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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带城镇”。为了解决城市贫民的栖身问题,创立于1935年的联邦迁居管理局设计出了一个模板单位——“绿化带城镇”。农业部副部长雷克斯福德·G.特格韦尔指挥华盛顿、辛辛那提和密尔沃基等地规划出若干低租金社区。每个社区大约可以安置800个家庭。一些规模小的样板区避开了主干公路的干扰,并充分利用了阳光、运动场和公园等条件,使得这些居住点成为孩子们的乐园。每个村庄都配套有邮局、商店、学校、社区活动中心、供水系统及其他便利设施,这些主要由公共事业振兴署雇用的工人修建而成。每个村庄四周环绕着农场和树林,为城市工人提供了花园式住所。美国历史上首次以联邦规划项目的方式对郊区中心场地进行开发。反对新政的人们认为,这些项目渗透着“集体主义”的气息。1936年,一项对新政不利的法庭裁决导致原计划在新泽西州邦德溪市附近兴建的第四个项目中途受阻,不得不取消,这一结果使得整个计划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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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居管理局——该机构1937年并入新成立的农业保障局,还关注其他类别的需求。例如,联邦紧急救济署曾做过一项乡村问题研究,发现在南方30个县里,有一半至四分之三靠救济生活的家庭,居住的房子不宜人居。甚至有些条件好、不领救济的家庭生活也好不了多少,这些家庭多是谷租佃农,他们在从伊利诺斯州到佛罗里达州的冲积平原和侵蚀平原,以及大平原干热枯竭区耕作。那些无家、无地和无业的家庭,一直在想方设法搬到廉租、低税和容易得到政府救济的地区居住,于是他们越来越多地迁往农村。移居到农村的人,在大萧条年间的增长速度比1924至1930年间快两倍多。大西洋中部沿岸各州,主要吸引了城市闲散人员,南方主要吸引了佃农阶层,而遭遇到旱灾的人们则主要去往中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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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什么想迁居?由于农业贫困人口面临的困难各式各样——不仅仅是土地贫瘠,而且还有管理不善、信用不足和债台高筑、知识贫乏、天气干旱、洪涝灾害和病虫害泛滥——任何处方都不可能是治疗所有疾病的万能药。最可怜的人是农场失业工人,城市里没有他们的位置,因为城市本身就有数百万失业者无法安置。可这些可怜的农场失业工人,被忽略在联邦和各州关于工资、工时和失业保险的法律以外,新政的“集体谈判”也对他们毫无用处。尽管这些农业劳工的工作危险性并不小,但直到新政行将结束时,全国只有4个州勉强愿意向农业劳工支付微量的意外伤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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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居的目的主要是从不好的地方搬到好点的地方,能摆脱沮丧和依赖,从而自力更生,最好能过上比先前更好的生活。“渗透”类的项目,旨在帮助那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贫困家庭,能得到联邦政府的长期贷款,以购买散落在肥沃良田周边的小块田地;“社区”类的项目。则是由联邦政府统一征购面积较大的耕地,再划分成小块,完善公路、学校、自来水等配套设施,再由个人租种或购买。有许多土地因为农民搬走而日渐贫瘠、枯竭,政府买下这些地,把它们改造成森林、野生动物保护区、牧场、公园,或印第安人居留地。上述项目为上万余家庭提供了栖身之地,并为4万需要谋生的人提供了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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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生活越来越枯燥,人们对城市的霓虹、电影和抽水马桶的回忆,要比对干草和苹果花的记忆更深刻。此外,联邦政府掌控着救济和公共工程,这对乡村生活颇为不利。因为,乡下比城市更难获得帮助,分配到农民家庭的物资少得可怜,而移居乡下还意味着政府不再考虑其城市住房需求。因此,许多人经过反复考虑回到城市郊区居住。而且,又像从前那样,城市的召唤在不甘于现状的年轻人耳畔响起,再次成为他们无法抵御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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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农村家庭子女较多,这些孩子二十多岁时到城市打拼创业的比例比较高。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说明,乡村充满活力的新鲜血液,在不断地注入并充实着城市的血管。20世纪30年代约有150万年轻人,离开农场和乡村,移居到较大的城市社区。目前没有人对其中原因做系统的科学研究,但威斯康星州社会学家爱德华·A.罗斯教授提出过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观点,他把那些贫瘠的乡村地区比喻成“主要由于池塘中的鲶鱼和亚口鱼,而把所有的鱼都捕捞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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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城乡人口流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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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萧条的早年,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十年间使城市净增了600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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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至1933年间,这样的人口流动第一次放缓,并且开始出现由城市到乡村的逆向流动。闲散的年轻人离开都市的斑马线,投奔乡下的亲友们以求避难;饥肠辘辘的家庭开始自己动手弄吃的;西弗吉尼亚、田纳西和肯塔基州的失业矿工们也退回到他们古老的土地上。1932年,农村人口净增近30万,到1935年,有200万城市居民移居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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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中后期,人口又向城市流动,但速度很慢。