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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劳工组织登上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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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组织在三十年代末发展成为一股政治力量。在美国以前所未见的方式行动：筹措竞选专款，上门宣传，通过演讲、海报和广播进行政治游说，并且争取到相当规模的选票。而“劳联”则一贯坚持支持劳工阶层的朋友、反对劳工阶层的敌人的传统，只是间接地支持新政。并未通过其组织中心努力筹措竞选资金，这种怯懦的做法受到了“产联”的非议。1936年，在劳工阶层为民主党竞选活动所捐助的77万美元当中，有将近50万美元来自“产联”，这其中饱含着期望与感激之情。由路易斯、西德尼·希尔曼以及梅杰·乔治·贝里创立的劳工的非党派联盟（Labors Non-Partisan League）为总统聚拢了很多的支持，此外，它在纽约的分支机构美国劳工党（American Labor Party）甚至还拉到了将近33万张选票。在接下来的总统竞选中，虽然路易斯出于自己对罗斯福不满的原因而转向了他毕生追求的共和主义，但工会的普通会员却依然保持了对罗斯福的忠诚。“产联”的成员特别地为这位总统投了一个极大的信心选票，使得路易斯只能履行选举前的承诺辞去领导者的职位，但他仍旧保留了矿工联合会的领导者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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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起伏，在这个时代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趋势，那就是劳工阶层最终非常积极地参与到竞选当中，并且渴望通过政府这个支点来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就新政而言，无论最终会变得多么的不可靠，但只要认识到自己曾郑重许诺会制定倾向劳工的政策、以及出于对工人阶级支持的感激，那么，在限制工会方面总会表现出极大的不情愿。而之前的管理当局，往往都是采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大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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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静坐罢工，工人们在工厂里“磨洋工”。对工人而言，这种非暴力抵抗策略优点很多。不仅可以避开工厂所有者禁止“无赖”进厂的问题，而且比起工人纠察运动要舒服多了。此外，当他们的成员冲破企业方面的封锁与重重包围，把食物和热咖啡带进罢工现场时，彼此之间将变得更加了解、更加团结。然而，当有其他的代替者渗透进工厂时，他们却往往无法遵守自己的这些游戏规则。这种做法有两次非常成功的实践：一次是1933年明尼苏达州霍梅尔包装公司的雇员干的，另一次是1935年阿克伦市古德伊尔厂的工人们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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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末美国产业联合会向汽车工业进攻，也主要采用静坐罢工的方式，这时它才首次吸引了全国关注。1934年，45％的汽车工人年收入不足1,000美元。但1936至1937年的静坐大罢工当中，工会最关注的头等问题不是工资，而是争取工会组织的权利，以及要求雇主承认汽车工人联合会为唯一的谈判代表。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爆发的反对通用汽车的大罢工，自1936年11月开始，迅速在全国各地蔓延，很快就有14个州、135,000名工人卷入。密歇根州州长弗兰克·莫菲反对出动民兵来解决此事，而是亲自担当代表与工会谈判。1937年，这次谈判以工会取得重大胜利而宣告结束。其他的大型汽车公司也先后屈服于美国产业联合会同样的策略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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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5月，工会仅仅是扬言要组织一次静坐罢工，便赢得了对美国钢铁公司的一场更大的胜利，对此震惊不已的公众得知这个钢铁大亨还有它的“大钢铁”伙伴们，没敢喘口大气就乖乖地向工会举手投降，并为工人们提薪10％。这场胜利标志着路易斯的威望达到了巅峰。与此同时，用静坐罢工的方式抗议雇主的方法，还传染给各个不同的行业，比如面包工人、造船工人、宾夕法尼亚州赫尔希的巧克力制作工人、芝加哥的奶妈，以及堪萨斯的挖墓人，这场传染病让人想起中世纪的狂欢舞剧。在1936年9月1日至1937年7月1日之间，先后有484,711名工人先后参与到静坐罢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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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层手握大棒横空出世的局面，把公众舆论吓得噤若寒蝉，但舆论支持劳资之间的力量均衡。1937年2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56％的人支持通用汽车反对美国产业联合会。