部门相比，工业部门更现代、更创新、更城市化，伴随而来的还有工业部门极高的投资回报率。显然，工业部门的劳动者和技术人员的收入水平大幅高于农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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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得益于工农业整体都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部门之间的相对差距拉大才没有酿成政治问题。原因之一是日本农村从封建时代延续至今的封闭性。另一个原因是日本农业中最基础的水田耕作，唯有通过村落共同体才能实现。个体的农民逐渐对农耕失去了主动性和积极性，他们甚至开始期待自己的后代能够离开农村，移居到城市从事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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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农业基本法》充分地发挥了自身的作用。在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中，引导一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实现工业化，农村的存在价值仅在于提供优秀人才。曾经有一种观点的核心意思即认为，在就业、收入及生产的统计中，农业的重要性相对越低，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增长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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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整个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种思想创造出来的局面，无论对工业还是农业，都非常令人满意。特别是工业部门在生产、就业、收入水平等各方面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持续增长。与此同时，农村人口的流出，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不断流向工业部门，也给农业带来了人均生产力持续高速提升的奇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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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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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国际的角度来看，上述情况表现为日本农业的相对地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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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引新古典经济学乃至新李嘉图学派（neo-ricardian school）的理论可以这样来解释：在日本经济中，土地与人口以及经济活动水平的相对比率都显示出土地是一种稀缺资源。因此，要最大化日本经济的效率，在资源分配中应该使用尽可能少的土地，最大化单位面积土地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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