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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上台后，国会于“百日新政”之始，即启动了银行改革立法，在“百日新政”最后阶段又通过了“国家工业复兴法”，该法不但授权建立公共工程署，还对多数私营企业进行集中监管。在此期间，它对农民、贫困的房主、身无分文的年轻人和田纳西河流域的居民，分别出台相关重要措施。在生死攸关时期，这些政策的理念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经验遗产，此后国民经济的实践和转型，不过是对那些政策细节上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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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实施的前几个月，联邦政府的大部分行动是基于一个假设。这个假设是：货币和信用、价格和利润的体系，都已在大萧条冲击下崩溃。如果任其自然修复，是缓慢的、有毁灭性的；货币的流通必须通过政府支出予以激活；经济繁荣之路可以抚慰工人和消费者。事实上，由于每个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而每个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据称这四个相关连锁的过程将有益于整个国家：政府资金支持的工作岗位的增加；根据工业规章制度，雇员和工资的增加；通过作物种植限制及直接利润支付，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提高；通过货币政策，在联邦政府的支持和信贷机构管制的帮助下，一般产品的价格提高。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府部分地通过立法行动，部分地通过新近获得的行政权力，启动了规模庞大的项目。国会随时准备授予总统要寻求的巨大权力，但它很快意识到自己正在为巨额支票买单，而总统分发和花销这些钱的权力，正是自己温柔地交到他手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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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决策显然带有尝试性，其中包含着彼此对立的矛盾——短期内经济匮乏与长期的经济复苏增长，城市高工资与农产品价格不能保证农民提高生活水平，反托拉斯法延迟与小商业主对此的关注极急不可耐。这些行为背后的道理，是公众本能地把这种趋势置之脑后，甚至比政策本身更能保持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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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的优点和弱点，成功和失败，都将随时间的推移而日渐清晰，一起变得清晰的还有这一事实——即罗斯福总统即兴发挥出的才智，往往超出他对既定目标的掌控能力。论争的硝烟仍在空气中沉淀聚集，人们能作出的最公正的评判，是在罗斯福第一届任期行将结束时，如一位英国经济学家所说：“罗斯福先生也许对自己的许多问题给出了错误的答案。但是，他至少是现代美国第一个能提出正确问题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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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乔纳森·休斯、路易斯·P．凯恩著，邸晓燕、邢露等译：《美国经济史（第7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15页。其中，对州际银行之间暂停支付率的变化的考察，参见Kris James Mitchener，“Bank Supervision，Regulation，and Istablity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JEH，March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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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1704457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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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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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罗斯福增加政府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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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当政后，国会山和白宫渐渐取代了曼哈顿和华尔街，成为国家的神经中枢。政府开始前所未有地干预公民的日常生活——征税、贷款、投资、大兴土木、制定农业配额、限定企业工作环境，并垂直管理州际贸易公路。华盛顿还以合伙人或者竞争对手的方式，进入传统的民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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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政府理念，使得相应的管理机构迅速增生，进而形成一套错综复杂、甚至显得臃肿繁琐的管理体系。为了给这些机构提供办公场地，一座主要以石灰岩和大理石为材质的大楼挨着国家广场、宾夕法尼亚大道和宪法大道建起。劳动部、联邦贸易委员会这样的老牌机构，也搬进了这座大楼。场地有限，还有些老机构如内政部和农业部，则搬进相邻的巨大的建筑群中。与之相应的是，政府公职人员的数量出现疯长，从1931年的58.8万人增长到1941年的13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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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复兴署（NRA）于1933年初夏设立，政府与公众日常生活之间，开始呈现新型关系。这个机构是罗斯福为经济复兴而开出的主要药方——它既是一副补药，又带有泻药般的副作用——旨在刺激购买和销售，要求私营企业招录失业人员，以促进消费，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资，禁止雇佣童工，强化劳资集体议价，减少竞争性浪费，并制定商品最低价格。签署这项法案时，罗斯福预言说：“它将以国会有史以来所通过的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立法而铭记于美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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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国家复兴署没有先例，它是参考联邦政府所监管的工业自治而构思的实验性机构。