一个月后进行了另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支持裁定静坐罢工为非法的公众占67％，这一数据恰与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格林所说的相符，他认为这些不过是在他控制下只反映某一阶层状况的个案。到1937年仲夏时分，有57％的公众支持“无论何时，只要存在罢工动乱的威胁，都应该派兵解决”，约一半的公众则表示，他们对工会的态度在过去6个月时间中发生了转变。参议院在1937年、最高法院在1939年，义正词严地指责静坐罢工是对雇主财产权的侵犯，是一种过失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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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春，当势如破竹地取得胜利的美国产业联合会再次向“小钢铁”企业发起挑战时，它一帆风顺的胜利潮流终于开始转向了。“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罢工示威者在芝加哥共和钢铁公司门前与警察发生冲突，造成10名罢工者死亡。“小钢铁”公司的领袖汤姆·M．格德勒是一位和路易斯同样强坚不屈的指挥者，他领导着“小钢铁”公司跟工会打了一场恶战，并于7月份击退了工会——不过事后NLRB批评他们的方法不合法，并命令各公司给被开除的罢工者复职，并着手双方集体谈判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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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钢铁”与美国产业联合会之间这场对峙，总统看在眼中，不禁大喊：“你们会两败俱伤！”但回顾往事，他仍然认为1937年是劳工组织的“发育期疼痛期”，这种疼痛其实是有益于健康的。不过。代价确实很大，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发生4720次罢工，其中有2728次罢工超出工会的控制权限。但是一些好斗的工会主义者却认为，尽管静坐罢工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它拖得时间太长，长得使公众和政府最终都失去耐性、忍无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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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瓦格纳法案》有明文规定，“雇主”这个词“不应该包含美利坚合众国，也不包括任何州或其政治分支机构”，因此法律不支持针对政府的集体谈判或罢工，然而仍然还是有人（主要来自左翼）试图把那些工作在“救济岗位”上的工人们组织起来。联邦紧急救济署的雇员曾有个工会非常活跃，随后比较活跃的是“公共工程工会”，尽管总统拒绝给他们罢工的权利，这个工会仍然向政府施加了公正而有力的压力，明确反对公共事业振兴署削减工资和解雇工人。当时表现得最突出活跃的工会组织是建立于1935年的“工人联盟”，它专门吸纳救济对象和失业者为成员，曾自诩鼎盛时期成员近25万名。它努力给贫困阶层灌输不满意识，发起反对饥饿的大游行，还抗议公共事业振兴署辞退雇员，并把示威抗议活动搞到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立法机关大门口，甚至于1937年在国会大厦门前聚众示威，还要求发放贷款以弥补不断削减的救济资金。不过，这些组织的整体冲击力并不很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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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劳工阶层的内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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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领袖们的态度变化。自大萧条开始、并在“新政”时期继续的一股推动力，使得工人特别是处于大工业中心的那些工人产生了先前不曾有过的阶级意识。这种阶级意识使左翼分子洋洋自得，同时引起保守派人士的忧虑，他们担心新大陆特有的传统、个人主义和社会流动机会正因“欧洲化”而被抹杀。劳动者因是“无产阶级”而成为许多文学家和艺术家们的关注焦点。即使这些文学或文艺作品的读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但它仍然波及并鼓励了工人们的骄傲和自尊。一种全新的团结感在工人群体中出现。劳工领袖们越来越想将工会变成社区和业余生活的中心，有干净优雅的固定办公地点，配有休息室、游戏室、舞厅、餐馆、图书馆和影视厅。大城市中劳工领袖们的社交活动还包括跳舞、打牌、宾戈游戏、聚餐、啤酒聚会，在一些较为开阔的地方还会有方块舞、棒球赛、野餐和乘干草车夜游等。一些劳工和工会领袖身上开始表现出“掌权”后的贪婪、自大和不负责任症状。有的想把新方法和新技术带来的利润，以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的方式，归自己独享，而不是以降低产品价格、促进消费的形式与其他人分享。另一些人则通过规则限制，使参与游戏的范围很小，而把更多的人排斥在外，进而限制特殊技艺和行业的劳动力供给。以至于司法部在1939年和1940年，曾极力要打破几个行业的工会所设置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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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劳工领袖参与劳动运动，是为了通过斗争使自己在更高工资和更短工时上优于别人，而不太关注共同福利，甚至不关心工会本身的长远利益。