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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经济的债务融资结构几乎没有变化——相比1929年，1932年利息率只轻微地减少3.5％——在其他领域，通货紧缩却在大肆蔓延，席卷一切，借款人发现他们的长期借贷比借入时的预期值，要更严重、更可怕。各领域中，薪金支出减少了40％，利润分红减少了56.6％，薪酬支出减少了60％。危机之初，在胡佛政府的坚决要求下，各大工业企业工资削减的比例都不大，但在1929年至1931年9月之间，这些企业通过大幅减少每日工作时间和减少工作日的方法，变着法儿地把工资表上的数字砍掉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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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国家大范围内出现人均实际收入（与生活费用相适应）骤减，从1929年的681美元降至1933年的495美元。据报道，在经济阶层中居于顶端的富人们，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数从1931年的75人，下降到了次年的20人。尽管政策制定者们和金融高层们频繁保证：衰退已经触底——那帮发言人总是用“终极低谷”来表示——但工商业的总体趋势继续断断续续地下降了3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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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业者无视政府发出的最低工资水平限令。在日益严重的失业大潮中，一些商业公司付给工人的薪水降低到每周5－10美元。一项对在芝加哥工作的青年女工所作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工人努力工作的薪水低于每小时25美分，甚至有四分之一的人不到10美分。制衣店工人、糖果店雇员和罐头厂员工，是受盘剥最惨重的阶层。纽约最优秀的速记员的薪水，从每周35至45美元，下降到了16美元。而从事家庭服务的佣人们，在雇主提供食宿的情况下，每月辛辛苦苦只能挣到10美元。和先前的情形相同，那些缺乏劳动技能的苦力工人们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白领工人和技术员紧随其后。不久，拥有专业和专门知识的技术职员也开始感受到了震动，教师和牧师的薪水大幅削减，甚至有的只能领到一张不知何时才能兑现的白条，其他专业行业群体的处境也急转直下，交纳各项费税变得越来越难。到1936年，医疗行业从业者收入仍比1929年的工资要低18％到30％，律师行业从业者的收入要低18％到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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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瞬息万变的阶段，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经济问题就像一枚硬币，一面是收入降低和流动资本减少的情况，另一面则是失业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形。1930年4月，胡佛政府逐户调查登记失业人员情况，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联邦失业人口普查。这次调查显示，已登记在案的失业劳动力超过300万人，有4,500万人有工作、能领到薪水。但局势变化很快，1931年1月，商务部作了一项专门的抽样调查，调查显示失业人口达到600万。这年年底，几乎所有评估者都认为失业人数已突破千万大关，1932年，失业人口又增加四五百万。还有经济周期的因素，在此起彼伏的阵阵波动中，整个国家的情形不断变化调整着。那些有家有小的壮年失业男人，不得不争先恐后地加入争夺微薄收入的临时工大军。而那些年迈的老人们，也因为耗尽储蓄和投资亏损，也不得不加入到疯狂找工作的、竞争激烈的队伍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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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苹果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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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美国人无论穷富都坚定地相信，经济危机只是暂时困难。但胡佛总统不该也这样认为，因为这种想法不利于政府从上而下制定救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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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秋，“国际苹果托运人协会”琢磨出一套处理滞销产品的好办法。这个办法建议，把滞销的苹果以每枚5美分的价格“赊”给失业者。当年11月初，纽约大街的人行道上站满了6,000名苹果销售员。这个办法很快被其他地方跟风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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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曼哈顿的一些特定街区开始禁止当街销售苹果。到1932年，一些报道开始说，人们都“反感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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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苹果的反感表征着人们对更多事物的情绪和先前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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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大萧条是“外国”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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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总统把这次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归咎于美国本土以外的因素。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中发现了端倪：“一战”导致浪费和破坏，人口劳动力削减，军事债务增长，课税压力重重，通货膨胀以及随即出现的货币贬值。他认为别的国家的贪欲和帝国主义，以及民众恐慌和重整军备造成的新开销，都是这场可恨的“我们的人民不应负任何责任”的战争所致。至于国内原因，这些并发症的源头可以溯及民主党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时期，因为那场战争是在威尔逊总统任期内“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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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胡佛总统这一分析看似相当能抚慰人心——在国际和国内事务中均让美国人民扮演清白无辜的经典角色——但这也至少承认，大萧条正在快速传染给经济互相依存的整个世界。人们的贷款和债务、垄断和关税，以及传递迅速的信息（不管是希望还是恐慌），正像维系登山者的绳索那样，牢牢地把各个国家捆绑在一起。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往往首先滑坡，工业国家会稍微滞后一些，但情形往往更令人触目惊心。到1929年春，或比这再略早一些，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和波兰以及远东、近东，陆续呈现出经济衰退的征兆，“一战”后处于长期萧条的德国，处境更为艰难。