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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游说议员们通过这一提案，约12,000到15,000名退伍老兵跟随一支由俄勒冈州某失业罐头厂经理沃尔特·沃特斯挑头的乐队，从四面八方于1932年晚春聚集到了华盛顿。他们或在联邦政府办公楼前的空房子中露宿，或者在波托马克河岸的泥土地上搭起帐篷。当局指责这些人已经被少数共产主义分子或有犯罪前科的人所利用。然而，确实有人把所谓“叛乱”的帽子扣到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者头上；当参议院于6月16日以压倒性多数票否决了“帕特曼提案”时，一直守候在国会大厦台阶上的退伍老兵们把悲伤和失望咽在心里，慷慨激昂地唱起歌曲《美利坚》（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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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7月初投票通过为穷困潦倒的游行者们支付回家路费的决定，此时有约5,000人离城返乡。7月末，国会休会，总统命令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设法疏散其他滞留的游行者。这些退伍老兵和华盛顿警方发生暴力冲突，两名退伍老兵在冲突中死亡。装备有催泪瓦斯和尖刀的官方军队，很快就驱散了那些没有组织的游行者，他们或返回家乡，或在公路和铁路沿线汇入其他流浪者的队伍中。无论何种情境中，人们都会听说这些退伍老兵会模仿外国的先例，会成为一场革命——不管是“左倾”还是“右倾”——的先锋部队，事实证明，这些革命传言极其愚蠢。即使是在1932年最黑暗的日子中，美国人依然坚定不移地对民主进程充满信心，人们习惯于充满信心地生活，不信任“外来”煽动者。当美国公民渴望改变现状的时候，他们最信任的是投票箱，而不是肥皂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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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离失所的人越来越多。在纽约市，无家可归的人们在地铁站过夜。1932年，中央公园一个废弃的蓄水池成了当地居民住宿的地方，这就是著名的“胡佛谷”。住在这里的人们以发霉的面包和市场丢弃的垃圾为食，面无表情地凝视着被闲置了一半的摩天大楼环绕的曼哈顿。在俄亥俄州扬斯敦市，那个城市有家富有冒险精神的企业最近刚刚燃起一座炼钢平炉，那个城市还有几百名流浪汉挤在市政垃圾焚化炉所在的建筑里取暖。全国各地到处有人在废弃的工厂、货运车箱中栖身，或者住进用废弃木料和砸扁的易拉罐搭建的棚屋中。携有妻儿的无家可归者则聚集在市郊，艰难地糊口度日。到1932年夏天，很多社区把公共土地提供给失业者做小农场或菜园。比如，在印第安那州的加里市，有两万个家庭靠种植该市提供的土地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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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局反复保证，不会有任何人饿死，但纽约市1933年至少有29人饿死。在全国范围内，据报道，已有110人（主要是孩子）在1934年饿死。而更多的人死于疾病、意外事件和生活崩溃；对因生活崩溃而死的人来说，饥饿是造成他们死亡的首要原因。1928至1932年间，被费城公共卫生中心所诊断为营养不良的病例增长60％，这些病征主要发生在6岁至16岁这一年龄段的孩子身上。牛奶、鸡蛋和新鲜水果的消费量迅速下跌，与之密切相关的佝偻病、坏血病和烟酸缺乏症，则相应地迅速增长。在纽约的一家健康中心，公共保健护理全国组织报告说，1928年营养不良的患者从病人总数的18％，上升到1931年令人震惊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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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糊糊”曾经在很长时间内是南方贫穷白人不屑的食物。如今，其他地区新出现的穷人们，以面包、马铃薯和豆类为主食，食品的营养不良程度跟这种“糊糊”差不多。每个礼拜来点卷心菜，就是改善伙食了。餐馆经理经常捐出残羹剩菜，面包师捐出发霉的面包，水果蔬菜批发商则捐出过时的果蔬。在纽约下东区，善良的卡车司机偶尔会从车上丢下一箱桔子，并假装不知道那箱水果散落在地。最极端的时候，一些城市出现吃垃圾的行为。一些调查1932年芝加哥贫民窟的人描述过这样的情景：“一辆正在卸垃圾及其他废弃物的卡车，周围的男女老少约35人。卡车刚一离开垃圾堆，这些人一拥而上，用棍子甚至干脆用赤裸的双手，伸进垃圾堆中挖掘零星的食物和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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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萧条带来的烦恼和挣扎，使一些人不堪忍受而崩溃。1930至1932年间，因精神病症而住进公立医院的病人，年增长率几乎是1922至1930年间的三倍。当然，这一增长率也与家庭和私立医院对病人的照顾能力不足有关系。但另一数据是，纽约州每10万人口当中精神病患者的数量在1932-1933年间出现急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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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股票市场崩盘之后，自杀率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疯长。1929年10月和11月，纽约市仅报告219例自杀案。而1928年同时期自杀案有223例。但是，全国的年自杀率却持续增长，1929年每10万人中有14例自杀，而1932年每10万人中有17.4人自杀，此后逐年下降，至1936年又跌回14.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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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明显的是，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冲击，对男人的强烈震撼远远超过对女人的震撼。