胡佛总统曾鼓励同业成立商会以规范公平执业和限定价格。一直鼓吹稳定价格以防止大幅降价的商会代表们，协助政府制定了1933年6月通过的法案。事实上，企业界愿意提高工人工资、缩短工作时间，以此换取联邦政府帮助调控价格。商会领导者们提出的每一条法规都被政府听取，以示对那些劳工代表、雇主和消费者的批评，然后行政官员主持召开公开听证会，综合权衡赞成和反对意见，把修订后的法规呈报给总统，由总统作最后的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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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复兴署制定的这些法规的背后，隐藏着企业管理层和政府之间的另一项交易，在此次交易中，政府再一次代表了劳工的利益。有的法规把那些采纳价格议定和竞争管制的企业从反托拉斯法的黑名单中删除——这很像西奥多·罗斯福积极“砸碎”托拉斯而富兰克林·罗斯福则邀请托拉斯重新回来——但作为交易，企业必须赋予劳工类似的通过联合而争取谈判的权利，即该法案第7A条款所保证的“集体谈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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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复兴署以号角长鸣、积极游行和激情演说的气势开始行动。拥有两名以上雇员的所有雇主，除自由职业者和农民以外，都需到国家复兴署的蓝鹰标志牌下签字，那标志牌上还有句口号：“我们各司其职。”有225万多家公司登记，涉及雇员1,600万余人，最后一举涵盖了2,200万名雇员。一系列协定起到临时政策的作用，保证白领工人每周工作40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每周12－15美元；保证蓝领工人每周工作35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每小时40美分，在周期性间歇时期，每周工作时间可增加至4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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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近800个生产和服务业的制造商和销售商代表——从钢铁巨子到蜂蜡漂白工，从粉碎机制造商到家庭私塾负责人——齐聚华盛顿，制定各自行业的法规。各行业一哄而上，个个都不甘心被冷落，也不管这一行业是否需要汇编法规。最后，将近800部法规，其中许多法规是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联邦官员们与那些清楚地知晓自己想法而不是国家利益的实业家们。在商议之后仓促起草的，没有经过足够的时间去审查评估，这些法规即获得了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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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复兴署减少了童工和血汗工厂，改善了商业运行环境和劳工工作条件，并努力为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工薪阶层制定统一的薪金标准，还通过缩短工作时间的方法使1,300万失业工人中将近200万人再次被雇佣。在国家复兴署的所有直接影响中，对社会最重要的影响大概是使人们的信心开始恢复。数百万人第一次感觉到，全国人民正前所未有地开展一次重大的、非凡的合作，对抗这次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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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复兴署治下联邦管制范围继续扩大。1933年，在紧急交通法案中，国会通过设立一个临时交通协调者，并加强州际贸易委员会（ICC）在重组进程中的权力，从而扩大了对资金短缺的铁路公司的管辖权限。两年之后，为确保交通行业的运输安全、服务质量和价格公平，另一部法律授权ICC以公共承运人和契约承运人身份控制了汽车交通业。1938年，民用航空局成立，旨在管控空中交通。1940年的运输法案确立了全国性政策，统一管控国内陆路和水路承运人，并授权ICC降低农业出口品的铁路运费，以此帮助农民，取缔“不公平或破坏性的竞争行为”，保证“公平的、无偏颇的管控”。这一措施，使迫在眉睫的火车与卡车、巴士和轮船在经济运营利润方面的巨大差异得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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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私营信贷机构既脆弱无力，又前怕狼后怕虎——如储蓄银行、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新政扩大了RFC的经营范围，并增大了其贷款权力，RFC的影响力和作为在胡佛政府时期仅相当于童稚期。如此一来，RFC能为大多数企业和个人提供服务，从而担负了信贷流动方面的责任。尽管这一措施得到工商界的褒誉，但同时也增加了人们的顾虑：政府正通过此举获取民营企业资产的抵押权。在“新政”期间，联邦储备体系变成一个在信用扩张或紧缩方面更有效率的系统。通过设置购买有价证券的保证金额度。它掌握了流入经纪人贷款中的信贷规模。在其他领域，为帮助贫困的房主，“新政”创立了联邦农业抵押公司给予业主贷款资助；为帮助贸易发货人，“新政”设立进出口银行，此举还援助了需要贷款购买其商品的外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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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企业的经济职能有本质区别。联邦政府控制跨州企业的其他几根绳线，也在一年接一年地编纺着。一些能源供应企业，如西南的巨石（胡佛）水坝，蒙大拿州的佩克堡水坝，西北太平洋的博纳维尔和大深谷水坝，以及加利福尼亚的山谷中心工程等，政府成为它们的实际经营者。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辖区，政府部门更进一步，尝试做私营企业未能做好的工作：改进就业机会、改善安全和健康状况——换言之，提高整个地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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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救济和住宅计划上，人们也可以看到政府和私营企业在经济领域，其作为有着本质的区别。政府的动机在于谋取公共福利。而私营企业则视利润为动力。公众的需求是什么、而非他们能买得起什么，成为政府社会职能的新观念中的核心因素——面对公众需求，政府的解决方案不是基于公众手中的现金或最终利润的计算，而是确信账单应由纳税人共同分摊支付。国家作为服务或物品供应者的这个角色，预示着它兼有金融家和收税人的功能。遵奉“新政”理念，政府使自身变成了全国无与伦比的最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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