继美国之后，感受到震动的是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1931年前后，开始出现第二波经济萧条。这一波比第一波更为严重，同样波及上述国家，其冲击波和衰退大势，直到1933年春才逐渐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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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产业仍在维持运营，毕竟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各不相同。然而，纵览全球经济图景，人们会发现，被朝生暮死的繁荣所迷惑住的国家并非只有美国，共和党人并不是1929年那些灾难唯一的祸根，民主党人也不是1933年独一无二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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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6月颁行的《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淋漓尽致地显示出，仍然有些人拒绝承认经济相互依存这一事实。1918年停战后，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一个大债权国。与此同时，美国公民在境外的个人投资迅速增长，其投资总额从30亿美元猛增到了1932年的140亿美元。美国成为实力超群的生产大国，却本能地认为外贸仅仅是在交易中卖出东西，只有这样的权利，而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承担买东西的义务。事实上，外国倾销产品所带来的噩梦，无论农民还是生产企业都受损，于是他们竭力呼吁制定迄今为止最高的保护性关税税率。1930年。他们成功地使关税税率平均值达到40％。胡佛总统本希望把该《法案》限制在最主要的几种农产品范围内，但他的建议被否决了。《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在国外被看成是美国挑头打响的经济战的宣战书。美国所遭遇的报复性关税、配额和反美禁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来，到1932年时已有25个国家参与报复美国，结果导致美国的产品出口量锐减了一半。外贸领域的恶性循环，还导致另外一种扭曲结果：在《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实施的前两年内，美国的出口商品制造商们为避免遭遇国外的联合抵制，在国外开办了258家工厂，其中有71家开在咫尺之遥的加拿大边境线那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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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普通美国人如何看待此《法案》及相关事件，因其所在地区，所持政见，以及所从事行业的不同而异。南方人习惯于把高关税视为不公正，但在工业发达的北方和农业发达的中西部，贸易“保护”的好处依然余威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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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成立了各个行业的“同业公会”，其数量和影响力的增长，曾令人瞩目。这类组织可以为互相竞争的同行业生产商提供可共享的统计信息、信用标准、成本核算方法，如是种种，还设法抑制非理性的市场竞争行为。这些组织协会在这些领域内，对经济发展很有利。在胡佛先后担任商务部长和美国总统期间，同业公会给世人以不错的印象。但它们也有一些瑕疵：这些组织往往通过定义“公平”和“不公平”的价格政策，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实施时，顺势而上，试图加强对商品价格的控制，还有些时候，这些组织不遗余力地打压或者拖死那些规模不大的经营者。而最高法院一系列的法律裁决更是纵容了它们的不良发展，早期革新论者忧心忡忡地认为那些法律裁决，正是垄断集团和资本家政府职能论者一根根钉在美国本土的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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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垄断、生产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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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内垄断集团依然为联邦法律所不允许，但许多美国公司在国际领域集中经济力量牟取利益——杜邦、美国钢铁、通用电气、威斯丁豪斯、本迪克斯航空、钻石火柴、安纳康达铜业、新泽西标准石油等等——均在20世纪30年代与外国生产商达成一致，经常为了抬高销售价格和实现更高利润而限制生产，或者采取更常见的办法：瓜分世界市场和专利互惠。这些垄断集团为阻碍其他自由企业向垄断集团迈进，还经常压缩供应量，抑制国内外市场的商业贸易，阻抑产品更新和技术改良（例如，可供多次使用的“耐久性”火柴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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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硫酸奎宁的售价为25美分/盎司，但在默克公司加入国际垄断集团之后，它的价格于1941年上涨为75美分/盎司。1930年，美国国内铝产量超过了10万吨，同一时期德国的铝产量不过3万吨；1934年，美国铝公司加入卡特尔垄断集团三年之后，美国的铝产量下降为33,000吨，而此时德国的铝产量则增长为37,0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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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集团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恶化了失业和消费不足的状况。20世纪30年代晚期，由于垄断集团威胁到国家安全，这一事实开始引起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和司法部反垄断局的关注。整体来看，大商业跨国主义所认可的形式，和经济国家主义意图“提高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其结果同样都是徒劳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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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在大多数普通美国公众闭塞的生存状态背后的深层矛盾，依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债务问题。美国人认为，这些事实证明了在处理此事宜时，上当受骗总是美国人。只有选择闭塞，才是好办法。而也有人把向欧洲人催要战争债务和赔款视为是对欧洲经济的扼杀，一旦欧洲经济受损，最终受害的还是债权人——美国。1931年6月，胡佛总统提出国家之间战争债务可延期偿付。这样的决定在某些特定区域大受赞誉，人们认为这是对善意和复兴的巨大贡献；另一些人却认为，这个决定不过是个旨在帮助银行家和外国债券持有人的花招。富兰克林·D．罗斯福入主白宫主政时，几乎所有战争债务都拖欠着，并且毫无偿还的希望。美国公众对这些未偿付的空头支票怨声载道，直接导致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反战主义的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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