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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一路春风得意，计划将多年的老劲敌最高法院置于麾下。从1935年初开始，最高法院就毫不手软地扼死尚在襁褓中的新政立法的婴孩：不仅包括国家复兴署机构、《农业调整法案》（AAA）、《弗雷泽－莱姆基农业抵押延期还贷法案》、试图改进矿业劳动条件的《加菲－施奈德法》，还包括为雇员发养老金的《铁路退休法案》，这些法案被最高法院坚决地判定为与州际贸易毫无关系，这些法案遭到否决的理由在于其程序是“拿走一个人的财物，赠给另一个人”。大法官哈兰·F．斯顿、路易斯·D．布兰迪斯和本杰明·N．卡多佐往往自称为“自由主义异议少数派”，他们是新政的支持者；偶尔（比如当纽约女工最低工资法被最高法院裁定为无效时），首席大法官查尔斯·E．休斯也会站到他们的阵营中。然而，最高法院其他5位大法官都像是顽固不化的保守分子。有本名叫《最高法院的黄昏》（The Twilight of the Supreme Court）的书在这一时期畅销流行，在这本写于1934年的书中，作者爱德华·S．科温教授认为：法官已经成为社会进步途中最大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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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也这么认为。1937年2月，他提议重组整个联邦法院时说，老态龙钟的人总是倾向于阻碍商业前进的步伐。依据他的规划，对每一位尚未退休但年过七旬的大法官，应该再额外增任一位大法官，直到最高法院成员达到15人为止。当时坐席中超过70多岁的六位大法官中，只有布兰迪斯一人奉行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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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要“填满”最高法院的提议，引发了人们的狂热愤怒，来自各个立法团体的信件、电报和愤怒的抗议淹没了国会，同时，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地生出一大堆“‘捍卫我们的自由’委员会”或“‘为了美利坚’协会”之类的团体。那些憎恨罗斯福的人自然会反对他，然而有许多走中问路线的人们也加入到反对者的行列，因为中间派人士对宪法思想正陷入个人统治的危险袭击中而忧心忡忡。在许多人看来，罗斯福的政治策略既轻率冒失又不可捉摸，反对派人士聚集在保护“九位老人”这一象征前，重整旗鼓。1937年4月，就“如果要修正《宪法》，要求那些年龄在70-75岁之间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退休，你是否支持这一做法”这一问题，进行了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调查报告显示，支持性回答占全部受访人的64％。但同年6月，受访人在回答“国会该不该通过总统提出的最高法院改组计划”这一问题时，反对者以58％获胜。9月份进行的另一民意调查显示，68％的人反对罗斯福的“扩大最高法院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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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春，法官们在倡导改革的人们的压力之下，自己动手拆了最高法院的台，同时出现在怀疑者的面前，以超然冷静的态度对自己的行为辩护表白。先前保守的大法官欧文·J．罗伯茨而今把自己的分量加到自由主义这一边。首席大法官休斯对自由主义也更加忠贞。因此，最高法院高调通过了《铁路劳工法案》和《弗雷泽－莱姆基农业抵押延期还贷法案》。此外，它还支持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法》，支持《瓦格纳劳资关系法案》，支持《社会保障法》中对失业保险税的有关条款——都是以5：4的投票数通过的。保守派大法官威利斯·凡·德温特的辞职，使得罗斯福很快得以提名自己任命的第一位大法官、参议员雨果·L．布莱克，确保了最高法院能以较大范围的胜利来推进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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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参议院于1937年8月否决了总统的改革最高法院议案。尽管罗斯福没能尽遂心愿，但他达到目的，次年回顾这场论战，罗斯福认为这是“打了一场失败的战斗，但赢得了整场战争”。最高法院对联邦政府活动的新态度，反映在1938年的法院裁决中，该裁决认为公共工程署有权提供资金给地方建设配电线路，用以和私企进行竞争。罗斯福革命之路上最大的路障清除了，这片国土上的最高法院开始对新政的许多革新送来赞美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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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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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简单的农业国家管理思维铸就了杰斐逊的理念：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这一理念长久以来被他的同胞们奉若金玉良言。特别是，联邦政府的范围有种传统性的模糊，并且远离公众的日常生活和需求，当然，公众会向华盛顿寻求各种服务，比如国防、邮政系统、专利法，以及日益增长的科学知识，寻求公共卫生和公共健康层面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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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许多美国人会偶尔呼求联邦政府给他们帮助，比如当某项工作对个人来说太繁重、无利可图或者不可能完成时，无论是修建收费公路或隧道、设置保护性关税、废除奴隶制、抑制托拉斯，还是禁酒。