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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猪类大屠杀中，屠宰出1亿磅肉由政府出资腌制，通过“联邦剩余救济公司”发放给失业家庭。同年秋天，该公司收购了1.6亿蒲式耳（每蒲式耳容量等于八加仑）小麦，磨成面粉以救济品方式发放出去。1934年，该公司在24个遭受旱灾的州里收购了700多万头牛。虽然被“犁翻”过的棉田没有什么作用，但联邦政府把库存的棉花加工成被褥和服装用以救济失业者。截至1935年底，该公司支出3亿美元用于此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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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市开始实施“食品券计划”，该项目到1940年末传播推广给全国100多座城市，其目的在于收购过剩的水果、蔬菜、猪肉、黄油和鸡蛋，分配给贫困人口。其方式是：接受救济的人每购买一张价值1美元的橙色券，就可以免费得到一张价值50美分的蓝色券，然后凭蓝色券到食品店换一份当时被定为“剩余农产品”的商品。食品店收到的蓝色券最终被政府有价赎回。与之类似的“棉花券计划”一直是地方性项目，于1940年5月在孟菲斯市开始实施。反对AAA法案的人们，总是忘记政府处理剩余农产品的种种方法，而只是咬住AAA的财政补助政策和统一管理政策不放，并一再指责它在1933年对农作物采取的破坏性刈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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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初，最高法院的一份裁决给AAA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一些农民包括偏远林区的传教士认为，控制农作物产量就像控制人类生育一样不道德，并把1934年的气候干旱视为是上帝对人们犁翻棉田之罪的惩罚；大多数人嘲笑最高法院关于“州权”的说法，人们反诘说市场、大风和洪涝灾害是否会尊重各州的分界线。有两位社会学家抽样调查了96个农业社区，仅有一个社区能“平静地”接受司法废除。考虑到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国会于2月制定了《土壤保护和国内农作物种植分配法案》，取消农产品加工税——最高法院对此表示反对，将工作重心从限制农作物产量移到保护土壤上来。政府鼓励农民减少种植棉花、玉米、小麦、水稻和烟草等损耗土壤的农作物，改种豆类、牧草和绿肥作物，这样还可以获得政府补偿；还鼓励人们以科学的方法修梯田、耕种和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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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新计划仅仅起了立法层面的权宜作用，它以间接方式试图解决农产品过剩问题，其效果却经不起考验。它直接导致了1937年农作物更大的丰收和价格继续回落，它解决过剩问题的间接途径被证明是不充分的。许多农场主都盼望总统能在与司法部门的矛盾和智斗中获胜。1937年初秋，罗斯福提出的“填满最高法院”的计划暂时失利，他开展了一次以宣传政治观点为目的的巡回旅行，在玉米种植区和西部地区宣传限制农作物产量，宣传水利灌溉、土壤养护、水力发电的价格。听众们戴着宽边帽和太阳帽，身着节日盛装或者牛仔裤，一位亲临现场的听众，亲耳听到人们称罗斯福为“我们的总统”、“自林肯以来最伟大的总统”。一位保守派报纸编辑发牢骚说：“‘我们的总统’在政治学中可是个新事物呢！一些农民、还有我认识的某些人，认为罗斯福属于他们——也许他们还真说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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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这样做的好处，与获取选票有密切的关系；农民这里的情形跟失业者那里并无不同——他们都愿意把选票投给罗斯福。有谁能把关注农民与关注选票分得一清二楚？农业经济学家约瑟夫·S．戴维斯质疑这一观点，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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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管理部门的动机相当纯洁，但仍然包含着些许的腐败；这是因为，当农民的收入依赖于政治措施，并越来越少地取决于他们的产品和劳务对社会产生的经济价值时，政策确实深深地影响着农民手里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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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总统和他的幕僚们终于推动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项姗姗迟来的方案。新的《农业调整法》再次返回到农产品产量调控这一老问题上，同时继续对遵守这一政策的农民们给予补偿。国家对小麦、玉米、棉花、烟草和稻谷等农作物播种面积的规划，设定在能满足国内消费、对外出口和粮食储备的水平上。农民可以自愿遵守这种规划，但政策层面会以巧妙的方式对遵守者予以鼓励。因为那些不按政府规划的配额而超额种植庄稼的农民，不得领取“平价补偿”，也不能按照合作社成员所享受的优惠利率得到商品贷款（以政府储藏的剩余产品为基础）。为了抑制小麦、玉米、棉花、烟草和稻谷这五种农产品在市场上的过剩，在价格上升至（或高于）“平价”——即这几种农产品在1909至1914年的正常价格——之前，所涉及的生产者对销售配额投票，三分之二的得票即予以批准通过，然后分摊给所有农户，违者者将受到处罚。与此同时，好年成所导致的剩余产品不能再贸然地投入市场，也不能销毁或者过分大手大脚地用以救济，而是统一储藏起来用以应对未来粮食短缺。华莱士部长梦寐以求的“常平仓”得以实现，它是一个调控供需平衡、把不同年景联结起来的“蓄水池”。截至1940年，约600万农民参与到这一计划中。因此，这些粮食储备对满足被战争蹂躏的世界的需求来说，其意义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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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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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生素运动”推动下，柑橘类水果的人均消费量在1920至194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到1940年末，由于健康教育的传播和城镇居民日渐热衷易消化的饮食，乳品行业销售额高达1,355百万美元，超过各品种肉类，也远远超过了农作物销售额。