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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业振兴署（WPA）。这个机构稍后改名为“工程设计管理署”（Work Projects Administration）。与其它机构有所不同，公共事业振兴署显然对低收入工人和政府的关系带来了世人共睹的改观。公共事业振兴署与州政府负责执行的联邦紧急救济署机构也不同，它在全国雇员与雇主华盛顿之间建立了一种和睦，雇员很快就意识到地方政府与联邦当局之间的区别，联邦政府在公平和效率方面无疑更高一筹。尽管这一计划有其不足之处，但它在改变人们心理方面影响深远，并有效地证实了公共事业振兴署官员所倡导的目标是正确的：“帮助人们昂起头，双手不闲着。”公共事业振兴署于1939年建成的纽约世博会大楼上，镌刻着题字：“工作是对数百万无所事事者的需求的美国式回答。”越来越多灌进人们耳朵的话是：“工作的权利，是美国政府提供的一种最基本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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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人情味的机构W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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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共事业振兴署的设立，联邦政府开始成为人们的朋友、供应者和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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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我们的合众国深深自豪，”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和家人挤住在一间加油站里的佃农说，“每当听到《星条旗永不落》，我就感到自己喉咙哽咽。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有足够的智慧想到设立公共事业振兴署及所有相关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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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公共事业振兴署工作，代表着相当的尊严，因为公共事业振兴署既不是施舍，也不是让人去打扫落叶。不久之后，很多丈夫失业的妻子们发自内心地、带着自豪之情说道：“我们再也不用接受救济了——我丈夫正在为政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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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夏天，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出现标志着工作救济与直接救济的彼此脱离，前文我们已有表述，直接救济事宜交还各州和地方政府负责。1939至1940年，各州基金负担了大约有五分之三的直接救济费用。这一时期，直接救济的受益人有200万——包括有家庭的和单身的；这些人中，有很多人过得还不如先前联邦紧急救济署体制下的生活，平均每户的月平均直接救济额仅25美元，在阿肯色和密西西比等一些州，月平均直接救济额不足3或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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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就业的人一般能让生活变好，因为公共事业振兴署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参与到公共事业振兴署项目中的雇员，月平均工资在50至60美元，每周工作时间很少会超过40小时。在哈里·霍普金斯领导下，公共事业振兴署尽其所能把经费中最大的支出部分用以支付雇员工资，并寻求由地方税收支持的公共团体的合作，由他们为特定项目提供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最后，估算出后者的贡献占到总成本的四分之一。而各州、市或者县，则拥有成品的所有权。像密西西比州这样的贫困地区，不像经济境况较好的州，没有足够财力提供配套资金，无法维持学校、游泳池和运动馆的运营，也无法为穷困者提供工作机会。截至1941年1月，财政部支出了约100亿美元，公共事业振兴署在那段时期雇用了近800万名工人，这些人占到了全国工人总数的五分之一，共计养活了2,500到3,0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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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业振兴署致力于私企或公众无力推进的大型项目。看一看它所完成的项目名录单：纽约市4,000万美元的北滩机场；遍及全国各地的近600座机场或着陆设施；50多万公里的公路和街道，以及10万多架桥梁或高架桥；修建或修复了11万个公共图书馆、学校、礼堂、医院、法院及其他同类建筑；50多万套排污系统和100多万个至关重要的项目，以帮助改善公共卫生体系；同样重要且成绩斐然的还有公共事业振兴署发起的害虫控制、下水道和净化水系统；在南方各州。公共事业振兴署的革新非常及时有效地大幅减少了伤寒症死亡病例；在1937和1938年间洪水和飓风刚刚显出苗头时，公共事业振兴署即启动了紧急预警及救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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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社区精神、改变公众日常生活。截至1941年1月，公共事业振兴署还给各类学校提供了近6亿份午餐——在此期间，公共事业振兴署还养活着1460家幼儿园，并共为贫困儿童及贫困的成年人缝制了3亿多套衣服。