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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自由原本就不是靠法律或制度来守护的，而是大学人一致且明确的目标意识促成的，也需要政府和普通居民对此充分理解并形成共识。要实现大学的自由，每一名大学人首先要洁身自好，将全部精力投入研究和教育中，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提高日本的整体学术及文化水平。不要忘记，大学要树立威信必须以自由为前提，而要保持大学的自由也只有在树立威信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这原本就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情况。从这个视角来看，可以说被寄予厚望应该发挥主导作用的那几所大学，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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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经济条件也在经历历史性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大学能够为充分发挥自己原本的功能而对内部条件及制度进行真正改革吗？恐怕大多数人都会得出否定的答案。克拉克·克尔曾经把大学改革比喻为墓地迁移，形象地说明了无法依靠内部的动力来实现大学改革。但是，目前日本的大学面临着各种严重的危机综合征，即使是墓地也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搬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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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必须要采取的政策是，对发挥主导作用的各个大学（包括国立、公立及私立大学）进行机构和制度改革，配备相应的财政预算，彻底保证大学的自由，使它们能够进行最高水平的研究和教育。然后，在各个大学设置评议委员会，对大学管理的方方面面发挥监督作用，加深社会对大学存在意义的理解。不用说，这些大学并不需要在所有的领域都投入研究和教育，应该根据自身的历史和传统等条件，有选择地决定在哪些领域展开个性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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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日本大学缺乏自主性和主体性的问题越来越显著，在新教育行政程序实施以后，这个问题更是愈发严重。日本也有很多具有优良传统的大学，它们治学严谨，在众多学术领域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是，时过境迁，优势不再，如今我担心的是大学将全面丧失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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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人资本主义”由奥村宏在《法人资本主义的构造》（1973）中第一次提出。它是日本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主要特征为法人企业互相持有股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与个人大量持有股份并管理公司的形态相比，日本的公司更多地采用了企业之间互相持有股份，由不持有股份的管理者来管理公司的形态，从这个角度将日本的资本主义定义为法人资本主义。此时的资本主义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财阀企业的结合形态，经营者个人不拥有股份，所以看不到自然人的面孔，是以法人为主角的资本主义。根据 1953 年修订之后的《垄断禁止法》，股份公司之间的相互持股得到法律允许。此外，随着 1963—1964 年以后经济体制的开放，为了防止外资流入后篡权夺位，大藏省和通产省积极推行公司之间相互持有股份的做法，使这一形态得到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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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共通资本 第 5 章 作为社会共通资本的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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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共通资本的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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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一词的含义通常与《世界卫生组织宪章》所定义的“保健”相同。也就是说，医疗为居民提供服务，保障健康，使人们远离疾病和伤害。如果把医疗作为社会共通资本来考虑，“政府”就有义务制定相应的制度，使所有的居民都能够享受到政府提供的与保健和医疗相关的基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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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政府”必须在不同区域制定计划构建医院体系，采取必要的财政措施建设和管理医院。此外，还必须培养医生、护士和检查技师等医疗专业从业人员，建设医疗基础设施，提供医疗设备、检验仪器和药品，为所有的居民提供原则上免费或者低廉的保健和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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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可利用的稀缺资源有限，无法按照居民的需求无限制地提供保健、医疗服务。因此，需要在某种意义上按照社会标准来分配稀缺资源。例如医院等医疗设施、设备建在哪里，如何建设；培养多少医疗行业的专业人员，比如医生；将他们分配到哪里，如何分配；以及如何进行实际的医疗行为，看病的费用，特别是检查和药品的成本由谁、按照什么标准负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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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社会标准绝对不能用官僚方式来确定，也不能按照市场准则来分配，必须以医疗专家为中心，在医学相关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决定，不能违反医疗职业规范和道德。