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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法案对广大农民的经济和生产惯例产生了难以衡量的深刻影响。作为一项应急措施，该法案最初的计划是要提升农产品的价格、减少残酷的竞争。棉农的收入呈现了喜人的提高，在该法案实施的前三年，棉农的总收入达7.8亿美元（包括4.52亿美元的政府补偿）；烟草种植者的收入也在两个种植季中增加一倍。1933年，美国农民的货币收入比上年增长近四分之一，在随后的两年中也分别实现15％和16％的持续增长。当然，在农民的收入中，AAA给予的补偿一直占有相当比重，利润补偿款来源于在农产品价格提高时向消费者征收的税——在某种程度上，这其实意味着高物价抵消了城市工人从工资增长中所得到的好处。据报道，1939年的全国农业收入（包括政府补偿在内）高达85亿美元，尽管刚刚超过1919年的一半，却已接近1932年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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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繁荣不可能兼顾所有行业、地区和个人。那些没被纳入这个神奇圈子的生产者，特别是家禽养殖者和蔬菜种植者，都抱怨山姆大叔忘了管自己。性质更严重的事还不止于此，尤其在棉花王国，AAA法案慷慨大方的馈赠品，往往落入了地主和私营农户的钱包，而佃农们或无知或怯懦，不敢抱怨，结果发现自己比从前更贫穷。新政承担了农民几乎所有的生产风险，却没能设置有效的保护措施以防止土地所有者把减少种植面积和季节波动的冲击，均转嫁给佃农。数据为例，1937年，普通的种植园经营者的货币总收入为8,328美元，其中有833美元来自AAA的补贴。而普通佃农家庭的收入是385美元，其中来自AAA补贴的只占27美元。至少，AAA的原则——或说实际运用——把东西送给有能力拥有它的人。事实上，对佃户来说唯一有效的风险担保形式就是救济。“政府不想让我们种粮食，所以我们不得不去领救济。”这是很典型的悲惨故事。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位地主在1938年讲述自己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现实的另一侧面，他的经历并不鲜见：“1934年我雇了4个佃户，自己什么也不干。现在，我用政府给的钱买了拖拉机，并摆脱对佃户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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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拖拉机赶出土地”式的困境，只是AAA间接造成的，而且这种结局肯定不是它最初的倡导者们所预料的。然而这其中的逻辑关系很平白浅显。从长期的农业衰退中逐渐复苏，土地所有者们发现自己手里有钱了，就开始琢磨如何应对时事，琢磨在遵守农作物限耕的前提下如何更多地增加利润，分析华盛顿所倡导的经济计划政策和未来前景。凭一时兴起种植的时代一去不返了，到处都弥漫着革新。在经历大萧条的冷休克之后，再没有什么能比新政更能勾起农民的算计之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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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农民有个想法是克服落后的农业机械状况。1930－1940年之间，农民拥有小汽车的数量几乎没有新增，而卡车的数量增长16％，拖拉机数量增长70％，至此已有近200万台拖拉机承担着农业重活，并深深改变了农民的生产方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潜在的威胁比实际的威胁更大，收割机的振动波沿着一行行棉株发出的急促的轰隆声，已经开始撼动整个南方农村的经济基础——这一领域已经受到巴西廉价棉花的威胁。巴西棉花正占据着世界棉花市场，以填补AAA法案的限产所腾出的市场空白。与此同时，出租棉地的地区，如中部的“黑草原地带”和阿拉巴马州南部，陆续转变为牧场，为牛肉和乳品加工业铺开道路，并在电气时代所有资源的帮助下开始肉乳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这些事实意味着AAA法案像老英格兰的圈地运动那样，使得幸存的棉田越来越少，而很多佃户也就失去了获得额外补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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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西部地区，玉米采摘机——尤其是1928至1933年间开始出现的新型机械，逐渐取代在收获季节雇佣的劳工，据估计爱荷华州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零工被机器取代。俄亥俄州一个玉米种植大县，60％的玉米是用机器采摘的。在小麦种植地带，人们广泛使用联合收割机。其中，1935年出现的“童式”收割机和1939年出现的“矮式”收割机，都是应小农户需求而定做的。由于广泛使用机器，在田野间劳作的季节性劳工到1939年几乎成了人们回忆中的事。农场若想雇佣100名劳工，就会有236个失业的农业劳力等待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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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国家资源委员会报告说，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意识到一个事实，即收入往往随机械化程度升高而增加。故此，在阿拉巴马州的农场经营者人均使用机器1.5马力，投资于机器的费用是142美元，其总收入年人均492美元，在全国最低；而蒙大拿州人均使用机器22.5马力，用于机器的投资是953美元，其年人均总收入为1,798美元。