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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的学校因大萧条逐渐无法像往日那样盛行一时。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之间的全方面合作，使公立学校摆脱了各种弊病和势利，也使私立学校摆脱了机械的陈规陋习和急功近利的批量生产毕业生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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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大学和成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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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方面，20年代“以孩子为中心”的观念让位于“以社区为中心”的观念，支持了许多与社会和经济主题密切相关的项目。中学课堂和大学教室同样向人们传授知识和本领，以促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恒久的福祉。“整合”、“定位”、“参照系”，成了教育家们反对纯粹的死记硬背、堆砌事例或纸上谈兵时最常用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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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教育的发展也令人瞩目。1930-1932年间，很多社区为失业人员启动了或多或少带有临时性的教育计划，大多数在1933年秋哈里·L．霍普金斯实施“联邦紧急成人教育计划”之前就谢幕退场了。“联邦紧急成人教育计划”雇用失业教师来给其他失业群体讲授知识。到1935年4月，该计划共雇用了43,722名教师，招收了1,190，131名学生，这些学生绝大多数都是身强体壮、识文断字的成年人。在联邦政府支持下，“萧条学院”和专科学校也在各地成立，吸引新有闲阶层的大批成员。在联邦紧急救济署终结之后，公共事业振兴署接手这些活动并继续蓬勃地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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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也发生了新变化。相对十多年前投资教育类似淘金热的情况，现在，教育捐赠基金在规模、质量上都比以前有更大增长。校园建筑的尖顶所构成的地平线被偶尔出现的摩天大楼打破。石油百万富翁爱德华·S．哈克尼斯在经济崩溃前夕所提供的基金，使得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能够启动大规模的建筑项目，顺利地度过了大萧条的黑暗岁月。哈佛大学在查尔斯河两岸开展“住宅”计划，其建筑风格为殖民地时期的乔治亚式，却有着邓斯特和温斯罗普等清教徒名流们难以想象的壮观；同一时期，耶鲁大学在纽黑文的榆林中建造了几所哥特式风格的学院，爱德华兹和特朗布尔可能会认为这些建筑是教堂式的。两所大学的这一举措，促进了教师与学生之间个人关系的发展，发展出导师、指导教师、就业顾问、校园心理咨询教师和个人管理部门。新型师生关系在东部地区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赢得了普遍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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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情况下，大萧条使大学校园一时无力增加建筑面积和教职员工数量，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就很不错了。随着捐赠的减少、投资红利的萎缩和税收支持的下降，大学校园基本建设费用在1929-1930学年至1933-1934学年间大约下降了86％。图书馆和实验室得到的经费减少，职员薪水削减，尽管教授数量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但讲师的职位却变少了。那些曾在母校的卵翼护佑下期盼美好前程的年轻硕士、博士，以及医生、律师、药剂师、工程师和建筑师等，如今都加入了失业大军的行列。到1933年，这支失业大军中包括拥有资格证的大约20万名教师。这些四处碰壁的教师们，无奈地把骄傲和专业技能都揣进口袋，尝试着去卖保险和真空吸尘器谋生，有的还可能到农田或果园里干力气活，甚至一时落魄不得不去领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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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知识越多、收入越高”的古老信念受到挑战，但年轻人依然相信高等教育有其终极价值，也许还会有物质之外的精神价值。大萧条初期的冲击造成1931-1932学年至1933-1934学年之间的入学人数减少了8万人，即总数的8％，但1934-1935学年逆转了这股潮流，特别是在学费低廉或者干脆免收学费的大专院校。由于人们生活水平调整变低、小范围内经济形势回升，以及来自联邦紧急救济署和后来的全国青年事务局的资助，44所州立大学和政府拨给土地的大学入学人数增长8.3％，此后各年一直处于增长状况。到1940年，每6或7名处于上大学年龄的青年人，就有1人进入某所大学学习；读大学的青年总数接近150万人，创下了全国纪录和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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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师生角度看，经济艰难时期的打击。使教育从象牙塔走了出来。回顾历史，霍勒斯·曼恩在1837年恐慌之后开启免费教育的创举，中学学校在1893年恐慌之后遍地开花。据此，一些观察者据此推测，大萧条也会以催枯拉朽之势推进教育家们转换思维、改善教学。教学班级、必修课、考试、学分制，甚至包括成绩等级和学位评定等一切传统的条框制度，现在都面临着挑战。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本宁顿学院和莎拉·劳伦斯学院等非传统大学，吸引了人们的关注。1934年，修复不久的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巴德学院和与之合作的几乎同一时期创办于北卡罗来纳州的黑山学院，也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1934年，秉承进步主义的“贵格会”高等教育机构斯沃斯莫尔学院打破学分制，坚持以“少而精”来取代传统的“博而不专”。按照牛津大学模式打造出的“荣誉课程”，试图把学生个体的好奇心从陈规旧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各个大学中越来越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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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M．哈钦斯领导下的芝加哥大学是这场教育改革风暴的中心。1929年，时年30岁的哈钦斯担任这所大学的校长。他试图终结“旧式的以课时为要求的学分制”，允许成绩优秀的学生尽快完成学业，获得学士或研究生学位。没有高中毕业证的学生也被允许入学，一些拿不到学士学位的学生可以拿低一级的学位“准学士”，真正想做学问的人可以在人文科学、生物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四大学科中。