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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抗“蓝鹰”行动的人士中，风头最健的是魁梧坚定的老亨利·福特。这位全世界最有名的汽车帝国巨人，虽然他自己的公司销售并没有遭受明显损失，但他坚定地反对政府过多干预企业，他逐渐在支持自由市场主义的保守派中成为代表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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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违反“蓝鹰”法规的行为非常多，以至于仅仅几个月之后，公众就开始对它冷嘲热讽。约翰逊将军怒气冲冲地指责那些“骗子”，威胁要采取严酷的政策和经济“制裁”，不过，这些办法很快就像“禁酒令”那样，完全没有作用。强制执行的后果，也以失败告终。一些强硬的州政府则推行“小国家复兴署”法律，结果使社会局面更加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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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复兴署承受的应得和不应得的诅咒如此之多，以至于该机构的法规越来越难以修订，并缺乏效力。1935年5月27日，“新政”人士们长长地叹了口气：当国会还在为是否该延长它最初规定给予国家复兴署两年的寿命而争吵时，最高法院宣布废除“蓝鹰”法案并提交总统，把国家交给“马车时代的州际贸易”。政府认为地方家禽市场应列入州际贸易，布鲁克林一家家禽批发公司因为置“活禽法规”于不顾，出售“不合适的小鸡”而被政府起诉。法院裁决认为，国会在授权总统制定“间接”涉及州际贸易的法规上，超出了它的合法权限。最高法院尖刻地指责政府过分干预地方事务，是“完全集权的政府”。企业界认为政府箍在自己脖子上的管制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忍受。于是，它们兴高采烈地为法院的裁决欢呼。有人诙谐地说，九位大法官把“蓝鹰”变成了一只“不合适的小鸡”。与国家复兴署法案的终结几乎同时发生的，是400多个案子被各级法院驳回，而政府原本试图通过那400多个诉讼案来阻止人们违反此时业已被叫停的法规。国家复兴署作为一家协助订立自愿协议的机构，像前世的幽灵那样，在这个国家游荡了将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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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鲜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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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复兴署（NRA）首任长官休·约翰逊将军，出身军队，他还是一名儿童文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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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命出任这一重要职位后，一开始，他的领导力像肾上腺素那样富有效力——随后，也像大多数兴奋剂那样迅速失去效力。行政管理的繁琐复杂，与联邦其他部门缺乏团队配合，还有些商人大吵大嚷“不公平竞争”——这表示别人挣的钱比他们多——举国上下混乱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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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的一次聚会中，约翰逊将军恳求一群商人：“保持低价——看在上帝的面子上，保持价格低一些。这样，也只有这样才是我们走向复兴的最好的路。”但是，商品的物价总比工人工资涨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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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复兴署佐成了1933年夏季的经济“小景气”。然而，就像布卢金斯研究所的报告所得出的结论显示的那样，它促进了工作条件和劳工地位的改良，从更长远的由大萧条转向经济繁荣的努力来看，因国家复兴署政策而提高的生产成本和商品价格却减缓、而非促进了这一努力。可以说，国家复兴署作为复兴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但作为改革措施它还是有一定意义的。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顾问们牢牢记住了这个教训，从1935年起，他们集中精力用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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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发现，国家复兴署尝试去做的事情太多太快，而现实频频与理想背道而驰。它之所以得到“新政”人士的支持，是因为他们确信大型企业有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的义务，应被控制并导向公共利益；然而，事实证明，尽管国家复兴署调控了产品价格和产量，但许多时候却助长了垄断行为。