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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允许联邦政府所属部门招收工作人员，这一措施既便于操作，而又不会对私营企业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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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为公共事业制定长期的项目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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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紧急措施中的第二和第三项，分别包含“公共资源保护队”和“公共工程管理局”的胚芽，它们汲取养料成长的速度要比第一项慢得多。第一项孕育着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FERA）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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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12日，国会设立联邦紧急救济署，负责人是哈里·L．霍普金斯。霍普金斯来自爱荷华州，他身体孱弱但工作兢兢业业，热衷于社会工作。罗斯福当纽约州长期间，他担任纽约州救济委员会主席。人们公认这个机构是为了应对紧急危机而临时设计的机构，它借助先前由各州和各市的福利组织管理的直接救济渠道，以金钱的方式直接补贴穷人。这个机构自设立之日，到最后完成使命，共支出了约3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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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期望地方政府能够依据其能力分担联邦政府的部分重任，但又没有谁规定出地方政府必须承担的具体资金。就全国而言，从最后的账目看，每一美元的救济当中，联邦政府提供70美分多，州政府13美分，市县16美分。相对较富裕的州如马萨诸塞，做出贡献要比穷州如南卡罗来纳大得多，而新英格兰州则嘀咕嘟囔缺乏自力更生精神。在南方，反对者抗议政府拿钱去填黑鬼和贫穷白人的钱包。很多州把联邦紧急救济署视为容易捞钱的肥差，希望付出一点点，但尽最大可能地多捞东西。联邦和各州的行政官员们不得不紧盯那些吝啬的地方政府，不得不威胁他们如果还紧捂自己钱包，就取消发给他们的救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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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普金斯的想法，是稳步地背离直接援助——最迅速、最便宜、最开放的办法——而转向“创造工业岗位”，根据需要付薪，并最终制定出按最低工资标准实现就业的系统化的计划，这样可以充分利用荒废的技能。他一旦能控制住情形最紧迫的危机，便立即四处搜寻可以鼓舞民心的工作机会，因为工作可以产生提升劳动者自尊心的作用，并且能保持其技能不至荒废。不过，霍普金斯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广泛支持。有组织的劳工担心救济性的低工资会对私营企业造成压力，许多保守分子则公开坚决反对。他们更愿意接受较便宜的施舍的方式，并认为公共工作项目会将资金转出货币市场，会破坏某些领域如廉价住房领域，把巨大的债务包袱甩到国家头上，而债务本身又会进一步阻抑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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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多数人还是毫不迟疑地认可霍普金斯。在“新政”执行四年后，1937年5月举行了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每5个人中就有4个人赞成通过以公共工作项目的方式来实现救济；同年，几个月后经济出现新一轮衰退，另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表明，以提供工作的方式实施救济，比其他所有的建议方案都更受人们认可。穷人比富人更认可这一方式，城市居民比农民更认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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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执行之初，有个故事广泛流传，说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他的救济支票刚一到手，就立即主动走出家门，清扫小镇的大街，他说，“我得干点儿活，来回报我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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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工作救济与公共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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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3年夏天，联邦紧急救济署的救济方式从直接施舍向提供工作机会转变。8月1日出台规定：无技能劳工每小时最低工资为30美分。除了南方和少数几个封闭的行业，最低工资水平既没有给私企工资带来压力——私企也是国家复兴署正努力稳定的一个领域，也没有给管理层人力需求带来影响——近来复活的美国劳动就业服务中心正在失业者中就这一领域的需求大作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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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邦紧急救济署存续期间，该机构把其受益人的半数都算成工作人员。人数最多的时间，工作人员多达250万人。而1933－1934年间的那个冬天，见证了大萧条时期联邦紧急救济署及其救济名单最大范围的扩张。国家紧急救济署1934年2月的救济名单上，有近800万个家庭，差不多有2,8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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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工程署”（CWA）迅速膨胀。这个机构通过它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从事专门的工作救济，直接受控于华盛顿，以避免地方政府在救济工作上耍花招。这个机构于1933年10月正式运转，以紧急解决寒冬侵袭，防止公众情绪低落，因为这种情绪低落已经对新政的最初萌发产生影响。民用工程署很快为400万人提供了工作，其中约一半人来自联邦紧急救济署的常规救济花名册，其他人则不属于“救济失业者”。该机构规定，体力劳动者每周30小时工作制，职员和技术人员每周39小时工作制，并为工作人员提供相对较高的工资和较好的工作环境，这一举措使民用工程署成为私营企业低薪岗位的最有力的竞争者。民用工程署累计支出约9亿美元，主要用于修建道路，维修校舍、公园、运动场、游泳池，防治害虫，管控腐蚀，并关注市政公共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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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工程署提供工作机会。