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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塞缪尔·英萨尔头上的缎面礼帽，曾经是他成功的象征，而今成了众人嘲讽他的符号。很多美国人不再盲目崇拜那些曾经在纽约和华盛顿一手遮天的富豪和有权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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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最受争议的是货币政策方面的一项尝试——提高农产品价格。罗斯福总统关心提高与非农产品相关的农产品的价格。由于小麦和棉花之类的农产品价格对国际需求非常敏感，有人几乎肯定地认为，美元贬值会是解决当时危机的有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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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4月，政府宣布，取消金本位货币制度。国会授权罗斯福，可以使用5种规定方式中的任何一种以刺激通货膨胀。1933年6月，世界货币和经济会议在伦敦召开，会议目的是实现货币稳定。但这次会议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一方面是因为法国及其金本位卫星国反对，另一方面是因为罗斯福总统突然担心货币稳定会阻抑国内刚刚开始的涨价苗头。7月3日，他发的电报因为“破坏”了这次会议，首先受到各国指责，随后就将美国置于各国充满敌意的仇视下；另一副作用是，普通美国公众的经济孤立主义感情比以前更强了。直至1936年9月，英国、法国和美国才终于一致决定要防止币值剧烈波动及竞相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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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中最缺乏确切性的尝试始于1933年秋，早期复苏的蜜月期在这一时期开始放慢回暖的步伐。总统担着风险采纳了康奈尔大学乔治·F．沃伦教授提出的“商品美元”理论，这一理论被共和党称为“橡皮美元”，被阿尔·史密斯称为“鬼话美元”。这一理论迫使美元贬值，低至不足原有价值的60％，以期满足总体价格上涨和特殊商品涨价的需求，并以此改善美国的出口形势。一次轻微的改进随即在外贸领域实行，但其实际效果仅仅是，当黄金买入价升高时——这个价格是总统每天早晨在餐桌上与沃伦、农业信贷管理局局长小亨利·摩根索和RFC的杰西·琼斯讨论之后拍板制定的——总量高达140亿美元的黄金，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流进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的金库。这一黄金收购计划，从1933年10月25日实施，直至1934年1月结束，也没能提高国内商品价格，甚至每天颁布的不同价格仅仅起到了扰乱人们信心和市场稳定的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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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购买法案》于1934年6月9日通过，这一法案是白银集团国与总统达成一致之后迫使国会通过的，旨在刺激通货膨胀。但它最确定的结果，不仅抬升了本国银价，而且还以远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从国外购入10亿美元的白银，并把大部分银块存放在西点的金库里。不过，就在美国成为全世界贵金属的最后归宿、将金银都埋进自己宝藏中时，这些措施对价格的影响，既不是策划者们所预期的适度通胀，也不是华尔街所预言的那种失控的通胀。这种货币政策还映射出“新政”中常见的大杂烩：不切实的现实主义，卤莽的武断主义，以及夹杂着极真诚又极实际的人道主义精神的政策。总统每件事情都想试一下，他注定会掉进错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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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禁酒令、救济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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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是奏着“节俭”的旋律登场的，但很快失败。当时罗斯福在就职第一周便告诫道“在这漫长的三年中，联邦政府正走在通向破产的路上”。随即，国会通过经济法案，决定把联邦政府公共部门工资和退伍老兵津贴费，每年削减4亿美元。但是，势力强大的退伍军人协会游说团和美国政治的传统势力都极力抵制该法案。罗斯福急匆匆地下达了总统令，一点儿一点儿地恢复了被削减的支出，他本人就这样加入了花钱者的行列，并很快成为这支队伍的领头羊——请求用数十亿美元发放救济、注资给商业企业，以及支付一系列新增加的联邦机构运行费用——受选举年余波的影响，国会于1934年3月28日踢翻经济发展规划，推翻了罗斯福的否决，重新回到原点。自此，所有关于平衡预算的主张都被人们踩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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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月，任期即将届满的上一届国会迅速提出一项宪法修正案，提议废除禁酒令。新一届国会把是否废除禁酒令的决定权交给了各州。次月，啤酒销量回升，这是万物复苏的一个征兆。各州议会竞相批准废除禁酒令，连印第安那州、爱荷华州和阿拉巴马州等一向支持禁酒的老据点，也加入到大队伍中；基督教浸信会的核心报纸《达拉斯新闻报》（Dallas News），将这一现象称为“传教领域的彻底溃败”。1933年12月5日，犹他州成为第36个支持《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的州，那场以节俭为主题的“实验”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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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立法。