显然，这种示范对普通农民来说，要比妖言惑众的技术失业论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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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的加速，主要得益于1935年5月成立的农村电气化管理局（REA）。电力分销商不愿意铺设农村电网，约90％的农场经营者无法使用中央电站的电力。REA向各州、社区及合作社提供低息贷款，加上公共事业振兴署提供的劳动力，试图把电网扩展到农村家庭，满足农村家庭的照明、冷藏、挤奶和脱脂、加热孵化器、搅拌饲料和抽水泵等多种用途。至1938年秋天，REA启动了300多项类似融资项目，其中六分之五的项目是以合作的方式运作的。大多数私营公用事业公司虽然极度憎恨这项活动，却不得不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更好的、更广泛的服务。在REA的推动下，接通中心发电厂的农村家庭户数，从1925年的22.5万户——不及总数的4％——增长到了1940年的1,70万户，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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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发展指出三十年代农村生活最大的矛盾：在稳步提高效率的同时，带来更严重的失业和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反映了对外贸易和提高国内消费水平方面的努力不够。第二个矛盾是：在匮乏、贫穷、落后地区的社区中，AAA所资助的往往是低效率的耕作，但在有资产实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它培育的市场只利用最好的土地。在南部偏远地区，许多规模小、效益低的棉农在AAA的关心下，才勉勉强强地跟上生产大军的队尾。而在种植玉米的各州，生产者们发现自己处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境况中：AAA在1937－1938年作出减少种植面积的决定，结果玉米种植减少了8％，但玉米产量却增加了约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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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选择优质土壤和AAA所推广的先进耕种方法外，杂交玉米——这十年最重要的农业革新成果——的推广种植也是造成玉米产量增长的原因。这些地区的勤劳越来越不像通常的生活方式，而是高压商业的方式，人们对利润高度敏感，经常缺位经营。“手提箱农民”是一种典型的现象，这种人往往是城里来的小商人，购买下一两家农场，每年用机器种植和收割作物，从没想过要以这块地为生。科学耕种和使用机器的另一个结果——大规模种植单一农作物，就像从德克萨斯北部地区到达科他州的实际情况那样，人们使用拖拉机编组、犁耕编队进行劳动——结果提高了非人力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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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产生了另一个矛盾。一股力量——由迁居管理局、农业保障局、农村电气化委员会和农业局的家庭经济专家们组成——致力于实现农业理想，呼吁农村合作社和居家计划。另一股力量——体现在AAA的合作项目和农业信贷局广泛的贷款活动中——则将技术和农场管理的新思维结合，意图把农业拉进“大企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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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现实中存在怎样的障碍和逆流，随着经济复苏，社区生活开始感觉到人们的士气也在逐渐恢复，出现了一些富有魔力的词语：合作、复兴、现代化等等。这一变化强化了当时正在形成的美国乡村的同一性。一些古老的移民群体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德国人，要么已经被同化，要么就已经作古离世了；在这片土地上耕作但出生在外国的人，数量正稳步减少。汽车、电影、公立学校和无线电台的普及，也有助于抹杀城乡分界线。能对乡村生活产生刺激的东西。正以城市为中心越来越多地辐射出来。从时尚、读物、娱乐，到思维方式，也都趋向城市居民的口味和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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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曾经在上一代人中流行的兄弟会和秘密社团，如今远不如社区福利更能吸引人们的兴趣。合作社、“家长—教师协会”、“乡村计划委员会”、运动及其他休闲团体，还有“汤森俱乐部”或“社会正义俱乐部”之类热衷于煽动政治或经济运动的组织，在某些特定的乡村地区深深地扎下了根。农业部资助的“4H俱乐部”，其拥护者都是虔诚热心的年轻传教士，该俱乐部发展了20年，到1940年拥有成员130万名。“美国未来农民协会”是教育办公室于1928年创办，其宗旨是发展职业教育，在中学生中进行农业技能培训，到大萧条时期结束时，该协会招募成员近25万名，与此同时，专门为黑人青年创办的“美国新农民协会”也前程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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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农村地区，特别是南方各地，“新政”以广泛参与的方式，使原有的社区改良工作也重焕生机，并开始了新一轮的蓬勃发展。人们起初反感来自社区外部的“干涉”，但伴随时光的流逝，人们的满意度超过了先前的冷漠。努力尝试去思考身边、国家和世界问题，为了美好的未来而摹画蓝图，提高成年人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对诸如此类事情的思考，开始进入美国农村那些热心又时常困惑的头脑中。