第二年，国家复兴署在消费者和小企业要求下试图修改法规，那些大企业家们立即疏远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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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两派极端人士一致反对罗斯福。罗斯福的方向是“中间方向略微偏左”。罗斯福试图寻求在世界社会主义和国内经济失序两者之间的调和之路，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坚持中间路线。在“新政”立法项目取得实实在在的成绩之后，他在“炉边谈话”中说：“与世界绝大部分地区不同，我们在美国的大地上，坚持我们对个人奋斗精神的信念，坚持我们对争取利益这一动机的信念；但是，我们也意识到，我们必须不断地探寻，以切实提高实践能力，保障能持续获取合理利润，同时保障科学进步、个人主动性、普通人的机会、公平的价格、适当的工资和持续的就业。”极端保守主义者非常不喜欢罗斯福的施政理念，而极端激进主义者也同样不喜欢罗斯福。尽管人们认为，这两派人士在政治立场、宗旨方面完全不同。但在反对罗斯福时达成惊人的一致。1935年，欧洲的斯大林决定组建“统一战线”，团结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他在美国的信徒们开始猛烈攻击“新政”。厄尔·布罗伍德尔、华伦·杰伊·文顿、本杰明·斯多尔博格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们，他们在攻击罗斯福政府时表现的恶意和怨恨，一点儿不亚于另一反对阵营中的约翰·W．戴维斯、奥格登·米尔和汉密尔顿·费舍尔对罗斯福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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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界为什么对罗斯福不满？这要从禁止童工说起。围绕新闻出版行业的法规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国家复兴署官员们试图像禁止其它行业的童工那样，禁止儿童卖报——这是最早令新闻出版业主抗议的规定。一些出版商不管沃登·路易斯·E．劳斯举证说，监狱每10个囚犯中就有7个曾做过报童，仍坚持认为，“赤脚报童”是自立自强精神的神圣标志。在雇佣职员方面，国家复兴署关于工时、工资和公平执业的规定，也是报纸出版商协会无法接受的。1933年末，该团体提交了一份既无最低工资标准、也无缩短工时条款的议案，并声称，国家复兴署强行规定的严厉政策，严重妨碍了出版自由和公众工作的自由。他们认为，应把新闻出版业和普通商业区别对待。最终，1934年2月，双方达成一致，签署通过了一部看似双方都不甚满意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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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报业公会成立。一些对1929－1933年间工资骤降和集体失业刻骨铭心的新闻记者，于1933年12月组建了“美国报业公会”。它是同类行会中的首个全国性组织，组织者是领导能力超群的海伍德·布龙，此人性情直率，是一名坚持改革主义的专栏作家。不到十年，这个协会就吸收了约2万名成员。它虽然成功地促进了新闻记者微薄薪水的提高，但直到大萧条时期结束，它并没有给这些人争取到真正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这期间，出版商沉痛悲叹新闻从业人员的自立精神正日渐式微，古老而浪漫的个人主义理念正在凋零，于是他们指责这些都是因为“新政”多管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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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报业集团和其他行业大企业能等同吗？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会对媒体社论的腔调偏“左”还是偏“右”起到影响作用。这种现象甚至早于国家复兴署成立就已经出现了。曾在1932年间拥护罗斯福的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报业集团现在也改变立场，转而反对政府，加入到从一开始就反对罗斯福的罗伯特·R．麦考密克和弗兰克·K．甘尼特的阵营中，这二人分别拥有《芝加哥论坛报》和纽约北部的报业集团。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当罗斯福本人在华盛顿的媒体记者中赢得了空前声望的同时，新闻出版业的核心阵地却联合起来反对他。到他竞选总统连任的时候，新闻报纸业有三分之二反对他的候选人资格。不过，即使是反对他的报刊杂志，也都会刊发总统的最新讲话；而且，除了最痛恨他的少数顽固分子以外，这一时期的报纸比1800年反对杰斐逊的媒体或1860年反对林肯的媒体，更能公正、客观地报道华盛顿的消息。结果，事实显而易见，正如一位新政支持者发现的，“公众都投票支持报纸的新闻专栏，而反对它的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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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应对政府巨额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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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府职能持续增加，导致政府预算激增。1934财政年度中，“新政”第一次专门预算使联邦政府的支出比1933年增长了20亿美元，所有拨款的约60％用于“复兴和救济”。