在人们对静坐罢工这一做法普遍产生反感之后，工会运动领袖约翰·L．路易斯——他的双眼凶狠，黑雪茄、大轿车、冷酷的外形——简直是19世纪“强盗”的化身。1921年，他不得不服从“我们不能跟政府作对”；而20年后，正当国家抗击法西斯的紧急关头，他坚持发动了一场几近使国家崩溃的煤矿大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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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劳动领袖开始敲诈劳工。20世纪30年代初期，那些严格控制着建筑工人、电影放映员、面包工人、毛皮制作工、家禽贩子和农贸市场小贩的“工会领袖”们，他们经常为了争夺工会的领导控制权而反目成仇，使原本就很糟糕的纽约、芝加哥和底特律等工业城市的骚乱更为恶劣。芝加哥犯罪委员会主席弗兰克·J．勒斯于1932年在报告中指出，“芝加哥全市三分之二的工会都被艾尔·卡彭的恐怖组织所直接控制或收买了”。现在，卡彭已经因为偷税而被判处11年监禁，其他歹徒也都纷纷落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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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组织化的工会在“新政”时期有了越来越多的成员，其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时，大批敲诈勒索之徒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20世纪30年代晚期，对劳工运动充满同情的玛丽·希顿·沃尔斯曾评论说，芝加哥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其实经常与流氓、无赖、政坛丑角沆瀣一气、狼狈为奸。1935年，纽约地区年轻的检察官托马斯·E．杜威，出手粉碎了劳工敲诈者们弄的几个臭名昭著的赌场，赢得了全国性的支持。不过，在三十年代末，仍有一些重要的工会继续与贪污受贿、敲诈勒索者们来往密切，电影工业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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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公平劳动标准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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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末，美国年底盘点，证明经济再度不景气。保守派媒体将原因归咎于工业骚乱和罢工斗争。这使得社会舆论降低了劳工在谈判时的力量。结果使1938年的罢工只出现了2770次，卷入的工人数只有上一年的三分之一，总数不到69万人。然而，虽然新兴的工会力量遭到挫败，但那些未加入工会的工人仍然在1938年后半年赢得了第一场重要的立法胜利。面对美国产业联合会和美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冷漠和强烈质疑——工会领袖们借用冈珀斯的名言说“最低工资常常成了最高工资”，总统和他在国会的支持者们居然不可思议地通过了《公平劳动标准法案》（FLSA）。工会领袖们多半对本组织以外的工人福利没有兴趣，还对那些不经由集体谈判方式而取得胜利的人们充满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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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农业、渔业和某些类型的销售与服务业，不受管辖行业以外，1938年通过的《公平劳动标准法案》覆盖了几乎所有“影响州际贸易”的工作。它规定，常规工作时间为每周44小时（后来逐步减少为40小时），除某些季节性的职业之外，雇主需向超时工作的工人支付相当于原工资一倍半的加班费。工人第一年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25美分，然后自动增高，直至最低工资达到每小时40美分为止。采用这样的渐进变化，是为了让雇主有一段调整缓冲过渡期。该法案还规定，州际贸易商品制造行业禁止雇用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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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规定工资和工时而言，联邦制定的规章显然比各州制定的更有效力，因为如果制定规章的是某个州，这只会导致企业迁往对工资和工时规定不严格的地区，所以只有联邦制定的规章才能真正深远地影响到整个美国工薪阶层。这项规章的主要受益者是那些没有参加工会的、得不到保护的人，包括妇女、未成年人和缺乏专业技能的普通工人。这项规章的直接影响，是将约30万名雇员的工资提高到每小时25美分，使130万名工人在领取同样薪酬时所花费的劳动时间缩短；次年，每小时工资增长到了30美分，有69万名工人从中受益，大约238万2千名工人每周工作时间减至42小时；到1940年，该制度再次改革，规定每周标准工时为40小时，这一举措影响到200万人。最高法院于1941年2月3日以全票批准通过该法案，标志着该法案成为劳资关系组成部分中不可变更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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