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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项新政都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强烈抵制。特别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竟然被联邦最高法院以政府介入民间资本事业领域为由裁定违宪。1943 年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通过改变基本机构设置，才勉强维持了原本的设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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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新政联盟的自由主义政治运动，新政才得以实现，而新政背后蕴藏着的，是以凡勃伦为中心的制度学派经济理论对欧文・费雪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面否定。银行及社会基础设施等社会共通资本具体体现了凡勃伦的制度主义。但是，社会共通资本的思想要在经济学理论中赢得一席之地仍然需要经历漫长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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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主义与理性预期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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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以货币主义（monetarism）为开端，理性预期假说（rational expectation hypothesis）为代表的反凯恩斯主义的发展，让新古典经济学走向了更为极端地反社会、不道德的形式。而最初的萌芽，是 1956 年米尔顿・弗里德曼编著出版的《货币数量理论研究》（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一书。该书收录了芝加哥大学在弗里德曼指导下完成的支持货币数量理论的学位论文。古典的货币理论假设劳动力市场总是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实际收入分配保持稳定，货币的流通速度只取决于各项制度条件，与时刻变动的经济条件无关。货币数量理论正是以古典货币理论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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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后来又通过理性预期假说获得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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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预期假说最初由约翰・穆思（John F. Muth）在 1961 年为分析农产品市场的价格变动机制而提出，随后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在 1972 年发表的题为《预期和货币中性》（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的论文中，非常严密地论证了古典货币数量理论，确立了理性预期假说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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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斯用两个小岛的寓言解释了自己的模型。在一个由两个小岛组成的经济系统中，每隔固定的时间（单位期间）就会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出生，然后被分配到其中一个小岛上。具体分配到哪一个岛是随机的，并且分配的概率分布保持不变。假设这个经济系统中的人都准确地知道这种形式，所有的人都只能活两个单位期间。人们在第一个单位期间（第一期）出生、工作，消费一部分收入，并将剩余部分收入以货币形式储蓄起来。在第二个单位期间（第二期），人们会使用第一期储蓄下来的货币，购买当期出生的人生产的商品，维持生活，直至期末生命终结。所有的人都具有相同的技术和偏好，选择相同的行动。市场中只存在一种商品。两个小岛之间不存在任何交流，但都有货币管理部门。两个小岛都按照第二期初的货币数量乘以固定比例计算出的金额给每个人发放货币。货币供给的增长率也呈概率分布，并长期稳定，人们都能事先明确知道货币供给的这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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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岛上产品的价格，最终由第二期的老人持有的货币与第一期的年轻人对货币的需求达到相等时的水平决定。此时，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拥有的信息准确地计算出未来市场价格的概率分布。由于每个人都能准确地知道岛上每一期人口数量的概率分布以及货币供给增长率的概率分布，也就能够计算出期初货币供给量、人口数量和货币供给增长率如何决定本期市场价格，从而准确得知它们之间的概率分布。另一方面，如果已知未来市场价格的概率分布，就可以确定某个时点唯一的市场价格。这就“证明”了最终决定市场价格的函数关系是一种单值函数。在这个过程，市场价格与最初存在的货币量成正比，系数为货币供给增加率与人口数量的比例。在卢卡斯模型中，只要满足理性预期假说，货币数量理论就可以得到严密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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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预期假说假设人们能够准确获知，自己从事的经济活动对未来市场价格的客观概率分布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另外，还假设未来市场价格的概率分布会影响人们采取的最有利于自己的行动，而且人们都具有准确的知识能够了解其中的影响方式。在理性预期假说成立的条件下，人们对未来市场价格的概率分布做出预测，并按照预测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动，实际上也就促成了市场价格的客观概率分布与最初的预测完全一致。简而言之，理性预期假说下，人们能够准确获知未来市场价格的客观概率分布，在目前时点形成对未来市场价格的预期，这个预期值与未来市场价格的客观概率分布的均值一致。正如卢卡斯论文所论述的，在这些假设条件之下，市场机构中的资源分配方式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自始至终都具有最高效率，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就证明了货币数量论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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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需要怎样的条件才能使理性预期假说成立呢？人们要准确获知未来市场价格的客观概率分布，首先必须具备的前提是假设市场总是出清。其次，必须假设人们都能够准确地了解影响均衡价格的各种结构性因素。为了得出均衡价格，必须知道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各自在每个时点的形状，还需要了解影响它们变动的因素和具体的变化方式。另外，人们还需要掌握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概率分布。在此基础上，通过规模庞大的计算，得出未来各时点市场价格的概率分布，才能够采取符合理性预期假说的行动。这一过程不仅假设人们能够完成规模庞大的计算，还默认不需要为此耗费任何成本和时间。但是，如果真如假设中描述的那样，单个经济主体具有全部的必要知识，拥有一瞬间就能完成大规模计算的能力，那么市场制度本身也就失去了成立和发挥作用的必然性。实际上，人们在无法事先预知最终市场价格时会反复进行尝试性交易，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市场制度才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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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预期假说还具有另一个重要含义，如果人们掌握了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也就否定了市场制度的分权性。想要准确确定需求曲线的具体形状，就必须具备正确的知识，了解构成经济的所有消费者的不同偏好以及影响他们消费行动的因素。而要准确确定供给曲线的形状，就必须掌握所有生产者各自在怎样的技术条件下以什么样的动机从事生产活动。且不说这种条件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几乎无法实现，单从制度上来说，这些假设前提否定了分权制。