这十年内,约有150万年轻人,离开刚刚包容了百余万城市人的农场和乡村,又逆流移居到较大的城市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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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趋势:经济繁荣时,乡村充满活力的新鲜血液,会不断地注入并充实着城市的血管;经济不景气时,生活成本低廉的乡村又成为百万城市贫居的栖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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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地租和佃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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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有多种形式。在农村。生产力最强、但承受盘剥最重的是小佃农。他们在地主与佃农关系的阶梯上,位于底层。最常见的地租形式是现金地租。在“梅森—迪克逊线”以北,1930年,现金地租最为普遍,涵盖了四分之一多的佃农。在北方和中西部最常见的方式是:佃农把收成的一部分用来交地租,地主支付部分生产费用,佃农提供劳力、牲口、工具和种子。还有一种“资产与利润分享机制”,即“家畜共享出租”,曾盛行于中西部各州的乳业和养殖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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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棉花种植领域,最流行的地租形式是“作物租种”。通常佃农一家辛苦劳动,最后获得自己所种植的一半的棉花和三分之一的谷物作为收入。贫穷的佃农只能向地主借钱购买食物和衣物,否则只能向利息可能高过50%的高利贷商求助。地主们借出的钱,往往类似于常年的施舍,这造成可怜的佃农实际上在以自己的辛苦劳动还债,佃农不得不在那块和自己一样被剥削的土地上辛苦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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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佃农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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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的冲击波迫使全国各地小地主纷纷沦落为租佃户,在1930至1935年间,全国有75万多个小农场主由于丧失赎回权或破产后被强行拍卖,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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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地主发现白人佃农难以管教,于是优先选择黑人当自己的佃户,这些黑人对算账非常糊涂,对东家也更听话。结果白人佃农沦落为农场零工,或者随季节变迁而在不同地方辗转漂泊,30%的人无法在同一个地方待满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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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和1933年初,从达科他州到俄克拉荷马州,散居的农民汇集起来,组织起自己的护卫队以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保卫他们的母牛或收割机不被银行和保险公司强行拍卖。在爱荷华州的勒马尔斯县,愤怒的农民把执拗的法官从法官席上扯下,用绳子把他吊起来直至昏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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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尼苏达、北达科他等多个州的州长发布公告,表示反对强行拍卖,这几个州的议会机构匆匆忙忙地通过了关于抵押贷款延期偿还的法律,并于1934年6月通过《弗雷泽—莱姆基法案》(后来最高法院废除了该法案,代之以主旨相同但态度温和的法律),将抵押品的赎回权延长5年,但涉案农民须在此期间向官方支付一定数额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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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佃农联盟”组织的抗议和煽动活动。南方的租佃出现于国内战争结束后的重建时期。20世纪初,这一形式在玉米生产地带广泛传播,截至1940年,伊利诺伊、爱荷华、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和南达科他等州的佃农数量,已经超过了弗吉尼亚、肯塔基和佛罗里达等州。租佃形式在中西部地区没有造成多少恶果。从实际来看,一些农场经营者宁愿投资更新生产工具和设备,而非投向土地本身;也有些农民最初是受雇零工,逐渐上升为佃户,最后成为地主。尽管官方采取了各种措施,但农民被迫失去耕地仍然是造成租佃形式盛行的主要因素。1937年初,由总统任命的“租佃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说,在过去十年间,每年新增佃户达到40,000个,现在农民中有40%是佃农,而半个世纪以前佃农只占25%。随即,罗斯福于1937年2月向国会递交咨文,请求制定措施改进佃农、小佃农和农场零工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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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7月,“南方佃农联盟”在阿肯色州成立。发起人既有白人佃农,也有黑人佃农。该组织所包含的种族平等的意味,如同它的激进主义气息,都让普通棉农抱以高度警惕。但是,除了鞭挞现实,该组织还做些类似于“三K”党的夜间秘密活动,南方佃农联盟到1937年成员达到35,000名左右,主要集中在阿肯色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并在这一关键时期与美国产业联合会来往密切。它在华盛顿有一个活跃的游说团,并促成通过了首部立法,专门救济地位卑微、处境艰难的农场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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