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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这主要是因为青少年还是希望拥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并且他们天性好动，或者还有些人思念家乡，总之，有近一半的人在没有完成规定的服务期限（从六个月到两年不等）之前便离开了这支队伍。不过，那些留下来的人大多从这一经历中受益匪浅。CCC给了他们比在家里更好的食物和更有规律的生活习惯，还给他们讲授个人卫生、体育锻炼和手工艺等课程，并经常鼓励他们心怀大志、充满自信。按人均需要的费用来看，事实证明CCC是最昂贵的救济形式，因为每人年均需要1,175美元。但这笔支出得到了足够的补偿，除了年轻人重新获得健康和自尊之外，他们还修桥筑路、森林防火、保护溪谷侵蚀、保护野生动物，还栽种了大约20亿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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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新政”的所有机构，CCC获得的声望是最持久划一的。1936年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有五分之三的公众反对“AAA法案”，但同年的另一项民意调查却显示，超过五分之四的公众支持CCC。年轻人忙于大规模的室外工作，也符合公众的认可。此外，CCC对自愿教育计划和图书馆机构的大力资助，也使其行动更有价值。雇主们非常认可从CCC“毕业”的青年人，因为它开设的课程更实用，青年人在CCC学会全天候工作、服从命令、以业绩为荣，还往往学到一技之长，它比其他工作救济计划或学校执行项目训练，更容易符合私人企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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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青少年培训教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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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青年事务局（NYA）有点类似“少年公共事业振兴署”，它于1935年6月创立，其服务对象是那些年龄在16至25岁之间、不愿意或者因身体原因不适合参加CCC营地的青少年，那些渴望顺利完成学校学业的孩子，以及女孩子（CCC营地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曾因某项合作计划而尝试过吸引女孩子，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从支出成本方面看，全国青年事务局是最省钱的工作救济，它把非全日制就业跟小型劳动相结合，年人均费用仅为22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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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4月是全国青年事务局的高峰月，其两项主要计划共涵盖63万名青少年。在这些人中，每8个人中就有7人是领取助学金的学生，另1人则受雇于校外项目——主要来自领取救济的家庭，吃住在家，每月工作44个小时，收入15美元。校外项目最典型的工作包括：制作和书写街道招牌，帮助穷孩子修好废旧的玩具，为学校打造课桌椅，在乡村学校小路上建造人行桥，保护土壤免于侵蚀，以及缝纫工作。职业指导计划还资助了许多孩子，男孩子进手工作坊，女孩子进家政培训班，全国青年事务局的青年社区中心在城市底层生活区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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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共近200万人的大中学生，是人数更多的受益群体。这些学生需要经济上的帮助以继续学业。由于大学入学人数自1932年以来急剧下降，联邦紧急救济署于1934年2月启动了一项助学金项目，人均每月约15美元，75,000名男女学生受益。全国青年事务局成立后，接管并扩大了这个项目。年轻人很快就开始从事修补图书馆藏书并进行编目、打字、编辑统计资料和文献目录、帮助校园的维护和修缮等工作。他们的学习能力，大多高于所调查的大学学生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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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全国青年事务局始终未能赢得公众对“植树大军”（CCC）那样的青睐。无论其项目明智与否，地方管理都可以决定这些项目的命运。全国青年事务局各州、市的管理人员往往年轻稚嫩，缺乏与老谋深算的地方官员打交道的机智和经验。此外，全国青年事务局的经费对于解决大问题来说总是捉襟见肘。由于种种原因，全国青年事务局的项目经常沦变为意义不大的小事。不过，全国青年事务局起到了遏制失业洪流的作用，并通过千方百计地延长学生受教育时间的办法，为年轻人日后到经济领域打拼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在整个社会普遍失业的情况下，中学生的数量却从1929年的450万增长到了1935年的600万，增长幅度达到三分之一，并且增长趋势仍在持续。