对1933年的美国来说，银行危机业已开始缓和，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严峻的救济问题。1,500多万失业人员，各州和市区救济花名册上的近600万人，都吵嚷着要得到官方的关注。3月21日，罗斯福在一份呈报国会的咨文中，提议三种补救性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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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授权各州最大程度地为贫困者直接提供食品和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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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允许联邦政府所属部门招收工作人员，这一措施既便于操作，而又不会对私营企业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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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为公共事业制定长期的项目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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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紧急措施中的第二和第三项，分别包含“公共资源保护队”和“公共工程管理局”的胚芽，它们汲取养料成长的速度要比第一项慢得多。第一项孕育着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FERA）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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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12日，国会设立联邦紧急救济署，负责人是哈里·L．霍普金斯。霍普金斯来自爱荷华州，他身体孱弱但工作兢兢业业，热衷于社会工作。罗斯福当纽约州长期间，他担任纽约州救济委员会主席。人们公认这个机构是为了应对紧急危机而临时设计的机构，它借助先前由各州和各市的福利组织管理的直接救济渠道，以金钱的方式直接补贴穷人。这个机构自设立之日，到最后完成使命，共支出了约3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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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期望地方政府能够依据其能力分担联邦政府的部分重任，但又没有谁规定出地方政府必须承担的具体资金。就全国而言，从最后的账目看，每一美元的救济当中，联邦政府提供70美分多，州政府13美分，市县16美分。相对较富裕的州如马萨诸塞，做出贡献要比穷州如南卡罗来纳大得多，而新英格兰州则嘀咕嘟囔缺乏自力更生精神。在南方，反对者抗议政府拿钱去填黑鬼和贫穷白人的钱包。很多州把联邦紧急救济署视为容易捞钱的肥差，希望付出一点点，但尽最大可能地多捞东西。联邦和各州的行政官员们不得不紧盯那些吝啬的地方政府，不得不威胁他们如果还紧捂自己钱包，就取消发给他们的救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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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普金斯的想法，是稳步地背离直接援助——最迅速、最便宜、最开放的办法——而转向“创造工业岗位”，根据需要付薪，并最终制定出按最低工资标准实现就业的系统化的计划，这样可以充分利用荒废的技能。他一旦能控制住情形最紧迫的危机，便立即四处搜寻可以鼓舞民心的工作机会，因为工作可以产生提升劳动者自尊心的作用，并且能保持其技能不至荒废。不过，霍普金斯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广泛支持。有组织的劳工担心救济性的低工资会对私营企业造成压力，许多保守分子则公开坚决反对。他们更愿意接受较便宜的施舍的方式，并认为公共工作项目会将资金转出货币市场，会破坏某些领域如廉价住房领域，把巨大的债务包袱甩到国家头上，而债务本身又会进一步阻抑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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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多数人还是毫不迟疑地认可霍普金斯。在“新政”执行四年后，1937年5月举行了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每5个人中就有4个人赞成通过以公共工作项目的方式来实现救济；同年，几个月后经济出现新一轮衰退，另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表明，以提供工作的方式实施救济，比其他所有的建议方案都更受人们认可。穷人比富人更认可这一方式，城市居民比农民更认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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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执行之初，有个故事广泛流传，说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他的救济支票刚一到手，就立即主动走出家门，清扫小镇的大街，他说，“我得干点儿活，来回报我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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