与之相似的是，蔬菜的种植和销售也利润大增，因为普通家庭多汁蔬菜的消费量达到50年前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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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用法律和政策刺激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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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法案对广大农民的经济和生产惯例产生了难以衡量的深刻影响。作为一项应急措施，该法案最初的计划是要提升农产品的价格、减少残酷的竞争。棉农的收入呈现了喜人的提高，在该法案实施的前三年，棉农的总收入达7.8亿美元（包括4.52亿美元的政府补偿）；烟草种植者的收入也在两个种植季中增加一倍。1933年，美国农民的货币收入比上年增长近四分之一，在随后的两年中也分别实现15％和16％的持续增长。当然，在农民的收入中，AAA给予的补偿一直占有相当比重，利润补偿款来源于在农产品价格提高时向消费者征收的税——在某种程度上，这其实意味着高物价抵消了城市工人从工资增长中所得到的好处。据报道，1939年的全国农业收入（包括政府补偿在内）高达85亿美元，尽管刚刚超过1919年的一半，却已接近1932年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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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繁荣不可能兼顾所有行业、地区和个人。那些没被纳入这个神奇圈子的生产者，特别是家禽养殖者和蔬菜种植者，都抱怨山姆大叔忘了管自己。性质更严重的事还不止于此，尤其在棉花王国，AAA法案慷慨大方的馈赠品，往往落入了地主和私营农户的钱包，而佃农们或无知或怯懦，不敢抱怨，结果发现自己比从前更贫穷。新政承担了农民几乎所有的生产风险，却没能设置有效的保护措施以防止土地所有者把减少种植面积和季节波动的冲击，均转嫁给佃农。数据为例，1937年，普通的种植园经营者的货币总收入为8,328美元，其中有833美元来自AAA的补贴。而普通佃农家庭的收入是385美元，其中来自AAA补贴的只占27美元。至少，AAA的原则——或说实际运用——把东西送给有能力拥有它的人。事实上，对佃户来说唯一有效的风险担保形式就是救济。“政府不想让我们种粮食，所以我们不得不去领救济。”这是很典型的悲惨故事。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位地主在1938年讲述自己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现实的另一侧面，他的经历并不鲜见：“1934年我雇了4个佃户，自己什么也不干。现在，我用政府给的钱买了拖拉机，并摆脱对佃户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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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拖拉机赶出土地”式的困境，只是AAA间接造成的，而且这种结局肯定不是它最初的倡导者们所预料的。然而这其中的逻辑关系很平白浅显。从长期的农业衰退中逐渐复苏，土地所有者们发现自己手里有钱了，就开始琢磨如何应对时事，琢磨在遵守农作物限耕的前提下如何更多地增加利润，分析华盛顿所倡导的经济计划政策和未来前景。凭一时兴起种植的时代一去不返了，到处都弥漫着革新。在经历大萧条的冷休克之后，再没有什么能比新政更能勾起农民的算计之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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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农民有个想法是克服落后的农业机械状况。1930－1940年之间，农民拥有小汽车的数量几乎没有新增，而卡车的数量增长16％，拖拉机数量增长70％，至此已有近200万台拖拉机承担着农业重活，并深深改变了农民的生产方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潜在的威胁比实际的威胁更大，收割机的振动波沿着一行行棉株发出的急促的轰隆声，已经开始撼动整个南方农村的经济基础——这一领域已经受到巴西廉价棉花的威胁。巴西棉花正占据着世界棉花市场，以填补AAA法案的限产所腾出的市场空白。与此同时，出租棉地的地区，如中部的“黑草原地带”和阿拉巴马州南部，陆续转变为牧场，为牛肉和乳品加工业铺开道路，并在电气时代所有资源的帮助下开始肉乳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这些事实意味着AAA法案像老英格兰的圈地运动那样，使得幸存的棉田越来越少，而很多佃户也就失去了获得额外补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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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西部地区，玉米采摘机——尤其是1928至1933年间开始出现的新型机械，逐渐取代在收获季节雇佣的劳工，据估计爱荷华州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零工被机器取代。俄亥俄州一个玉米种植大县，60％的玉米是用机器采摘的。在小麦种植地带，人们广泛使用联合收割机。其中，1935年出现的“童式”收割机和1939年出现的“矮式”收割机，都是应小农户需求而定做的。由于广泛使用机器，在田野间劳作的季节性劳工到1939年几乎成了人们回忆中的事。农场若想雇佣100名劳工，就会有236个失业的农业劳力等待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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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国家资源委员会报告说，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意识到一个事实，即收入往往随机械化程度升高而增加。