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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冬季登上《时代》封面的大商人塞缪尔·英萨尔名下辖有资产达30亿美元的公用事业领域的业务。对这种现象，后来当选总统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形象地描述道，“一只96英寸的大狗被一根4英寸长的尾巴牵引、控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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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建筑高楼那样，大楼底座摇晃不已，但楼身仍一层层地叠加，直到如同高大的巴别塔直指云霄，问题仍没集中暴露。控股公司通过伪造公司财务报表或投资影子公司，来逃避开监管部门或者公众的关注，这种情况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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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吸血”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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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有一家“合众国银行”，于1930年1月通过成立一家名叫“玻利瓦尔开发公司”的傀儡公司，来隐瞒它日益加重的衰弱。这家资产额仅为100美元的傀儡公司，由于“合众国银行”不断地买卖这家傀儡公司的股票，制造出一片繁荣的假象。这场郑重其事的闹剧，成功地欺骗了许多局外人，等人们开始慢慢地对这座由华丽的花岗岩和大理石建成的“合众国银行”产生怀疑时，它其实早已沦为一个债台高筑、一堆烂账的空壳。傀儡公司成立仅一年，合众国银行破产了，导致近50万名储户一夜之间血本无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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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中出现的另一反常发展现象，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快速膨胀的所谓“信托投资公司”。这种信托投资公司的功能，就是把从顾客手中借来的钱拿来投资，然后将净收益向它的股东和受益人分红。例如，有些信托投资公司是“刚性”公司，这意味着它的投资范围只限于一份严格的清单目录；但也有“软性”公司，这意味着公司对投资对象的选择是开放无限制的。从实践上看，他们比博彩公司好不到哪里去。在博彩公司中，最无知的顾客都不会把自己的赌金托付给一个漫无目的乱出手的赌伴，而是委托给赌场管理员——当然，赌场管理员的主要利益是代表“赌场”的。据报道，450万美国人把他们积攒的全部或者大部分储蓄送到了信托公司的嘴里。最终，人们的资产缩水30％；若以资产额来表示，人们的损失高达3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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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过度膨胀，是造成1929年大灾难的首要原因。不计后果的迅速融资，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政府开始身陷长期债务——联邦、各州和市政府等各级别的公债高达330亿美元，公司和个人债务则高达1,000亿美元，必须靠不断扩张的市场和全球繁荣以支撑运转。人们的购买力若出现轻微降低，或股票以轻微的价格回跌，都会给整个社会链条带来巨大波动。庞大的信用运作，这股曾被经济学家将之与物理学中引发链式反应的“原动力”相提并论的力量，人们多年没能理解其危害，一直肆无忌惮地滥用它。大多数美国人在1929年并没有对“信用”有正确理解。国际金融源源不断地把信用从高信贷国家输入到低信贷国家，连规模高达80亿美元的超大信用贷款也不例外，这一数值是1929年9月3日华尔街攀上峰顶时所创下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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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大众对常见的“分期付款”式信用膨胀接触比较多。为了突破因小市民购买力不足而造成的“销售障碍”，出现了一种新型的金融信用形式：分期付款。人们纷纷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汽车、衣服、洗衣机、电冰箱、家具、珠宝等。事实上，这是生产者借钱给消费者，因为后者缺钱，而前者迫不及待地想卖出产品。生产商更乐意接受这种操作看似更简单的方法，而不是采用繁琐的降低商品价格或增加雇员工资提高社会购买力的方法。截至1929年，分期付款一路绿灯地吸引了数千万人自投罗网。当经济大萧条刺痛人们的眼睛时，被商品牵引的“分期付款”的一些负面因素，如价格虚夸、利息过高，才浮出水面。纽约州和肯塔基州等一些州，自30年代初就为消费者精心铺设了一个法律圈套：一个债务人的全部工资收入都将被克扣用以偿还贷款，直到他的贷款全部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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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重要的商业企业加紧向少数人集中。全国范围内冒出一些连锁店，其声势绝不亚于最近发生的汽车工业大兼并。产业集中化，使每一个大都市都成为地区商业网络的枢纽，以销售和分配各类商品货物。全国各地方的经济从未如此高度整合过，也从未有过如此高度精细的制衡。边疆、田庄、乡村和中心城镇，最终都被崛起的大都市所吞没。那是前所未有的盛况，1870年以薪金为生的工人只占全部劳动人口的一半左右，现在，他们占到了五分之四。一种为美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所未知的彼此牵制、彼此依赖的生产方式，成为现在最基本的经济基础。工业的、合作式生活方式的砖瓦，再与因工会和劳动立法而加强的组织结构凝合，悄无声息地把原先自由灵活的生产方式，转变成过于刚性、难以应对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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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席卷一切的变革，却没能使普通老百姓的意识发生变化。在普通百姓的观念中，他们对个人主义及不受约束的私有企业的忠诚，在1929年达到极致。理论与实践的冲突，就像潜在的劳资摩擦那样，始终没有被人们所察觉，国家的经济体系仍以繁荣为燃料而持续运转着。然而，20年代有声有色的繁荣景象并没有持续稳定地延续。从日后的情形分析，它当时的红润更像来自于生病发烧所导致的面色潮红，而不是因健康而容光焕发。农业仍然在为1917－1918年间的过度开发而奄奄一息。而烟煤矿业和纺织业，也是“病态产业”中的病号。工业产业的雇员轮岗率非常大，人们对工作的不安全感已经出现了好几年。甚至在1926年，统计就有150万名失业工人；到1929年，这个数字已经摇摆着超过180万。那些乐观主义者们没有觉察到，失业和贫困已经成了美国社会的慢性病——它既不是转型期的危机，也难以通过个体慈善的努力来迅速加以解决。