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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的学生为了听课会赶到大学，但是实际上并不十分积极。特别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大学的授课都在大型教室进行，大都是中规中矩的课程，内容也缺乏新颖之处。另一方面，因为只要参加期末考试就可以顺利毕业，大部分学生都在宿舍或图书馆看书。午后时分，他们经常三五成群地到学院的草坪上打橄榄球，或者去剑河划小船游玩。日落之后，学生们会聚到学院的公共餐厅中喝杯啤酒。这就是剑桥大学学生的日常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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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的学生需要每周和自己的指导教授面谈一次，大约 1 个小时的谈话多以学习为中心，指导教授会点评学生的汇报，或者为他布置新的课题和作业。虽然我没有做过指导教授，但我曾经指导过经济学院的几名研究生，也和他们一起在公共餐厅喝啤酒。当时一些学生说过的话我到现在还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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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首席毕业生的身份从剑桥大学毕业的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去贵族学校（public school）任教，成绩稍逊一点的学生则选择去做研究或者当公务员，成绩最差的学生才会去银行工作。对他们来说，人生的最高目标是立志成为伊顿公学（Eton College）或拉格比学校（Rugby School）等名门贵族学校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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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剑桥大学任教的这个学院非常接近大学的理想状态。过了这么长时间，现在我在思考大学作为社会共通资本的问题时，浮现在脑海里的还是这个学院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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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在我面临留在剑桥大学还是回到日本的抉择时，这个学院，或者更确切地说，英国的所有大学都存在的两个问题使我最终还是放弃了留在剑桥大学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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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是学院之所以能保持自由、开放、充满学术氛围，是因为他们拥有丰厚的基金投资红利，其中大部分都来自对前英属殖民地罗得西亚的投资。英国统治殖民地的残虐和卑劣程度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想到他们对殖民地人民的血腥压迫和剥削，以及对殖民地自然环境的无情破坏，我放弃了继续留在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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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大部分学院的院士都把自己看作伊丽莎白女王的骑士，具有强烈的捍卫大英帝国的意识。对于英国的王室，确切地说对于伊丽莎白女王，院士们普遍都怀有挚友一般的亲近感。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时常流露出一种意识，认为自己正在保护伊丽莎白女王，支持着大英帝国的荣光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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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大学制度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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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教育科学部接替财务部成为 UGC 的主管部门，英国的大学也进入了全新的环境之中。教育科学部对大学预算分配过程的监管直达细节，同时还从专业角度插手大学的研究和教育内容。特别是撒切尔政权期间，与大学相关的预算被大幅缩减，很多大学渐渐失去了过去自由开放的氛围。应该说，在《罗宾斯报告》（Robbins Report）提出的大学大众化和高效化的时代大潮当中，这是必然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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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大学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取得了无数独创和进取的研究成果，其中最大的原动力就是英国大学的自由和宽裕。所以，大学的衰退也将使英国文化整个笼罩在阴影之下。那么，日本的大学情况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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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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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于 1947 年开始实行新的学制。时任旧制第一高等学校校长的天野贞祐先生因反对新学制的改革而辞去校长职务。当时，天野校长把全校学生集中到伦理讲堂，举行了辞职演说。遵照占领军的命令改革为新的学制，旧制高等学校就此废止，这种改革完全忽略了日本的社会、历史条件，必将危及日本的未来。天野校长声泪俱下的辞职演说至今仍然回响在我的耳畔。我们全体肃立，无声地听天野校长宣称他将在此辞去旧制第一高等学校校长职务，而后专事对康德的研究。但是，演说给我们带来的感动还未褪去，天野先生却就任文部大臣，摇身一变成为推行新学制改革名义上的负责人，我们因此深受打击。对于就任文部大臣一事，想必天野先生也是深思熟虑后才做出的决定，但是时至今日我对此仍然无法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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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制的理念是教育的民主化和平等化，大学教育也在这股潮流中实现了均等化和大众化的发展。从数据来看，1950 年全日本的大学学生总数约为 22.5 万人，到 1999 年激增至 270 万人以上。大学教员的人数也在此期间由 1.5 万人增长至 14.8 万人。目前，日本的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总数已经超过 600 所。大学作为学术研究场所的同时，还应作为促进学生人格成长和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场所，但是在这股大众化的潮流中，各所大学是否能够充分发挥这些分内的职能呢？