对社会心理的恢复有良好作用。密歇根州有位官员观察到“给人们提供一个即使短暂的工作机会，以挣一份能体面生活的工资，人们就能感受到深深的快乐”。她看到许多人在离开她办公室时“喜极而泣”。很多人在长久失业后，拿到第一张工资条后，径直走进理发店，去理一理数月来没有收拾过的头发。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内，人们的外貌表明他们正慢慢地恢复自信。除了理发师，连同杂货商、药剂师和服装商，也都能从中获益。不过，并不是所有得到救济工作的人都能这样欢欣鼓舞。由于事态紧急，该机构不可避免会做一些价值不大甚至没有意义的工作，在所有的新政机构中，民用工程署最容易被人们用一个产生于手工行业的老词“做针头线脑的小事”来攻击。那些先前曾从事专业技术工作，而今沦落到干粗鄙体力活的田地的人，内心的痛苦使得他们对整个制度强烈不满。有位机械工程师，41岁，有7个孩子，在给民用工程署辛苦工作了几星期后，讽刺说“这是把挖沟当成高贵职业的想法”。1934年春，民用工程署正式结束运行，它没来得及完成的项目均移交给联邦紧急救济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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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走向救济，待遇也越来越好时，数百万步入成年的青年人找不到工作，而父母和祖父母们则在退休以后无钱营生。结果，他们开始接受贫穷，并推导出政府有责任让他们生活下去；由于无所事事的时间不断延长，一些失业者不肯工作，而地方当局仍纵容默许他们的名字继续出现在联邦政府的救济名单上。经济在恢复，但“新政”政策要救济的名单仍显著增加。联邦政府决定解散联邦紧急救济署机构，救济事宜悉数移交地方政府负责，自己则集中物力用于更富持久价值的客户和项目。1935年12月，联邦紧急救济署终结使命，退出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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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署（PWA）。成立于1933年6月16日，拥有33亿美元资金。设置PWA部门是为了通过鼓励对原材料需求量巨大的公共工程来刺激重工业发展。罗斯福总统把这个部门交到谨小慎微、冷静沉稳的哈罗德·伊克斯手上。伊克斯时任内政部长，自称是“坏脾气的老头”，厌恶拿联邦的钱“雇佣成年人在大风天里追逐风滚草”，这决定了这个机构的宗旨。然而与霍普金斯不同，伊克斯不必把项目建基于有可能不适合的工作救济上，他也不用面对这样的诉求，因为公共工程署的工作是遵守与私人企业签订的合同来完成的。公共工程署在拨款给地方州县之前，始终坚持进行认真的项目经费审查，这些经费在工程总成本中占到三分之一到一半。公共工程署还有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其它事务，这些事务到1938年成为公共工程署仅有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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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政实践者们心中，公共工程署的职能是为刺激国民经济而进行的政府对商业企业的投资，即“注水泵”，能刺激非政府就业，其理论基础是凯恩斯的补偿性支出理论。“注水泵”这一形象是受老式水泵的启发而产生，向这种水泵注水，必须先灌水使皮圈膨胀，它才能有效地汲水。政府是否能借助注水泵使工业重新有效运转，或者，它得到的水是否比注进去的水多，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议的。尽管一些对计划经济心存畏惧的人们不信任公共工程署，但它显然很早就发挥出刺激私营企业发展的作用。尽管它一开始并不是为了救助失业者而设立，但在1934年这一年中，公共工程署保证了50万人按每周30小时安稳地上班。此时，它开始清算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资金支出，它已经投入40多亿美元用于34,000多个项目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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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署的社会效用毋庸置疑。公共工程署的拨款使得巨石水坝（后称“胡佛水坝”）能以昼夜两班倒的方式，比预计时间提前两年半竣工。公共工程署还启动了各种水利和开垦项目，其中，以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项目最为著名。纽约市的三区大桥因没有强劲的资金作支持，于1932年中断施工；而今，公共工程署资助该项目重新启动，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水泥和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巨量木材的支持下，大桥于1936年竣工——给联邦政府带来150万的债券销售利润，而这些债券在1933年是银行家们不屑于以任何价格购买的。排污系统，弯管阀门配件，供水系统，市政厅，中小学和大学校舍建筑，贫民窟清理和规范住宅，农场到市场的公路，校车公路，这些都是热门公共事业。公共工程署这个机构为医院提供121,760个床位，实现这一项目用掉了3亿多美元，床位的变化相当于正常情况下5年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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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长远的特殊意义方面，公共工程署于1933—1935年间筹资修建了50多座军用机场。帮助军队修建了74,000公里的战略性公路，为飞机设计师建造了一条风道，拨款1,000万美元更新军备、改进兵工厂，投入了2.37亿美元由海军监管用以建造军舰。不过，由于和平主义理念和“奈”委员会的呼吁，1935年，国会禁止公共工程和救济资金用于“军需品、军舰及陆海军军备物资”，这种状况才告一段落。公共工程署慢悠悠地付诸行动——地方政府对此常有不满——但回顾它所取得的各种业绩，人们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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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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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初上台，政府比以往大幅度地动用政策工具（所谓的“试验”）——至少从外在改变来看。“新政”竞选成功的处方，“税收，税收，税收。支出，支出，支出。竞选，竞选，竞选”，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孤注一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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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上台后，国会于“百日新政”之始，即启动了银行改革立法，在“百日新政”最后阶段又通过了“国家工业复兴法”，该法不但授权建立公共工程署，还对多数私营企业进行集中监管。在此期间，它对农民、贫困的房主、身无分文的年轻人和田纳西河流域的居民，分别出台相关重要措施。在生死攸关时期，这些政策的理念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经验遗产，此后国民经济的实践和转型，不过是对那些政策细节上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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