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女雇员，大多云集在缝纫部门，该部门在鼎盛时期有30至40万名雇员。公共事业振兴署机构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作为，我们将在后文有述，这里只稍提一句：它提供了近8,000万册图书，主要用以支持中小学校和公共图书馆。就连最吹毛求疵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公共事业振兴署确实卓有成效地改观了美国社区的便利、卫生和整洁。在无法以物质衡量的精神领域，公共事业振兴署关于就业机会在各种族、各肤色、各宗教信仰人群之间均平等的理念——尽管南方仍偶尔发生了几起涉及黑人的暴力事件——对美国民主理念的传播也产生了非常有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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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选择两个星期的活动安排记录，可以得到不同地区的生活略图，从中我们都能看到政府通过公共事业振兴署对各地居民尤其是穷人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1940年1月的两个星期内，125万人参与到加入美国国籍、职业培训、艺术、护理及其他类别的活动中；17,000人完成了针对天花、白喉及其他疾病疫苗的免疫接种；25万人接受了内科和牙科的检查和治疗；100多万人出席了2,500场免费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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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众多社区都为公共事业振兴署欢呼相庆，认为这是赚钱的生意。沐浴在公共事业振兴署温暖的阳光下，市政生活条件在经历了财政赤字和穷困人群的漫长冬季之后，再一次春光烂漫。获得新建的桥梁、公园、会议厅和公共高尔夫球场，“当地人支付的费用仅为成本的一半略多一点儿”，就像米德尔顿出版社的一篇社论所说，这实在是太诱人了。人们带着几分天真，把山姆大叔看成一棵不涉及到老百姓自己的钱包的摇钱树。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稳定公共事业振兴署活动资金的渴望，对公共事业振兴署更大经费需求忧虑，与人们内心深处对公共事业振兴署带来的官僚主义、纵容流浪汉、州权削弱的种种担心，纠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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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反对公共事业振兴署。公共事业振兴署常被人指责，其工作是为了收买公众对罗斯福政策的支持。公共事业振兴署高层官员一直公私分明，保持着清正廉洁的纪录。但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地方雇员却没能做到谨小慎微。在1938年的选举中，公共事业振兴署雇员在宾夕法尼亚、肯塔基和田纳西等州所搞的一些活动，就引发了对他们很不利的关注；1939年7月通过的《哈奇法案》，对联邦政府任命的官员从事“有害的政治活动”，进行了约束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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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企业在公共事业振兴署和公共工程署的注水泵机制压制下，始终一蹶不振。联邦建筑费用在1925至1929年间为1.88亿美元，1933至1938年间攀升为16.3亿美元，但在后一时期，私企的建筑费用一直不足大萧条之前的一半。公共事业振兴署雇工的工作效率远远比不上私营企业雇员，滋养了一些懒汉，这给整个计划招来非议。例如，据报道，在1937至1938年经济不景气期间，公共事业振兴署从工厂购买了价值1,500万美元的纺织产品，既是为了给企业注入活力，也为了用于救济、分发给失业者。活动中，一些不符合救济资格的人，也免费领取了工装裤、衬衫、被褥及其他供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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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罗斯福竞争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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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的总统大选，使“新政”思维在政府理念中居于显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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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梦”正激励着许多人。许多年长的美国人嗅到了经济复兴的盎然春意，本能地转向自力更生这条藤根。米德尔顿出版社的编辑说出一句熠熠闪光的话语，“任何一个愿意勤劳苦干并且节约俭朴的人，再充分利用业余时间，都可以攀上高层。这是美国道路、美国梦。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人们重新崇尚加尔文式的节约、俭朴、奋斗精神，“从来就没有哪个能登上高层的人，仅仅每周工作40个小时”。戴尔·卡耐基的《如何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于1936年出版，它成为非小说类畅销书，销售300万册，它的出现给推销术带来缕缕灵感的清风，这股清风最早可溯源到蒂莫西·舍伊·亚瑟和奥里森·斯韦特·马登那里。