或者说，这六百多所大学已经无法用一个具有共性的大学概念来看待了，大学这种制度具有了多种不同的目的，也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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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教育改革家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曾经使用“巨型大学”（multiversity）的概念来阐述大学具有的多样化的目的和功能。克拉克所说的巨型大学多指一所大学具备的多元化的目的和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各所大学分别具有不同的目标，实现不同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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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学的大众化和均等化意味着，像东京大学这样在学术研究和学生教育方面发挥了主导（primacy）功能的大学的相对衰退。特别是以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的成立为契机，提出“教育的高效化”这种莫名其妙的思想，并通过临时教育审议会确定了具体的政策改革程序。战后教育在行政工作上原本就受平等主义和效率主义的错误思想统治，这种趋势今后还将愈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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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开始至今一直强调的效率原则，一旦在大学行政中付诸实践，将会给社会和文化带来前所未有的破坏，这已经是明白无误的事实，在此无须赘述。这种思想长期统治着战后的教育部，对日本高等教育的现状和未来带来的毒害无法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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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领头的大学，作为日本高等教育的核心机构，不仅引导学术研究最前沿的方向和水平，还为青年人才提供了一个青春的舞台。这些青年将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发挥主导作用。正是用这种方式，大学塑造了日本社会年轻一代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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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学的大众化和均等化让各大学威信扫地。要守护大学的自由，让大学的研究和教育维持较高的水平也变得愈发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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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自由原本就不是靠法律或制度来守护的，而是大学人一致且明确的目标意识促成的，也需要政府和普通居民对此充分理解并形成共识。要实现大学的自由，每一名大学人首先要洁身自好，将全部精力投入研究和教育中，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提高日本的整体学术及文化水平。不要忘记，大学要树立威信必须以自由为前提，而要保持大学的自由也只有在树立威信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这原本就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情况。从这个视角来看，可以说被寄予厚望应该发挥主导作用的那几所大学，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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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经济条件也在经历历史性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大学能够为充分发挥自己原本的功能而对内部条件及制度进行真正改革吗？恐怕大多数人都会得出否定的答案。克拉克·克尔曾经把大学改革比喻为墓地迁移，形象地说明了无法依靠内部的动力来实现大学改革。但是，目前日本的大学面临着各种严重的危机综合征，即使是墓地也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搬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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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必须要采取的政策是，对发挥主导作用的各个大学（包括国立、公立及私立大学）进行机构和制度改革，配备相应的财政预算，彻底保证大学的自由，使它们能够进行最高水平的研究和教育。然后，在各个大学设置评议委员会，对大学管理的方方面面发挥监督作用，加深社会对大学存在意义的理解。不用说，这些大学并不需要在所有的领域都投入研究和教育，应该根据自身的历史和传统等条件，有选择地决定在哪些领域展开个性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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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日本大学缺乏自主性和主体性的问题越来越显著，在新教育行政程序实施以后，这个问题更是愈发严重。日本也有很多具有优良传统的大学，它们治学严谨，在众多学术领域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是，时过境迁，优势不再，如今我担心的是大学将全面丧失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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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人资本主义”由奥村宏在《法人资本主义的构造》（1973）中第一次提出。它是日本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主要特征为法人企业互相持有股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与个人大量持有股份并管理公司的形态相比，日本的公司更多地采用了企业之间互相持有股份，由不持有股份的管理者来管理公司的形态，从这个角度将日本的资本主义定义为法人资本主义。此时的资本主义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财阀企业的结合形态，经营者个人不拥有股份，所以看不到自然人的面孔，是以法人为主角的资本主义。根据 1953 年修订之后的《垄断禁止法》，股份公司之间的相互持股得到法律允许。此外，随着 1963—1964 年以后经济体制的开放，为了防止外资流入后篡权夺位，大藏省和通产省积极推行公司之间相互持有股份的做法，使这一形态得到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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