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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许多美国人会偶尔呼求联邦政府给他们帮助，比如当某项工作对个人来说太繁重、无利可图或者不可能完成时，无论是修建收费公路或隧道、设置保护性关税、废除奴隶制、抑制托拉斯，还是禁酒。但是，把国家的角色视为一个益友、一支可以抵御不安全感的超级助手，或者是一个必须为之服务的雇主——这种态度在实行新政之前，是许多人所不熟悉的，就像在政府中看到某个敌人那样，它的管制力和要收的税款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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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政即将结束的时候，“政府”这个词几乎总在影射华盛顿的行政管理部门不断扩大的职能，这对各个阶层的人有了全新的意味和对1929年政府的极度缺乏的情感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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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1704457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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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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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罗斯福在一篇国会咨文中表示：“一路走来不曾看过的东西，如今我们看清了。我们在1933年采用的政府管理模式已经过时。我们必须要为民主运作中政府要扮演的新角色锻造新工具——新的角色要对人们在当前形势下的新需求担起责任，还要继续满足人们原有的各种被忽视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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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1704457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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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劳工组织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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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正在实施的“新政”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小部分人反对罗斯福，那么“新政”在劳工阶层中则为罗斯福赢得了相应的支持。虽然有组织的劳工在1931年仅仅只有300万人，但是他们的地位在罗斯福执政期间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而且他们还发现自己拥有施加政治影响的力量。在许许多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思维当中，再也没有哪个时代的发展能够比这一时期更加显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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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之后至1929年这十余年的时间，有组织的劳工很快就爆发出新的影响力，但经济危机到来后，劳工阶层的领导人亲眼目睹了公司管理层牢牢掌握企业的控制权，亲眼目睹了工会会员逐渐缩减的事实，他们很难再有理由自鸣得意或是踌躇满志。例如，曾一度非常强大的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遭到了内讧和外部非工会组织的低成本烟煤矿竞争，而今变得弱不禁风；南部纺织工厂曾企图带领工人有组织地行动，结果因引发了残酷的加斯托尼亚骚乱，导致该运动的彻底失败；至于钢铁、汽车制造这样重要的产业，现在丝毫看不到工会主义的痕迹。可是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却出现了大规模失业的潮流，这意味着工会会员的数量将进一步减少，集体谈判的力量将被进一步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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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佛总统执政期间，劳工组织在法律上赢得两项胜利。劳工阶层对雇主发起的“公司工会”积怨已久，从而也就有1930年的“德克萨斯州诉新奥尔良铁路公司”一案（the Texas & New Orleans Railway case），在该案例中，最高法院一致裁定雇主试图强迫雇员加入该“公司工会”的做法构成了对雇员权利的侵犯。1932年3月，胡佛总统签署了《诺里斯－拉瓜地亚法》（Norris-La Guardia Act），宣布强迫雇员不得加入工会的“黄狗合同”（yellow-dog contract）为违法合同，并且禁止联邦法院颁布针对组织化劳工的武器禁令。该法律基于以下预设：单个的雇员是无助的，除非他有权可以通过“组织工会和任命自己选择的代表，就其雇佣条款和劳动条件进行协商”。就像在胡佛执政时期的其他进步一样，这些立法与实践为1933年的“新政”播下了种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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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希望你们加入工会”。《国家工业复兴法》中第7A部分重申了《诺里斯－拉瓜地亚法》中的一些条款，而且着重强调并承诺雇员“有权组织起来，有权通过他们自己选择的代表进行集体谈判”，而不受任何压制。劳资双方很快就行动起来，将这一保证引向了截然不同的目的，雇主极力增设“公司工会”，并且从第7A部分为这些“公司工会”寻找支持；而劳工则试图消灭“公司工会”，并且使他们自己的工会成为谈判的唯一主体。作为矿工联合会的主席以及最激进的组织者之一，约翰·路易斯大肆传播福音：“总统希望你们加入工会”；结果矿工联合会的会员从1932年的15万人猛增至1935年的40万人。美国劳工联合会（the American Federal of Labor）的扩张总体上虽然没有如此波澜壮阔，但在1933年至1936年的两个仲夏之间，其入会人数也增加了近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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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之前所看到的那样，雇主受到《国家工业复兴法》的制约，被迫签署最低工资标准与最高工作小时数标准。尽管资方争论狡辩、规避与违规行为也时有发生，尽管劳工不断地抱怨工资在上升的物价面前显得滞后，但诸如对工作小时数的要求（《瓦格纳法》后来对该规定有过重新表述）在工作周中的执行，所引起的变化要远远超出人们已有的认识。到1936年，每周平均的工作小时数比1929年大约减少了9个小时，每周5个工作日制度已从之前的特例成为了惯例，而且在大城市中星期六普遍关张的做法造就了更长的周末。虽然在小城镇及南部省份仍存在大量的抵制行为，但是没有哪个工商界阶层完全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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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1704457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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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政府给雇主与工会当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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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在公司与新兴劳工阶层之间的角力过程中充当裁判，罗斯福总统于1933年8月设立了由雇主与工会代表参与的美国劳工委员会（the National Labor Board，NLB），并指派纽约的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为主席。然而，由于该部门缺乏执行力，国会只能用具有准司法功能的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NLRB）来代替原有的机构，并且收回已下放的一些权力。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由三名劳动关系专家组成，被认为是严格中立的。但是，当该委员会几乎无一例外地偏向工人一方时，公司方面便颇有怨言。即使新政真的在总体上偏向于劳工阶层，该委员会具体在事务上又偏向于劳工阶层，拥护者也会说这只是对公司方面长期处于支配地位的一种纠正。也许委员会做出的最重要的、同时也是全国制造商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苦苦反对并诉诸法律的正是该委员会针对霍德工程公司（Houd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所做出的不利裁定。在该裁定中，委员会坚持认为依据《国家工业复兴法》第7A部分的规定，雇主不可以只同少数人群体进行谈判，而必须将多数人群体的代表作为唯一的集体代理人来开展谈判，即便雇员不被要求必须加入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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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再次肯定集体谈判的重要性，以及提升工会的名望，蓝鹰时代对劳工阶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体现在心理上，而且还体现在法律上。虽然国家复兴管理局最终瓦解，但劳工阶层在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的支持下，已经强大到迫切要求国会通过立法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多年以来，劳工阶层为了改善产业关系一直屈从于萨缪尔·冈珀斯的“志愿主义”政策，他们只依赖于工会的内部力量而非政府部门的介入，如今，劳工阶层中一个巨大的造反军团要求采取更加大胆的斗争策略了。作为响应，1935年5月通过了瓦格纳劳工关系法，禁止干涉组织工会与集体谈判，不得拒绝与雇员代表谈判，不容许有任何助长“公司工会”的行为，不容许有任何就业方面的歧视性行为(1)。为了执行该项法律以及主持雇员选举，一个新的三人组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得以成立。如今有一些州已通过“小瓦格纳法”，以便对州内的企业实行类似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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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1704457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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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劳工组织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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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法院的指引下联邦法院作出的一系列决议，给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提供了实质性帮助。截止到1941年1月底，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总共处理了大约33,000个案件，涉及工人接近700万；介入处理了3,166次罢工，涉及工人40万，并妥善解决了其中的2,383次罢工，而且还避免了近1,000次罢工的发生，涉及工人20万。正如澳大利亚的实际例子所展示的那样，由于没有强制仲裁的规定，以上案件并不意味着避免罢工或者很快处理了所有的罢工就可以忽略在现今时代关于产业保护方面的严肃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