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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禁酒令、救济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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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是奏着“节俭”的旋律登场的，但很快失败。当时罗斯福在就职第一周便告诫道“在这漫长的三年中，联邦政府正走在通向破产的路上”。随即，国会通过经济法案，决定把联邦政府公共部门工资和退伍老兵津贴费，每年削减4亿美元。但是，势力强大的退伍军人协会游说团和美国政治的传统势力都极力抵制该法案。罗斯福急匆匆地下达了总统令，一点儿一点儿地恢复了被削减的支出，他本人就这样加入了花钱者的行列，并很快成为这支队伍的领头羊——请求用数十亿美元发放救济、注资给商业企业，以及支付一系列新增加的联邦机构运行费用——受选举年余波的影响，国会于1934年3月28日踢翻经济发展规划，推翻了罗斯福的否决，重新回到原点。自此，所有关于平衡预算的主张都被人们踩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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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月，任期即将届满的上一届国会迅速提出一项宪法修正案，提议废除禁酒令。新一届国会把是否废除禁酒令的决定权交给了各州。次月，啤酒销量回升，这是万物复苏的一个征兆。各州议会竞相批准废除禁酒令，连印第安那州、爱荷华州和阿拉巴马州等一向支持禁酒的老据点，也加入到大队伍中；基督教浸信会的核心报纸《达拉斯新闻报》（Dallas News），将这一现象称为“传教领域的彻底溃败”。1933年12月5日，犹他州成为第36个支持《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的州，那场以节俭为主题的“实验”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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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立法。对1933年的美国来说，银行危机业已开始缓和，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严峻的救济问题。1,500多万失业人员，各州和市区救济花名册上的近600万人，都吵嚷着要得到官方的关注。3月21日，罗斯福在一份呈报国会的咨文中，提议三种补救性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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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授权各州最大程度地为贫困者直接提供食品和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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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允许联邦政府所属部门招收工作人员，这一措施既便于操作，而又不会对私营企业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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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为公共事业制定长期的项目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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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紧急措施中的第二和第三项，分别包含“公共资源保护队”和“公共工程管理局”的胚芽，它们汲取养料成长的速度要比第一项慢得多。第一项孕育着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FERA）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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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12日，国会设立联邦紧急救济署，负责人是哈里·L．霍普金斯。霍普金斯来自爱荷华州，他身体孱弱但工作兢兢业业，热衷于社会工作。罗斯福当纽约州长期间，他担任纽约州救济委员会主席。人们公认这个机构是为了应对紧急危机而临时设计的机构，它借助先前由各州和各市的福利组织管理的直接救济渠道，以金钱的方式直接补贴穷人。这个机构自设立之日，到最后完成使命，共支出了约3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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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期望地方政府能够依据其能力分担联邦政府的部分重任，但又没有谁规定出地方政府必须承担的具体资金。就全国而言，从最后的账目看，每一美元的救济当中，联邦政府提供70美分多，州政府13美分，市县16美分。相对较富裕的州如马萨诸塞，做出贡献要比穷州如南卡罗来纳大得多，而新英格兰州则嘀咕嘟囔缺乏自力更生精神。在南方，反对者抗议政府拿钱去填黑鬼和贫穷白人的钱包。很多州把联邦紧急救济署视为容易捞钱的肥差，希望付出一点点，但尽最大可能地多捞东西。联邦和各州的行政官员们不得不紧盯那些吝啬的地方政府，不得不威胁他们如果还紧捂自己钱包，就取消发给他们的救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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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普金斯的想法，是稳步地背离直接援助——最迅速、最便宜、最开放的办法——而转向“创造工业岗位”，根据需要付薪，并最终制定出按最低工资标准实现就业的系统化的计划，这样可以充分利用荒废的技能。他一旦能控制住情形最紧迫的危机，便立即四处搜寻可以鼓舞民心的工作机会，因为工作可以产生提升劳动者自尊心的作用，并且能保持其技能不至荒废。不过，霍普金斯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广泛支持。