两位农村社会学家写道：“当面包成为数百万人首要需求的时期，一个信念深化了：人的生活不能仅仅靠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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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新政对城乡变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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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政”下，联邦政府竭尽全力为农村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帮助。有人问：“什么时候才能不再背着农村这个大包袱？”之类问题时，华莱士部长于1939年12月说：“只要农业和其他行业谈判时仍处于严重劣势地位，只要农业收入不足以为未来保存住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和人类资源时，这个包袱就得一直背着。”人类资源主要呈现在这些地方：生机勃勃的乡村生活，令人满意的创造力，简单质朴的观念，出生率较高（社会保障委员会的经济史专家曾表示：年轻小伙子是最重要的剩余农产品）。政府应该补助更多的农村家庭，补助的数量要超过农民给国家种粮食时所实际需要的补助量——而且，美国人显然认可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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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虔诚地支持联邦涉农政策的农民们，渐渐地也开始像城市商人那样怀疑联邦政府的各项支出项目不合理。尤其是1937至1938年间，经济不景气导致再次救济款缺口大、国债增加，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这会滋生更大规模的失业。农民认为城市工人失业是种变相的懒惰，而政府从农村征税去养活那帮城市废物，这让很多独立农户恼火，他们自“新政”之始就把自己的利益和国家利益视为一体。联邦对工会劳工的纵容，城市人永不满足的贪婪，城市劳工对罢工的嗜好，这些现象都让独立农户难以忍受。在中西部地区，事实证明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努力促成的“互惠贸易协定”并不受人欢迎，该协定包括一系列无条件的贸易最惠国协定，允许加拿大、南美各国及其他国家向美国销售牛肉及某些农产品。结果，那些曾在1932年惊恐四顾、在1936年恢复元气、心怀感激，曾经两次把选票投给罗斯福的中部地区农民们，后来都陆续站回到传统的保守主义立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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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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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罗斯福总统“新政”的深入实施，他赢得了更多人的拥护，但也引起一些人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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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心怀希望地观察着这些发展趋势。1940年，共和党提名温德尔·威尔基为总统候选人，提名参议员查尔斯·C．麦克纳里作为副总统候选人。麦克纳曾参与起草那份让人们无限感慨的《麦克纳里—豪根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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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的政纲是确保土壤补偿的连续性，同时取消对农作物产量的限制。不管本届政府有怎样的委屈和媚态，这次选举结果仍然有利于罗斯福，但人们仍然看到了长期以来支撑新政的工农联合体开始破裂了。当然，南方在政治上仍然“坚定”，贫困农村也是如此，有环保意识和进步主义传统的西海岸依然热爱罗斯福；但在别的地方，对罗斯福不满的旗帜已到处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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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横扫全国除了辛辛那提之外所有4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的选票，甚至用纽约市抵消了北部的反对，以芝加哥抗衡了南部反对。但另一方面，在全国农村人口比例大于全国平均数的10个州当中，他丢掉了9个：印第安纳州、爱荷华州、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科罗拉多州、南北达科他州，还有始终反对他的东北部的缅因州和佛蒙特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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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农业新政之父”之称的亨利·华莱士，如今是副总统候选人，他的家乡州强烈地反对他，尽管其选票差额不像1932年该州反对另一位竞选总统的老乡时那样大。这是农业社会的“忘恩负义”吗？那些热忱的“新政”人士很可能会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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