但是，把国家的角色视为一个益友、一支可以抵御不安全感的超级助手，或者是一个必须为之服务的雇主——这种态度在实行新政之前，是许多人所不熟悉的，就像在政府中看到某个敌人那样，它的管制力和要收的税款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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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政即将结束的时候，“政府”这个词几乎总在影射华盛顿的行政管理部门不断扩大的职能，这对各个阶层的人有了全新的意味和对1929年政府的极度缺乏的情感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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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罗斯福在一篇国会咨文中表示：“一路走来不曾看过的东西，如今我们看清了。我们在1933年采用的政府管理模式已经过时。我们必须要为民主运作中政府要扮演的新角色锻造新工具——新的角色要对人们在当前形势下的新需求担起责任，还要继续满足人们原有的各种被忽视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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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劳工组织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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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正在实施的“新政”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小部分人反对罗斯福，那么“新政”在劳工阶层中则为罗斯福赢得了相应的支持。虽然有组织的劳工在1931年仅仅只有300万人，但是他们的地位在罗斯福执政期间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而且他们还发现自己拥有施加政治影响的力量。在许许多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思维当中，再也没有哪个时代的发展能够比这一时期更加显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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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之后至1929年这十余年的时间，有组织的劳工很快就爆发出新的影响力，但经济危机到来后，劳工阶层的领导人亲眼目睹了公司管理层牢牢掌握企业的控制权，亲眼目睹了工会会员逐渐缩减的事实，他们很难再有理由自鸣得意或是踌躇满志。例如，曾一度非常强大的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遭到了内讧和外部非工会组织的低成本烟煤矿竞争，而今变得弱不禁风；南部纺织工厂曾企图带领工人有组织地行动，结果因引发了残酷的加斯托尼亚骚乱，导致该运动的彻底失败；至于钢铁、汽车制造这样重要的产业，现在丝毫看不到工会主义的痕迹。可是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却出现了大规模失业的潮流，这意味着工会会员的数量将进一步减少，集体谈判的力量将被进一步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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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佛总统执政期间，劳工组织在法律上赢得两项胜利。劳工阶层对雇主发起的“公司工会”积怨已久，从而也就有1930年的“德克萨斯州诉新奥尔良铁路公司”一案（the Texas & New Orleans Railway case），在该案例中，最高法院一致裁定雇主试图强迫雇员加入该“公司工会”的做法构成了对雇员权利的侵犯。1932年3月，胡佛总统签署了《诺里斯－拉瓜地亚法》（Norris-La Guardia Act），宣布强迫雇员不得加入工会的“黄狗合同”（yellow-dog contract）为违法合同，并且禁止联邦法院颁布针对组织化劳工的武器禁令。该法律基于以下预设：单个的雇员是无助的，除非他有权可以通过“组织工会和任命自己选择的代表，就其雇佣条款和劳动条件进行协商”。就像在胡佛执政时期的其他进步一样，这些立法与实践为1933年的“新政”播下了种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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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希望你们加入工会”。《国家工业复兴法》中第7A部分重申了《诺里斯－拉瓜地亚法》中的一些条款，而且着重强调并承诺雇员“有权组织起来，有权通过他们自己选择的代表进行集体谈判”，而不受任何压制。劳资双方很快就行动起来，将这一保证引向了截然不同的目的，雇主极力增设“公司工会”，并且从第7A部分为这些“公司工会”寻找支持；而劳工则试图消灭“公司工会”，并且使他们自己的工会成为谈判的唯一主体。作为矿工联合会的主席以及最激进的组织者之一，约翰·路易斯大肆传播福音：“总统希望你们加入工会”；结果矿工联合会的会员从1932年的15万人猛增至1935年的40万人。美国劳工联合会（the American Federal of Labor）的扩张总体上虽然没有如此波澜壮阔，但在1933年至1936年的两个仲夏之间，其入会人数也增加了近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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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之前所看到的那样，雇主受到《国家工业复兴法》的制约，被迫签署最低工资标准与最高工作小时数标准。尽管资方争论狡辩、规避与违规行为也时有发生，尽管劳工不断地抱怨工资在上升的物价面前显得滞后，但诸如对工作小时数的要求（《瓦格纳法》后来对该规定有过重新表述）在工作周中的执行，所引起的变化要远远超出人们已有的认识。到1936年，每周平均的工作小时数比1929年大约减少了9个小时，每周5个工作日制度已从之前的特例成为了惯例，而且在大城市中星期六普遍关张的做法造就了更长的周末。虽然在小城镇及南部省份仍存在大量的抵制行为，但是没有哪个工商界阶层完全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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