至1936年年底，尽管国民税收比以前提高了许多，但国债仍达到了300亿美元。1940年的国债为430亿。像美国的许多东西一样，国债也变得越来越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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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在全国各地进行民意采样调查的记者发现，得到救济的人们自然而然地认可国债增加的现象，大多数年轻人同样持此观点。一些知名权威人士甚至包括专业的经济学家，纷纷认为，不必害怕国债增加，因为人们会共同分摊它。但是，批评者们则态度相反，指责联邦把钱花到了“疯狂的实验”中，认为不合理的税收摧毁了商业信心，批评新政方案隐藏着将生产资料国有化的社会主义阴谋。他们还更深一步指出，这样的税收政策仅仅是把物品以更高的价格转移到消费者头上，而更高的价格导致更低的消费，紧接着引发更多的人失业，结果形成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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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征新税种。联邦立法机关于1935年通过的提高遗产税和赠与税、对5万美元以上收入提高所得税、开征累进制企业所得税。此举惹恼了一些人。美国制造商协会指责说都是滥用联邦权力“惩罚节俭和成功”。1936年通过的税收新法案，设立了一项“未分配利润税”。新政人士解释说，这个税种是建立在企业的支付能力基础上的。有更大胆的声音说，国家征税，不仅要获取财政收入，还应该用征税来重新分配人们的财产。在企业界的强烈呼吁下，国会于1939年废止了这个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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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州和地方政府。也紧随联邦政府加大征税。这导致每年政府支出——联邦、州和地方的——从1929年的110亿美元增长到了1938年的170亿美元。与联邦支出资金相匹配的动机与诱惑，令人更加难以抗拒，因为新建校舍、医院、公园、运动馆、城市排水系统和公路，都是通过政府支出的方式得以建成的，而且这些工程还缓解了地方的失业现象。各州情况与此相差无几，各州对来自境外的商品增加了“保护性关税”，而所得税也继续征收，到20世纪30年代末，约三分之二的州开征了这一税种。尽管累进所得税比联邦所征收的要少得多，但其数额相当丰厚，1939年每1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中就有3亿多美元来自此项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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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创新是征收营业税。该税种早在1921年由西弗吉尼亚州引入，但在许多年中其它各州并未效仿。在经济艰难时期，全国有21个州在1930至1935年间先后开征营业税。另有少数自治市紧随其后。例如，纽约市20世纪30年代末营业税年度征收总值接近6,000万美元。这一税种给穷人带来的负担要超过对富人的影响。据计算，一个年收入1,000美元的劳动者，要将其近61％的收入用以购买那些征收营业税的商品。而一个百万富翁仅把1％的收入用以购买这些商品。因此，这项联邦政策虽然得到商会和银行家协会的青睐，却没有得到罗斯福政府的支持，国会也没给予多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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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酒类征税。随着国家禁酒令的废止，各州得到一个丰厚的收入来源。只有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和北达科他州，以及5个南方州，暂时决定保持禁酒。有15个州对酒类实行州专营，这其中包括允许私人在特定条件下销售酒类的7个州。在新政时代的最后几年，可以发现地方法律覆盖的网络在持续延伸。对酒精饮品征收高额税收——由渴求金钱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征收——结果造成合法酒类价格的大幅提高，以致有数量相当可观的酒类继续在黑市交易。公众舆论和州法律都认为酒吧和酒馆的传统方式不符合法律，都支持酒类专卖店、药店或杂货店销售瓶装酒。酒类公然在鸡尾酒会、露天花园啤酒店、夜总会和酒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上述地方，人们不再站着而是坐着喝酒，女人也像男人那样出现在酒桌旁，明显地改变了美国人的饮酒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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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酒类消费由联邦禁酒转变为州管制是值得庆幸的，因为对酒类的消费不再像以前那样疯狂，对饮酒者健康的危险也不像以前那么强烈。但在劳工阶层和那些不喜欢掩饰、不怕酒精惹麻烦的人中，酒类的消费肯定增多。无论如何，美国人民对这一转变表示满意。《财富》杂志于1937年末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七分之一的男人和三分之一的女人希望国家重新实行禁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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