因为每个人都要侵犯他人的私密，深入别人内部，调查别人的偏好、技术、行为动机等。分权制作为市场制度的重要前提条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做了积极论述。理性预期假说的理论结构非常矛盾，否定了市场制度成立的前提条件，却以此证明了市场制度的高效和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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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承认理性预期假说的假设前提，货币中立、充分就业、自然失业率的均衡状态以及市场机制的动态效率（dynamic efficiency）等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核心命题都可以得到严密的证明。从这一点来看，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反凯恩斯主义盛行之际，理性预期假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卢卡斯的论文因为严丝合缝的逻辑推论更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以格兰德蒙特（Jean Michel Grandmont）为首的众多学者指出，卢卡斯的论文在逻辑上也存在着重大的谬误，由此形成了对理性预期假说乃至对整个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反思潮流。但是，这已经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反凯恩斯主义大流行之后了。引入浮动汇率制度，放宽乃至取消对金融的限制等基于货币主义的金融制度改革已经开始，危害已经超越金融部门，扩展到整个经济中。前文介绍的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世界各国出现的金融制度上的混乱和动荡，都与这种以货币主义为基础的金融制度改革有着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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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宽和取消金融监管，以及 S&L 泡沫的产生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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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根本，以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假说为代表的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论述前提是：在稀缺资源私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劳动力总是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实质收入分配保持稳定，货币的流通速度也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共通资本的存在，从一开始就将政府的职能限定在司法、警察等领域之内。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政策结论可以归结为一点：要使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能够正常运行，应该取消一切政府监管。也正是在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盛行的时期，对金融领域的各种监管措施被放宽乃至取消了。（详见宇泽弘文、花崎正晴编《金融系统的经济学》，东京大学出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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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末，保守派对“新政联盟”以来的自由派政治潮流的抵触开始升级，到 70 年代得到进一步加强。1971 年的亨特委员会报告就象征了这一潮流。亨特委员会是研究金融机构监管措施的蓝带委员会，他们讨论的前提是认为规定（Q 条款）或监督（control）必然会招致品质下降，并最终得出结论，认为要实现自由且富有竞争的金融制度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此外，美国国会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于 1972 年提交了题为“FINE Study”的报告，为亨特委员会的结论提出了具体建议。在这些建议下，美国国会通过了《1980 年放松对存款机构的管理和货币控制法》，开始了对金融机构监管的大幅度放宽，内容包括分阶段逐步取消规定存款利率上限的“Q 条款”，同时允许储蓄贷款合作协会（Saving and Loans Association, S&L）参与广泛的金融业务。1982 年国会又通过了《加恩—圣日耳曼法》（Garn-St.Germain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Act），允许存款金融机构引入可以自主设定利率的“货币市场存款账户”（money market deposit accou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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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这一系列放松政策影响最大的要数 S&L，它原指吸收短期存款，以固定利率发放长期住房贷款的金融机构。放松监管后，S&L 能够从事商业借贷、消费者贷款等短期借贷业务，也就能够直接与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竞争。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开始，美国进入高利率时期，S&L 等储蓄金融机构于是大多也陷入了严峻的经营危机。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有数量惊人的管理不善的 S&L 陆续倒闭。1989 年，继制定了《金融机构改革、复兴与强化法案》之后，又成立了规模庞大的“重组信托公司”（Reconstruction Trust Corporation，RTC），负责处理破产的 S&L 资产。政府向 RTC 投入无须偿还的财政资金，同时严厉追究长久以来造成 S&L 管理不善的管理者的刑事责任，至 1995 年 RTC 解散为止，有数千名 S&L 管理者获刑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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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前期的美国金融危机，其影响范围不仅包括 S&L 等储蓄金融机构，对商业银行也产生了严重的冲击。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1984 年伊利诺伊大陆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 Bank）的破产。作为全美第七大银行，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破产给作为社会共通资本的金融制度的管理及政府监管等诸多方面提供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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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共通资本 02 日本的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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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金融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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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金融专业公司（简称“住专”）问题是日本金融崩溃的源头，同时它还鲜明地体现了日本金融崩溃的特征。正是因为日本在处理住专问题上的不透明、不充分，才导致了经济发展的停滞和社会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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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专问题是日本特有的金融行政制度的必然产物。或者说，住专问题象征了战后 50 年间一直支撑日本经济、社会的各种制度条件已经变得陈旧不堪，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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