私人组织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而投入到公共部门的基金，因公共救济开支的不断攀升，所占比例不断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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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金融业务存在的问题，慢慢导致了人们对银行业的不信任。在1929年10月经济大崩盘之前的6年中，银行破产的平均速度是每天两起，这些破产银行还多是些位于小城镇的小银行，因此波及范围不大，人们几乎没有关注到。从1929年初秋开始，一些金融事件发生在多个新领域，有些人已经开始为汽车业和无线电业的“滞重”、建筑业的困境而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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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病态失衡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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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分析导致1929年经济大崩溃的另一个原因。美国最近把太多的生产活力和收入投入到奢侈品和耐用品上，“有钱不买半年闲”，但人们预支未来的收入，去买日常根本用不着的昂贵东西。一旦在产、销、购环节出现问题，这些商品马上就会在仓库中堆积成山，还会引发经济生产的车轮停止运转，并出现大范围的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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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9年，美国人的购买力已经呈现病态失衡。但人们引用卡莱尔的一句话来解释购买力的反常现象，那句要命的话是：“这是绝对富裕中的相对贫困。”从1923年到1928年，投机收益指数由100增长到了410，而工资指数仅由100增长为112。20年代这十年中，国民收入以前所未有的超大份额被聚集并用以投资，也以前所未有的壮观之势远远超过人们当时的实际消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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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的一次全国调查，把1923年至1929年这一时期描述为“储财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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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储蓄的三分之二是那些年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家庭贡献的。占总人口40％的、年收入低于1,500美元的家庭，事实上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况。占全国20％的600万个家庭，年收入甚至低于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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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面临滔天洪水时，才开始谋划应对阴雨天的对策，已经没有回天之力。一个美国家庭如果被圈箍在年收入5,000美元这个圈里，就不得不把绝大部分收入用于果腹。因此，90％的家庭“没有随心所欲享受食物的能力”，也几乎没有钱财可以用作积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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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鲁金斯研究所开展的一项关于经济图谱两个极端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1929年24,000个年收入超过100,000美元的家庭，所获取的收入是600万个最贫穷家庭总收入的3倍。换句话说，上层群体的家庭平均收入，是底层群体家庭平均收入的63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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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的经济学者们认为，储蓄可以带来更值钱的固定设备和更高的生产效率，反过来，这又会导致生产成本降低、商品价格降低，从而使大多数人具有更强的购买力。然而，这个因果链条在1929年出了问题。老百姓的购买力无法吸纳全国的商品产出，不单单是因为薪金增长不多，还因为商品的零售价格在1922至1929年间几乎没有实质性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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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提高技术能力所实现的节余，并没有以降低商品价格的方式传递到消费者手中，而是转化成富人的股息、储备金以及高薪和奖金。各种形态的垄断，如采矿业和机械制造业的托拉斯，经过伪装、兼并、联合，协助维持商品高价，甚至，新型机器、高效生产方法和“效率专家们”提供的服务，使得全国生产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十年间，提高了三分之一强。在某些行业，如汽车制造业，有报道显示该行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了3倍。在这样的情况下，商品价格仍然没有实质降低。普通消费者从这样的生产大丰收中，所获得的不过是一点点儿面包屑。事实上，生产商所收获的也不过是一些短期的好处。不应该根据某一天或者某一个季度来计算利润，而应该基于购买力去谋划广泛而长期的利润，这才是明智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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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谴责技术，谴责工程师。许多人认为，工程师的知识技能就是为了用机器取代人力，他们的发明创造使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失去饭碗。过去，公司管理人员经常对旧设备更新持消极态度，劳动者也更经常地对“铁皮人入侵”心存恐慌。因而机器设备饱受指责，它是造成早期工人大范围失业的主要威胁。现在的人们相比前人，不相信天灾，而认为这一切都人祸造成。技术的作用引起了人们忧惧并导致一些变化，从而引发出大量关于“社会工程学”的学说，并衍生出一系列新事物、新概念，如胡佛总统的“伟大的工程师”说，到“技术统治论”、“国家复兴委员会”、“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国家资源委员会”以及“管制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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