故此，在阿拉巴马州的农场经营者人均使用机器1.5马力，投资于机器的费用是142美元，其总收入年人均492美元，在全国最低；而蒙大拿州人均使用机器22.5马力，用于机器的投资是953美元，其年人均总收入为1,798美元。显然，这种示范对普通农民来说，要比妖言惑众的技术失业论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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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的加速，主要得益于1935年5月成立的农村电气化管理局（REA）。电力分销商不愿意铺设农村电网，约90％的农场经营者无法使用中央电站的电力。REA向各州、社区及合作社提供低息贷款，加上公共事业振兴署提供的劳动力，试图把电网扩展到农村家庭，满足农村家庭的照明、冷藏、挤奶和脱脂、加热孵化器、搅拌饲料和抽水泵等多种用途。至1938年秋天，REA启动了300多项类似融资项目，其中六分之五的项目是以合作的方式运作的。大多数私营公用事业公司虽然极度憎恨这项活动，却不得不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更好的、更广泛的服务。在REA的推动下，接通中心发电厂的农村家庭户数，从1925年的22.5万户——不及总数的4％——增长到了1940年的1,70万户，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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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发展指出三十年代农村生活最大的矛盾：在稳步提高效率的同时，带来更严重的失业和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反映了对外贸易和提高国内消费水平方面的努力不够。第二个矛盾是：在匮乏、贫穷、落后地区的社区中，AAA所资助的往往是低效率的耕作，但在有资产实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它培育的市场只利用最好的土地。在南部偏远地区，许多规模小、效益低的棉农在AAA的关心下，才勉勉强强地跟上生产大军的队尾。而在种植玉米的各州，生产者们发现自己处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境况中：AAA在1937－1938年作出减少种植面积的决定，结果玉米种植减少了8％，但玉米产量却增加了约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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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选择优质土壤和AAA所推广的先进耕种方法外，杂交玉米——这十年最重要的农业革新成果——的推广种植也是造成玉米产量增长的原因。这些地区的勤劳越来越不像通常的生活方式，而是高压商业的方式，人们对利润高度敏感，经常缺位经营。“手提箱农民”是一种典型的现象，这种人往往是城里来的小商人，购买下一两家农场，每年用机器种植和收割作物，从没想过要以这块地为生。科学耕种和使用机器的另一个结果——大规模种植单一农作物，就像从德克萨斯北部地区到达科他州的实际情况那样，人们使用拖拉机编组、犁耕编队进行劳动——结果提高了非人力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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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产生了另一个矛盾。一股力量——由迁居管理局、农业保障局、农村电气化委员会和农业局的家庭经济专家们组成——致力于实现农业理想，呼吁农村合作社和居家计划。另一股力量——体现在AAA的合作项目和农业信贷局广泛的贷款活动中——则将技术和农场管理的新思维结合，意图把农业拉进“大企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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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现实中存在怎样的障碍和逆流，随着经济复苏，社区生活开始感觉到人们的士气也在逐渐恢复，出现了一些富有魔力的词语：合作、复兴、现代化等等。这一变化强化了当时正在形成的美国乡村的同一性。一些古老的移民群体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德国人，要么已经被同化，要么就已经作古离世了；在这片土地上耕作但出生在外国的人，数量正稳步减少。汽车、电影、公立学校和无线电台的普及，也有助于抹杀城乡分界线。能对乡村生活产生刺激的东西。正以城市为中心越来越多地辐射出来。从时尚、读物、娱乐，到思维方式，也都趋向城市居民的口味和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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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曾经在上一代人中流行的兄弟会和秘密社团，如今远不如社区福利更能吸引人们的兴趣。合作社、“家长—教师协会”、“乡村计划委员会”、运动及其他休闲团体，还有“汤森俱乐部”或“社会正义俱乐部”之类热衷于煽动政治或经济运动的组织，在某些特定的乡村地区深深地扎下了根。农业部资助的“4H俱乐部”，其拥护者都是虔诚热心的年轻传教士，该俱乐部发展了20年，到1940年拥有成员130万名。“美国未来农民协会”是教育办公室于1928年创办，其宗旨是发展职业教育，在中学生中进行农业技能培训，到大萧条时期结束时，该协会招募成员近25万名，与此同时，专门为黑人青年创办的“美国新农民协会”也前程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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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农村地区，特别是南方各地，“新政”以广泛参与的方式，使原有的社区改良工作也重焕生机，并开始了新一轮的蓬勃发展。人们起初反感来自社区外部的“干涉”，但伴随时光的流逝，人们的满意度超过了先前的冷漠。努力尝试去思考身边、国家和世界问题，为了美好的未来而摹画蓝图，提高成年人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对诸如此类事情的思考，开始进入美国农村那些热心又时常困惑的头脑中。两位农村社会学家写道：“当面包成为数百万人首要需求的时期，一个信念深化了：人的生活不能仅仅靠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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