因此，这种社会标准要配备一定的制度条件，并以全社会的认同为前提，通过医生之间互评和互检的同行评议（peers review）等方式，随时检验医疗专家的职业能力、日常表现和人格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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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了这些制度前提，在保健和医疗服务中实际投入的稀缺资源和花费的成本就决定了国民的医疗费用，这一金额也是从国民经济整体来看最合理的医疗费用。不是根据经济决定医疗水平，而是使经济发展符合医疗水平，这是将医疗作为社会共通资本来考虑的基本视角。从这个视角出发，同等条件下国民医疗费用占比越高越理想。国民医疗费用高意味着医生等医疗职业专家数量多，经济和社会地位也较高，也就意味着形形色色的稀缺资源被用于保健和医疗服务，更多有形和无形的稀缺资源被投入到与医学相关的学术研究领域。在此情况下，从居民的情感到文化以及社会整体都更稳定、更富魅力。制度主义经济学就包含了应该制定怎样的制度，并且使这种医疗制度能够在经济上、财政上成为可能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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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资源的最佳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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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给医疗的稀缺资源也包括医生、护士、检验技师等医疗工作人员，他们也属于稀缺资源。不是所有的居民都能够自由地、不受限制地享受所需的医疗服务，因此必须考虑采取怎样的制度，才能在每个时点上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并且也是从社会利益的角度来看符合公平的方式，来分配各种优先的医疗资本。此外，如何使医疗服务的供给方（医生和护士等医疗工作人员）的职业和专业道德与个人内在动机保持一致，这样的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问题也是将医疗作为社会共通资本考虑时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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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61 年开始实行全民保险制度以来，日本的医疗制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历了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日本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医疗规模也显著扩大。随着医疗技术的高速发展，医疗设备的现代化节奏不断加快，国民医疗费用也大幅增加。高龄人群的比例不断增加，并且这一趋势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将持续下去。面对这种情况，国民医疗费用的增加引人瞩目，特别是由此导致的政府财政负担增加逐渐成为焦点。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单纯从国民医疗费用的增加或财政负担加重等视角来看待医疗问题，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我们必须把医疗制度作为社会共通资本，从这一视角出发，将医疗制度的实质内容，而不是经济上的医疗费用，作为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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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医疗制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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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医疗制度最根本的问题是基于保险计分制的诊疗报酬制度。在目前的诊疗收费制度下，医疗供给体制不可能长期保持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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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下，医疗保险大致分为国民健康保险和职工保险。99% 的国民都可以通过一定形式享受医疗保险，缴纳的保险费大致与收入成正比，并设有一定的上限。应该看到，这样的医疗保险制度具有倒退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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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给付的内容包括以实物形式提供诊疗、用药、医疗材料、伤口处理、手术、住院、看护、转移等服务。职工保险中包含一定程度的伤残补助，但是当前的问题是雇用保险中不包含床位差额以及全程陪护门诊等费用，不过给付比例由原来的 50% 提高到了 70%。此外，高龄医疗在 1973 年实现了免费化，但随后在 1983 年又废止了这项制度，最近甚至出现了要求提高个人负担比例的倒退倾向。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主导的财政改革所产生的弊端在医疗制度上尤其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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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费的 90% 都按照健康保险法的规定，依据诊疗报酬计分标准支付给医疗从业者。也就是说，由各医疗保险机构每个月统计所有保险适用患者当月接受的医疗服务的详细费用，依据诊疗报酬分数，每 1 分折合 10 日元计算出诊疗的明细费用，提供给医疗机构所在地的行政主管部门。然后，经过社会保险诊疗报酬支付基金的审核后，向医疗机构支付适当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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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报酬计分表分为“甲表”和“乙表”，针对诊疗、疗养、检查、手术等常规医疗服务罗列了详细的项目，并针对不同项目设定了相应的分数。保险计分表的评价体系最明显的特征是以物质成本为核心，低估了医生、护士和其他检查技师等技术成本。有研究指出，英国的基础服务制度实质上已经崩溃，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医生以及医疗从业人员的工资体系过于随意，并且常年保持在过去的低水平上；日本的保险计分制度是重复英国旧路，因此面临着同样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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