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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自然环境与文化、宗教相关联的方式决定了社会整体。在某个社会中被视为自然的事物在另一个社会中则被认为是“文化”。肯尼亚及坦桑尼亚的马赛族不存在表示宗教的词语，因为他们将宗教与赖以栖身的大自然本身视为一体。在传统社会中，“文化”指自然、宗教、文化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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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又以具体的形式体现在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上。在传统社会中，人或物的移动都受到极大的限制，人们只能在有限的区域内依赖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因此，自然资源的枯竭蕴含着非常大的危险，会威胁到传统社会的存续。于是，传统社会的文化中包含了许多关于该地区自然环境及生态条件的详细知识，并形成利用自然资源的社会规范，使人们能够可持续地维系所处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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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利用自然资源，人类通过长期的历史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并世代相传。通过这种方式，知识和经验汇集成了文化，通过文化又形成新的知识。祖祖辈辈不断地传承知识，慢慢地就出现了社会制度。最终，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作为社会制度被固定下来，成为一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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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人类的相互关系制度化的不同方式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使用什么自然资源、使用的规则是什么，这是文化的核心要素。因此，无论哪一个传统社会，都会重视年长者的教导和指示，非常注意对社会所有成员一视同仁，保证所有人都能使用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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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中，关于自然环境的知识往往与“灵性”（spirituality）有着密切联系。比如，萨满教（shamanism）拥有超过三千万美洲印第安人信徒，也是一种管理和控制自然资源的机制，它是为了实现人类可持续使用自然资源而形成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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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中，采用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也是为了其他的传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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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文化、宗教、环境之间的偏离也不断扩大。特别是欧洲各国对非洲的殖民统治，不断扩大资源剥削的地域范围，完全忽视、否定了传统社会中各个地区内的专门知识。非洲以外的大陆也一样，与传统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知识被经济发展的大潮否定和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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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登里希和霍尔曼合著的论文寓意深刻，详细论述了近代基督教教义否定自然的神圣，加深了传统社会以来自然与人类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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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教义使人类面对自然时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也认可了人类对自然环境及资源的破坏和榨取，并为此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基督教教义还放宽、促进了对自然法则的研究和运用，带来了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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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是人类的复兴，自然的凋零。近代思想的发展进一步确立了人类的优越性和自然的从属性。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认为，世间万物只有与人有关时才有价值，上天把自然赐给人类，就是让人类通过以物理和化学为中心的科学来物尽其用。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论断更极端。依照笛卡尔的机械论、决定论世界观，自然万物都遵循数学法则做机械运动，它们没有自己的意志，只是被动地存在。衡量自然具有的价值，要根据它为人类提供的功效。人类不应该设置任何限制条件抑制自己去压制和榨取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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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下，人们将自然当作工具的做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他的理论当中，不只是自然环境，就连人类本身都在追求经济利益面前失去了尊严。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生产要素，只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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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完全独立于宗教和文化，随着经济学形成普遍的思想，工业革命终于成为现实。大量消费化石燃料引发的地球温室效应则是工业革命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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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共通资本 02 关于环境问题的两次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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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环境问题的两次重要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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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最近 30 年中，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联合国召开的两个关于环境问题的国际会议，主题都体现了这种变化。这两个会议分别是 1972 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次环境会议和 1992 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第三次环境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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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不断加剧的自然破坏以及由此引发的环境公害问题，都是大肆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当时，瑞典五万多个湖泊中有一大半失去了原有的生机，水质恶化威胁到鱼类等生物的生存，湖泊周围的森林也开始枯萎，造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是酸雨。经过缜密的调查，发现大部分酸雨是由英国以及民主德国、波兰等东欧国家的工业活动引发的。瑞典政府意识到环境公害的国际性，提议于 1972 年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第一次联合国环境会议（以下简称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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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的主题是环境公害问题。在日本也发生过多起公害问题的有名案例，比如日本的水俣病问题和四日市大气污染公害问题，都是由工业活动中排放的化学物质引起的。工业废物包括二氧化氮、硫氧化物、有机水银等，它们本身就是有害物质，会直接损害人类健康，危害各类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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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10 年间，公害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散，造成的环境破坏和给人类带来的危害，无论规模和程度都是历史上和平时期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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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会议体现了全社会对公害问题的关注，也促使人们对工业活动的发展方式进行深刻反省，并制定实施各种政策来控制环境公害，为此采取了为数众多的制度性措施。此后的 30 多年间，各国对工业活动的公害问题都采取了相当有效的限制措施，至少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伴随而来的环境公害问题基本上都在不断得到解决。但是，正如以水俣病问题为代表，20 世纪 60 年代的公害问题带来的严重危害并没有得到本质上的救济。而且还必须指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公害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在进一步扩大，变得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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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里约热内卢国际环境会议的主题是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污染及破坏，包括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海洋污染以及沙漠化等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指大量使用化学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在大气中不断积聚，产生温室效应，引起地表大气平均温度上升和全球范围内的气候条件急剧变化，由此产生各种问题。引起温室效应的除了二氧化碳，还有甲烷、一氧化二氮以及氟利昂等温室气体。虽然这些气体在大气中的含量非常小，但是对地表平均气温的上升有着非常明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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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大部分温室气体作为化学物质本身并没有毒，也不会对人体或者动植物产生直接的危害。但是，当温室气体在全球范围内持续积聚，会引发地表平均气温的急剧上升，出现气候变暖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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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大量温室气体的排放，森林的过度采伐也会加速气候变暖，特别是热带雨林骤减导致植物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的效率降低。热带雨林的消失还会给生物多样性带来灾难性影响。据推测，地球上大约有 1 000 万种以上的物种，约 30% 以上都生息在热带雨林中，甚至其中的大部分物种都还尚未得到具体鉴别。这些物种如果在现阶段灭绝，将成为永远无法挽回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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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雨林及周边生息的多样化的生物在人类发展历史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肯定，生物多样性今后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以水稻、小麦为首的大部分农作物的原种都来自森林或者草原。很多农作物曾经因为病虫害而全军覆没，但其中大多数又从森林中找到了新的替代物种。此外，我们现在使用的药品也有接近 50% 是以热带雨林中的微生物或生物为原料生产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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