许多男女学生以前会在读完小学或读一段中学后就离开学校，他们现在反而因这场经济灾难而受益。不断上升的入学人数，加上不断下降的出生率，使1934至1936年间美国教育结构发生了重要转变：尽管公立中学的数量增加了900所，小学的数量却减少了4,000所。这期间还成立了大约50所公立、200所私立高等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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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大萧条初期，公立学校处境不好。由于市民委员会和商会的鼓动，教育在城市经济前进中首当其冲。1932至1933年间，在因为税收不力和政府管理不力而让社会苦不堪言的芝加哥市，教师们由于被拖欠一年工资、长时间领白条、交税等原因，举行了一场影响全国的示威活动。1932至1933年间，纽约市有11,000名教师失业，与此同时，阿拉巴马州六分之五的学校一度关闭。到1934年初，全国各地共有26,000所学校（主要是乡村学校）停办。学校停办和学期缩短使近1,000万名孩子受到影响。这种境况随着国家经济的好转，才逐渐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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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的学校因大萧条逐渐无法像往日那样盛行一时。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之间的全方面合作，使公立学校摆脱了各种弊病和势利，也使私立学校摆脱了机械的陈规陋习和急功近利的批量生产毕业生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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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大学和成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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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方面，20年代“以孩子为中心”的观念让位于“以社区为中心”的观念，支持了许多与社会和经济主题密切相关的项目。中学课堂和大学教室同样向人们传授知识和本领，以促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恒久的福祉。“整合”、“定位”、“参照系”，成了教育家们反对纯粹的死记硬背、堆砌事例或纸上谈兵时最常用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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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教育的发展也令人瞩目。1930-1932年间，很多社区为失业人员启动了或多或少带有临时性的教育计划，大多数在1933年秋哈里·L．霍普金斯实施“联邦紧急成人教育计划”之前就谢幕退场了。“联邦紧急成人教育计划”雇用失业教师来给其他失业群体讲授知识。到1935年4月，该计划共雇用了43,722名教师，招收了1,190，131名学生，这些学生绝大多数都是身强体壮、识文断字的成年人。在联邦政府支持下，“萧条学院”和专科学校也在各地成立，吸引新有闲阶层的大批成员。在联邦紧急救济署终结之后，公共事业振兴署接手这些活动并继续蓬勃地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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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也发生了新变化。相对十多年前投资教育类似淘金热的情况，现在，教育捐赠基金在规模、质量上都比以前有更大增长。校园建筑的尖顶所构成的地平线被偶尔出现的摩天大楼打破。石油百万富翁爱德华·S．哈克尼斯在经济崩溃前夕所提供的基金，使得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能够启动大规模的建筑项目，顺利地度过了大萧条的黑暗岁月。哈佛大学在查尔斯河两岸开展“住宅”计划，其建筑风格为殖民地时期的乔治亚式，却有着邓斯特和温斯罗普等清教徒名流们难以想象的壮观；同一时期，耶鲁大学在纽黑文的榆林中建造了几所哥特式风格的学院，爱德华兹和特朗布尔可能会认为这些建筑是教堂式的。两所大学的这一举措，促进了教师与学生之间个人关系的发展，发展出导师、指导教师、就业顾问、校园心理咨询教师和个人管理部门。新型师生关系在东部地区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赢得了普遍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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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情况下，大萧条使大学校园一时无力增加建筑面积和教职员工数量，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就很不错了。随着捐赠的减少、投资红利的萎缩和税收支持的下降，大学校园基本建设费用在1929-1930学年至1933-1934学年间大约下降了86％。图书馆和实验室得到的经费减少，职员薪水削减，尽管教授数量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但讲师的职位却变少了。