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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憎恶情绪的另一突破口，是那位曾被商业界吹捧为“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后最伟大的财政部长”的安德鲁·梅隆。在民主党引导的舆论帮助下，这个大富翁越来越“招人讨厌”。1932年2月，梅隆终于卸任财政部长，改任美国驻英国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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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前总统柯立芝在经济兴旺时期曾说过的，“美国的生意的确是生意”。但是，现在的奢侈品和娱乐业，以及因为购买力旺盛而带来的忙乱感——这种感觉曾经使城乡百姓的生活笼罩着精品物质享用主义的表象，此时那种不真实的表象突然消失殆尽。这场经济大倒退使得数百万人的生活摇摇欲坠，而他们原本希望能再上一步，却没能想到大步迈向了黑暗。这个国家习惯了经济繁荣，此时唯有瞠目结舌地发呆，然后是质疑，再接下来多了些孤立无助，到最后则满腹愤恨怨气。可惜这些情绪对改变境况没有丝毫用处，因为这次他们面对的不是国内或国外的有形对手，而是无形的、看不见的经济大萧条，无论人们用嘲讽、子弹还是选票对付它，它都没能被丝毫制服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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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危机从大城市向农村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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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萧条不是假想敌，它首先在城市存在。人们用肉眼看不到它的身形，却可以用收入和就业这两把标尺来衡量它。收入的损失——主要是账面财富的削减，首先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早在1930年春天，当“国家基督教协进会”将4月27日定为“失业礼拜日”时，就证明了这场危机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很快，低收入和高失业率纠缠在一起，彼此恶性循环，整个国民经济无法遏止地变成一个快速螺旋下跌的漩涡。白领工人的收入开始减少，蓝领工人则可能在工资袋中看到一纸解雇通知单。城市最早感觉到震动。最初，人们推迟购买新车或新房；年轻夫妇提前搬出公寓回父母家住；减少旅行和剧院看戏；清洁工、织补工和补鞋匠的生意变多，而裁缝和服饰经销商的生意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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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性质更恶劣的征兆在小范围出现。全国各地区等待领取救济面包的长队，每天都有大批新人加入。1930至1931年间的寒冬隆重到来时，那段更艰难的岁月再也捱不过了。这期间，纽约市不得不支付100万美元用于直接救济，而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协会也宣布，他们的美国客户创纪录地发生首次销售混乱和内部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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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和小镇居民从未感知过繁荣，他们的生活一直萧条惨淡。尽管目前境况正在进一步恶化，但农民们已经能忍受长期的糟糕生存状况。一些小工业城镇的人们甚至不相信艰难时期到来，在他们看来，“艰难时期”是曼哈顿赌徒们的惨败，抑或是一种没根据的臆想。乡村和小镇居民庆幸自己此时的生活更显得“稳定”。尽管印第安那州曼西市——社会学者们定义的中等城镇——有四分之一的工人在1930年年底前失业，但这个社区多少拥有点儿物质财富的人们，直到1931年底仍然坚定地宣称，经济大萧条“主要是我们从报纸上读来的某种东西”。当地一些商人还在1932年组成代表团，说服通用汽车公司不要封死该公司已废弃的曼西加工厂的窗户，这些窗户在附近过路的火车乘客的视野中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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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居民人均收入均大幅下滑。从1929年的810亿美元，到1930年已不足680亿美元，而后继续暴跌，到1931年已降至530亿美元，并于1932年降至触底的410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在这一时期内，从3,650亿美元减至2,390亿美元，这表示固定资产、可变资产和商品货品都在贬值。当然，全国确实有许多企业实体的厂房设备，在闲置废弃中生出斑斑锈迹。这三年时间，85,000家企业被拖垮、破产，带来45亿美元的债务，5,000家银行收支停滞，900万个储蓄账户被注销，市民薪水损失超过26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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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经济的债务融资结构几乎没有变化——相比1929年，1932年利息率只轻微地减少3.5％——在其他领域，通货紧缩却在大肆蔓延，席卷一切，借款人发现他们的长期借贷比借入时的预期值，要更严重、更可怕。各领域中，薪金支出减少了40％，利润分红减少了56.6％，薪酬支出减少了60％。危机之初，在胡佛政府的坚决要求下，各大工业企业工资削减的比例都不大，但在1929年至1931年9月之间，这些企业通过大幅减少每日工作时间和减少工作日的方法，变着法儿地把工资表上的数字砍掉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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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国家大范围内出现人均实际收入（与生活费用相适应）骤减，从1929年的681美元降至1933年的495美元。据报道，在经济阶层中居于顶端的富人们，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数从1931年的75人，下降到了次年的20人。尽管政策制定者们和金融高层们频繁保证：衰退已经触底——那帮发言人总是用“终极低谷”来表示——但工商业的总体趋势继续断断续续地下降了3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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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业者无视政府发出的最低工资水平限令。在日益严重的失业大潮中，一些商业公司付给工人的薪水降低到每周5－10美元。一项对在芝加哥工作的青年女工所作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工人努力工作的薪水低于每小时25美分，甚至有四分之一的人不到10美分。制衣店工人、糖果店雇员和罐头厂员工，是受盘剥最惨重的阶层。纽约最优秀的速记员的薪水，从每周35至45美元，下降到了16美元。而从事家庭服务的佣人们，在雇主提供食宿的情况下，每月辛辛苦苦只能挣到10美元。和先前的情形相同，那些缺乏劳动技能的苦力工人们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白领工人和技术员紧随其后。不久，拥有专业和专门知识的技术职员也开始感受到了震动，教师和牧师的薪水大幅削减，甚至有的只能领到一张不知何时才能兑现的白条，其他专业行业群体的处境也急转直下，交纳各项费税变得越来越难。