自杀主要集中在经济地位的两头——尤其是地位较高的那一头。与社会地位的从高到低相一致表现出的自杀率，往往比穷困本身更具有摧毁性。自杀是大萧条的终极指标，1931年政府不得不动用公用经费埋葬的无人收尸者占死亡人数的十分之一，总数达到1929年的三倍多；与此同时，在农村地区，自制棺材的数量也呈现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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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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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至1941年，这一困难时期，起源于国内的一次突然的经济大混乱。造成这场大混乱的原因有许多，后来的研究者也有多种解释，添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忽视了群体福利和个人满足度之间的关系。这场灾难帮助美国人意识到他们是一个国家，一个整体。只有通力合作，才能把陷入淤泥的大车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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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困难时期，结束于美国卷入另一场全球大战的前夕。而引发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很多国家同样顽固地忽视了国家安全与世界和睦——即“同一个世界”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关于人类的团体性和国家的公益性，在那些年中引发了反复的大争论，这是那一时期最有意义的活动。这些争论没有统一的结论，但人类开始超越自身、超越地域、超越国界来应对许多大型事务。它深深影响了世界反法西斯、联合国建立以及“二战”后的世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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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1704457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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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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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政府是否应该承担经济领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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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必须对席卷全国的经济大萧条采取应对措施。1929年后，这场前所未有的灾难，考验着总统的执政能力。此时，赫尔伯特·胡佛比处于相似困境中的任何前任都承担了更大的责任。为尝试让联邦政府干预经济领域工作，胡佛有意采取若干步骤，并为当时形势所迫和受众议院民主党的压力，不得不采取了另外一些打破传统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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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任总统对经济危机中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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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伯伦总统在1837年、格兰特总统在1873年、克利夫兰总统在1893年的危机中，都通过货币措施，以减轻萧条带来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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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呈送给议会的一封措辞辛辣的电文，催生了一部临时法律给予紧急时期的通货更大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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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哈丁总统就失业问题召集了总统会议，其目标在于官方出面，把麻烦事推给地方慈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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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经济复苏似乎是由自然原因所产生的。生产的萎缩导致对过剩商品的吸收，而资本支出的减少和更廉价的原材料则降低了新产品的单位成本。消费和就业因此受到刺激，工业开始再次扩张。不仅在大陆边境，而且在对外出口市场上，也从先前的困境中重生。消费者的稳步增加应当归于高出生率和移民。然而现在，全世界都同样处于大萧条冲击之中，美国的工业扩张似乎接近了极限。这个国家的疾病并非来自于某个单一的顽疾，而是来自混合传染病，多年的安逸生活助长了先天抵抗力的衰竭。病人在一个长期衰弱的战斗中，不耗尽他所有的储备，仅由其自身能好起来吗？诸如忍耐、辛劳、微乎其微的货币补贴和空想，能够把他治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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