那些曾在母校的卵翼护佑下期盼美好前程的年轻硕士、博士，以及医生、律师、药剂师、工程师和建筑师等，如今都加入了失业大军的行列。到1933年，这支失业大军中包括拥有资格证的大约20万名教师。这些四处碰壁的教师们，无奈地把骄傲和专业技能都揣进口袋，尝试着去卖保险和真空吸尘器谋生，有的还可能到农田或果园里干力气活，甚至一时落魄不得不去领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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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知识越多、收入越高”的古老信念受到挑战，但年轻人依然相信高等教育有其终极价值，也许还会有物质之外的精神价值。大萧条初期的冲击造成1931-1932学年至1933-1934学年之间的入学人数减少了8万人，即总数的8％，但1934-1935学年逆转了这股潮流，特别是在学费低廉或者干脆免收学费的大专院校。由于人们生活水平调整变低、小范围内经济形势回升，以及来自联邦紧急救济署和后来的全国青年事务局的资助，44所州立大学和政府拨给土地的大学入学人数增长8.3％，此后各年一直处于增长状况。到1940年，每6或7名处于上大学年龄的青年人，就有1人进入某所大学学习；读大学的青年总数接近150万人，创下了全国纪录和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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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师生角度看，经济艰难时期的打击。使教育从象牙塔走了出来。回顾历史，霍勒斯·曼恩在1837年恐慌之后开启免费教育的创举，中学学校在1893年恐慌之后遍地开花。据此，一些观察者据此推测，大萧条也会以催枯拉朽之势推进教育家们转换思维、改善教学。教学班级、必修课、考试、学分制，甚至包括成绩等级和学位评定等一切传统的条框制度，现在都面临着挑战。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本宁顿学院和莎拉·劳伦斯学院等非传统大学，吸引了人们的关注。1934年，修复不久的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巴德学院和与之合作的几乎同一时期创办于北卡罗来纳州的黑山学院，也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1934年，秉承进步主义的“贵格会”高等教育机构斯沃斯莫尔学院打破学分制，坚持以“少而精”来取代传统的“博而不专”。按照牛津大学模式打造出的“荣誉课程”，试图把学生个体的好奇心从陈规旧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各个大学中越来越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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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M．哈钦斯领导下的芝加哥大学是这场教育改革风暴的中心。1929年，时年30岁的哈钦斯担任这所大学的校长。他试图终结“旧式的以课时为要求的学分制”，允许成绩优秀的学生尽快完成学业，获得学士或研究生学位。没有高中毕业证的学生也被允许入学，一些拿不到学士学位的学生可以拿低一级的学位“准学士”，真正想做学问的人可以在人文科学、生物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四大学科中。选择其一继续进修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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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钦斯在学校中的尝试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于是便采纳了将学科分类为文法、修辞、逻辑和数学的做法，这种分类法类似于中世纪“四学科”，“形而上学”作为这“四学科”的核心统领着它们、统一着所有的知识。哈钦斯的同事莫蒂默·J．阿德勒写了本畅销书《怎样阅读一本书》（How to Read a Book，1940），就“世界上最好的100本书”，给成年人阅读计划提了些建议性方法(1)。与此同时，一群赞成此观念的教育家们重新设置了马里兰州古老的圣约翰学院的课程。哈钦斯和他的追随者们也必然受到一些来自各方的挑战。比如，自芝加哥大学离任、担任布鲁克林学院校长的哈里·D．吉德昂斯，尽管同意对肤浅的、零散的知识进行抨击，但却质疑哈钦斯提出的所谓基本原则，他带着怀疑的态度审视哈钦斯的那些原则，认为它们很像国外极权主义者们最喜欢的那种“命令之下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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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制政治正如洪水般迅猛泛滥的世界上，自由研究与服从权威的研究，更加针锋相对，使这个问题呈现出了新的紧迫性。1936年9月，在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出席的哈佛大学300周年校庆上，这个问题成为焦点。欧洲在研究机构、知识带头和追求学术公正上，都输给了美国，新大陆如今取代了旧大陆占据了知识进步的首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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