有组织的劳工担心救济性的低工资会对私营企业造成压力，许多保守分子则公开坚决反对。他们更愿意接受较便宜的施舍的方式，并认为公共工作项目会将资金转出货币市场，会破坏某些领域如廉价住房领域，把巨大的债务包袱甩到国家头上，而债务本身又会进一步阻抑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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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多数人还是毫不迟疑地认可霍普金斯。在“新政”执行四年后，1937年5月举行了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每5个人中就有4个人赞成通过以公共工作项目的方式来实现救济；同年，几个月后经济出现新一轮衰退，另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表明，以提供工作的方式实施救济，比其他所有的建议方案都更受人们认可。穷人比富人更认可这一方式，城市居民比农民更认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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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执行之初，有个故事广泛流传，说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他的救济支票刚一到手，就立即主动走出家门，清扫小镇的大街，他说，“我得干点儿活，来回报我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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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工作救济与公共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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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3年夏天，联邦紧急救济署的救济方式从直接施舍向提供工作机会转变。8月1日出台规定：无技能劳工每小时最低工资为30美分。除了南方和少数几个封闭的行业，最低工资水平既没有给私企工资带来压力——私企也是国家复兴署正努力稳定的一个领域，也没有给管理层人力需求带来影响——近来复活的美国劳动就业服务中心正在失业者中就这一领域的需求大作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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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邦紧急救济署存续期间，该机构把其受益人的半数都算成工作人员。人数最多的时间，工作人员多达250万人。而1933－1934年间的那个冬天，见证了大萧条时期联邦紧急救济署及其救济名单最大范围的扩张。国家紧急救济署1934年2月的救济名单上，有近800万个家庭，差不多有2,8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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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工程署”（CWA）迅速膨胀。这个机构通过它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从事专门的工作救济，直接受控于华盛顿，以避免地方政府在救济工作上耍花招。这个机构于1933年10月正式运转，以紧急解决寒冬侵袭，防止公众情绪低落，因为这种情绪低落已经对新政的最初萌发产生影响。民用工程署很快为400万人提供了工作，其中约一半人来自联邦紧急救济署的常规救济花名册，其他人则不属于“救济失业者”。该机构规定，体力劳动者每周30小时工作制，职员和技术人员每周39小时工作制，并为工作人员提供相对较高的工资和较好的工作环境，这一举措使民用工程署成为私营企业低薪岗位的最有力的竞争者。民用工程署累计支出约9亿美元，主要用于修建道路，维修校舍、公园、运动场、游泳池，防治害虫，管控腐蚀，并关注市政公共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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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工程署提供工作机会。对社会心理的恢复有良好作用。密歇根州有位官员观察到“给人们提供一个即使短暂的工作机会，以挣一份能体面生活的工资，人们就能感受到深深的快乐”。她看到许多人在离开她办公室时“喜极而泣”。很多人在长久失业后，拿到第一张工资条后，径直走进理发店，去理一理数月来没有收拾过的头发。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内，人们的外貌表明他们正慢慢地恢复自信。除了理发师，连同杂货商、药剂师和服装商，也都能从中获益。不过，并不是所有得到救济工作的人都能这样欢欣鼓舞。由于事态紧急，该机构不可避免会做一些价值不大甚至没有意义的工作，在所有的新政机构中，民用工程署最容易被人们用一个产生于手工行业的老词“做针头线脑的小事”来攻击。那些先前曾从事专业技术工作，而今沦落到干粗鄙体力活的田地的人，内心的痛苦使得他们对整个制度强烈不满。有位机械工程师，41岁，有7个孩子，在给民用工程署辛苦工作了几星期后，讽刺说“这是把挖沟当成高贵职业的想法”。1934年春，民用工程署正式结束运行，它没来得及完成的项目均移交给联邦紧急救济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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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走向救济，待遇也越来越好时，数百万步入成年的青年人找不到工作，而父母和祖父母们则在退休以后无钱营生。结果，他们开始接受贫穷，并推导出政府有责任让他们生活下去；由于无所事事的时间不断延长，一些失业者不肯工作，而地方当局仍纵容默许他们的名字继续出现在联邦政府的救济名单上。经济在恢复，但“新政”政策要救济的名单仍显著增加。联邦政府决定解散联邦紧急救济署机构，救济事宜悉数移交地方政府负责，自己则集中物力用于更富持久价值的客户和项目。1935年12月，联邦紧急救济署终结使命，退出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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