到1936年，医疗行业从业者收入仍比1929年的工资要低18％到30％，律师行业从业者的收入要低18％到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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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瞬息万变的阶段，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经济问题就像一枚硬币，一面是收入降低和流动资本减少的情况，另一面则是失业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形。1930年4月，胡佛政府逐户调查登记失业人员情况，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联邦失业人口普查。这次调查显示，已登记在案的失业劳动力超过300万人，有4,500万人有工作、能领到薪水。但局势变化很快，1931年1月，商务部作了一项专门的抽样调查，调查显示失业人口达到600万。这年年底，几乎所有评估者都认为失业人数已突破千万大关，1932年，失业人口又增加四五百万。还有经济周期的因素，在此起彼伏的阵阵波动中，整个国家的情形不断变化调整着。那些有家有小的壮年失业男人，不得不争先恐后地加入争夺微薄收入的临时工大军。而那些年迈的老人们，也因为耗尽储蓄和投资亏损，也不得不加入到疯狂找工作的、竞争激烈的队伍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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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苹果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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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美国人无论穷富都坚定地相信，经济危机只是暂时困难。但胡佛总统不该也这样认为，因为这种想法不利于政府从上而下制定救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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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秋，“国际苹果托运人协会”琢磨出一套处理滞销产品的好办法。这个办法建议，把滞销的苹果以每枚5美分的价格“赊”给失业者。当年11月初，纽约大街的人行道上站满了6,000名苹果销售员。这个办法很快被其他地方跟风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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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曼哈顿的一些特定街区开始禁止当街销售苹果。到1932年，一些报道开始说，人们都“反感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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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苹果的反感表征着人们对更多事物的情绪和先前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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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大萧条是“外国”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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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总统把这次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归咎于美国本土以外的因素。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中发现了端倪：“一战”导致浪费和破坏，人口劳动力削减，军事债务增长，课税压力重重，通货膨胀以及随即出现的货币贬值。他认为别的国家的贪欲和帝国主义，以及民众恐慌和重整军备造成的新开销，都是这场可恨的“我们的人民不应负任何责任”的战争所致。至于国内原因，这些并发症的源头可以溯及民主党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时期，因为那场战争是在威尔逊总统任期内“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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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胡佛总统这一分析看似相当能抚慰人心——在国际和国内事务中均让美国人民扮演清白无辜的经典角色——但这也至少承认，大萧条正在快速传染给经济互相依存的整个世界。人们的贷款和债务、垄断和关税，以及传递迅速的信息（不管是希望还是恐慌），正像维系登山者的绳索那样，牢牢地把各个国家捆绑在一起。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往往首先滑坡，工业国家会稍微滞后一些，但情形往往更令人触目惊心。到1929年春，或比这再略早一些，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和波兰以及远东、近东，陆续呈现出经济衰退的征兆，“一战”后处于长期萧条的德国，处境更为艰难。继美国之后，感受到震动的是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1931年前后，开始出现第二波经济萧条。这一波比第一波更为严重，同样波及上述国家，其冲击波和衰退大势，直到1933年春才逐渐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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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产业仍在维持运营，毕竟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各不相同。然而，纵览全球经济图景，人们会发现，被朝生暮死的繁荣所迷惑住的国家并非只有美国，共和党人并不是1929年那些灾难唯一的祸根，民主党人也不是1933年独一无二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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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6月颁行的《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淋漓尽致地显示出，仍然有些人拒绝承认经济相互依存这一事实。1918年停战后，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一个大债权国。与此同时，美国公民在境外的个人投资迅速增长，其投资总额从30亿美元猛增到了1932年的140亿美元。美国成为实力超群的生产大国，却本能地认为外贸仅仅是在交易中卖出东西，只有这样的权利，而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承担买东西的义务。事实上，外国倾销产品所带来的噩梦，无论农民还是生产企业都受损，于是他们竭力呼吁制定迄今为止最高的保护性关税税率。1930年。他们成功地使关税税率平均值达到40％。胡佛总统本希望把该《法案》限制在最主要的几种农产品范围内，但他的建议被否决了。《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在国外被看成是美国挑头打响的经济战的宣战书。美国所遭遇的报复性关税、配额和反美禁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来，到1932年时已有25个国家参与报复美国，结果导致美国的产品出口量锐减了一半。外贸领域的恶性循环，还导致另外一种扭曲结果：在《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实施的前两年内，美国的出口商品制造商们为避免遭遇国外的联合抵制，在国外开办了258家工厂，其中有71家开在咫尺之遥的加拿大边境线那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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