而且，美国制造商协会也在1936年赞助了一系列电影短剧，这些短剧批评了种种泛滥成灾的“主义”和不断增长的用来做无聊琐事的资金成本，否认了机器带来的工作机会比它破坏得多，褒扬了美国《宪法》的崇高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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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全力“阻止罗斯福”。罗斯福当政期间，行政管理部门的活动因其规模和多样性，似乎提供了一个容易招来攻击的靶子。联邦政府要不断提供资金用于这些活动；商品的购买和零售，航运和铁路运营，流通货币管理和试图调控价格，发电和用电，破坏和储藏农产品，指导农民如何耕种，监督学校孩子们的饮食，抽干沼泽，买卖不动产，赞助文学、戏剧、艺术和民间舞蹈活动，而且，还一直在白描“财政赤字”这个不断扩大的圆圈。反对新政的人们把他们的枪口对准了新政的家长式作风，还对准了新政权力不断集中、垄断形成。在由政府充当监管者的政府体制下，总潜伏着一种危险，即那些标榜为“公共利益”的东西，其实质往往是某个集团的利益——如果不是企业家、银行家或退伍老兵的利益，那么便是农民、工会工人或者成群结队没出息的家伙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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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领袖们在克利夫兰市开会时发现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纽带，参议员阿瑟·H．范登堡的话道出真谛：“我属于但只属于一个集团，这个集团有但只有一句口号——阻止罗斯福。”然而，他们的政治纲领透露出他们对新政的服务型政府理念做了明显的让步。尽管它视“我们的人民的活力、自立和品质”为经济安全的堤坝，但共和党人不得不承认，社会确实有义务“对非自愿失业者和老年人的生活依靠，提供某种必要的保护措施，以此提升人们基本的生活保障”，应该为各州的养老金体系和配套资金制定标准；此外，尽管公共工程与救济、政治与救济已经清清楚楚地分离，地方政府负担起救济的主要责任，但“必须为贫困者提供生活必需品”；应该帮助农民支付水土保护津贴，提供足量信贷，支付非生产性休耕的费用，鼓励合作营销；应该允许劳工在“没有来自任何方面包括官僚的干涉”的情况下集体谈判。共和党政纲还支持各州为应对非法雇佣童工和血汗工厂采取措施，提出应保护妇女儿童免受经济剥削，尽管此前被大多数共和党人视为自由守护神的最高法院刚刚宣布纽约制定的“妇女最低工资”无效，因为法院认为它破坏了工人与雇主间的“契约自由”，因此法院看似封死了各州规范劳动条件的大门。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阿尔弗来德·M．兰顿性情温和，缺乏自信，缺乏鲜明个性，但他使出浑身解数投入竞选，力图不让对手取得压倒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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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力撑罗斯福连任。民主党人推出新政做为1936年竞选的基本政纲，在费城会议上再次提名罗斯福为候选人，在雷鸣般的欢呼声中，人们坐下来聆听罗斯福的提名演说。在罗斯福总统滔滔不绝的发言中，有一个极富战斗力的词语“经济上的保皇党人”。他的守护神似乎不是杰斐逊而是另一位铮铮男子汉、几十年前的总统“老山胡桃”——安德鲁·杰克逊。这次总统竞选，是一场公众对金钱利益集团的战役。选举日这天，罗斯福佩戴上杰克逊的那根粗重的金表链以求好运。他把最有激情和战斗力的演说，留给了麦迪逊广场花园。在演说中，回顾了“守在股票行情收录器前的狂热九年，站在等待分配救济面包长队中的漫长三年；幻想妄想的疯狂九年，悲观绝望的漫长三年”，他接着说：“今天，政府的强大影响力正在重建一种新型政府，这个新型政府秉持的原则是：最中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他因为反对者的观点而亢奋：“在我国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从来没有过今天这样的政治力量，他们如此团结一致、紧密联合，像今天这样站得笔直，只为反对一位总统候选人。他们团结一心地憎恨我——而我欢迎他们的憎恨。”“我应该提及我任职的第一届政府：在这届政府中，自私与贪权的力量首次遭遇到了对手。我还想说，在我任职的第二届政府，自私力与贪权欲将会遇到它们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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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党选举经费分析。在1936年总统大选中，共和党人花费近900万美元，而民主党人只花费了525万美元。在1928年和1932年大选时，民主党经费的最大捐助者是银行家，而到了1936年，银行家显然背弃了民主党。连同投资公司首脑，钢铁和化工业巨子，连锁店和邮政业的执行官，以及像出版商赫斯特和石油商J．霍华德·皮尤等人，都源源不断地把资金送到共和党人的钱柜里。但另一方面，电影制片人，剧院老板，烟酒专卖商，专业技术人士和工会组织成员，则让民主党人的钱包鼓起来。他们的背后还站着数百万不种庄稼也能吃上饭的农民，还站着另外数百万靠领救济为生的人，这些人什么也给不了总统，除了爱——当然，还有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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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以高票获得连任，他的胜利是现代美国其他任何一位总统都不曾有过的，他赢得了近61％的普选票，而且1936年竞选吸引的选民比1932年增加近600万，在1932年他才赢得57％的普选票。民主党心花怒放地拿下了46个州，并改写了一句古老的谚语，“像缅因州那样，佛蒙特绝不例外”。出版商赫斯特是反对罗斯福的人中最强硬的，在大选结束几天后，他虽不情愿但不得不承认，这是美国历史上除了美国第七任总统杰克逊之外，无人享受过的空前的“同样压倒性的大众吸引力和大众的胜利”。罗斯福真正触摸到杰克逊思想的真谛，是他在1937年1月的任职大典中的发言，其内容几乎是杰克逊在其居所“庵室”中的思想的复制与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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