选择其一继续进修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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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钦斯在学校中的尝试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于是便采纳了将学科分类为文法、修辞、逻辑和数学的做法，这种分类法类似于中世纪“四学科”，“形而上学”作为这“四学科”的核心统领着它们、统一着所有的知识。哈钦斯的同事莫蒂默·J．阿德勒写了本畅销书《怎样阅读一本书》（How to Read a Book，1940），就“世界上最好的100本书”，给成年人阅读计划提了些建议性方法(1)。与此同时，一群赞成此观念的教育家们重新设置了马里兰州古老的圣约翰学院的课程。哈钦斯和他的追随者们也必然受到一些来自各方的挑战。比如，自芝加哥大学离任、担任布鲁克林学院校长的哈里·D．吉德昂斯，尽管同意对肤浅的、零散的知识进行抨击，但却质疑哈钦斯提出的所谓基本原则，他带着怀疑的态度审视哈钦斯的那些原则，认为它们很像国外极权主义者们最喜欢的那种“命令之下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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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制政治正如洪水般迅猛泛滥的世界上，自由研究与服从权威的研究，更加针锋相对，使这个问题呈现出了新的紧迫性。1936年9月，在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出席的哈佛大学300周年校庆上，这个问题成为焦点。欧洲在研究机构、知识带头和追求学术公正上，都输给了美国，新大陆如今取代了旧大陆占据了知识进步的首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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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年轻一代的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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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内外的年轻人如何看待这种令人困惑的、作为遗产又必须由他们来继承的文明呢？这十年间，年轻人们最初对政治漠不关心，后来倾向关注于不断重复的民意调查、机械政治和以权谋私之类的事。但是，大萧条和“新政”使他们逐渐克服了这种冷漠。事实证明，经济与历史问题，社会学与社会正义问题，都极大地勾起了那些心怀强烈求知欲的青年人的好奇心。对马里兰州青年人所作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青年人认为联邦政府密切参与公民生活，有效地管制工资和工时，确保人们能达到“健康而体面”的生活水平，并支持保留像国家复兴署和公共事业振兴署这样的机构。分析者最后下结论说，年轻人似乎赞成“管得最多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这一信条。其他人的表现证实了这一点。20世纪30年代不像20年代，现在的年轻人似乎既缺乏生活激情，也不愿意奋斗。年纪较大的保守派人士悲观地称这代年轻人是“搭便车的一代”，这些年轻人千方百计地想搭政策的便车，并把属于自己的过错和责任推给“新政”。但自由主义者们坚持认为，年轻人这样做，是在坚持他们与生俱来的“免费接受教育和获得工作的机会”。20年代，一位来自大学的观察者写道：“如今的年轻人想要的是生活，而不仅仅是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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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无法与生俱来地获得体面的衣食住行、一帆风顺的工作、幸福的婚姻。如果实施社会计划能给他们以某种补偿，他们肯定表示欢迎。一个小伙子在1932年最低潮的时候说：“如果某个人肯给我一份可以让我安心的物质生存保障，我愿意追随他走到天涯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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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即使是保守的共和党也比较满意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值得年轻人追随的人不是希特勒或斯大林式人物，而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民意调查屡屡显示。年轻人比他们的父辈更喜欢罗斯福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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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一代的政治主张。1934年，全国1,000多个地方性或全国性的组织进行合并，组成“美国青年代表大会”。1935年，它的第二次会议起草通过了一份《美国青年法案》，支持以工会规定的工资（或主流工资）为年轻人提供公共工程方面的工作，通过一项保障工资和工时的联邦学徒计划，支持大中学校发放联邦奖学金时应打破性别、种族、宗教和政治界限。到1937年，青年代表大会放眼国际，通过决议要求国家制裁违反国际条约者，要求打破贸易壁垒，要求军事工业归联邦政府所有。它还与“世界青年会议”联手合作，彼此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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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大堆各式组织中，“争取工业民主学生联盟”和“全国学生同盟”于1935年合并，组成一个目标单一的左翼和平主义者团体“美国学生联合会”。该联合会根据来自莫斯科的最新决定，大声呼吁组成“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联合阵线。尽管该联合会的正式成员一直未超过9,000人，但它的信徒们却在学生集会和校园报纸上发出了掷地有声的清晰声音。从工人罢工那里学来的、在学院中搞罢课的做法，为他们赢得了不少支持。1936年4月，50万大学生在预定的时间走出课堂，有的抗议将要发生的战争，有的要求减轻学业课程量。学生联合会一会儿主张通过裁军来削弱国内法西斯主义，一会儿又主张通过扩军以阻挡国外的法西斯主义，这使它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不过，在对待黑人的权利、集体谈判和生产手段的社会化等国内问题上，联合会的成员们表现出了很大的一致性。这一组织从始至终都深深受到国际共产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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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出于自发或者跟风而发出的这种声明，使保守主义的长辈们惊恐不已。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从伊利诺斯到乔治亚，各州爆发出层出不穷的指控，人们纷纷谴责公立中小学和大学中的“左翼分子”。从表面原因看，人们抗议社会科学课程设置的不合理；但在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新政”对财产神圣和放任自由主义的挑战。1917年罗德岛州推出的《教师宣誓法》，该法案迅速席卷加利福尼亚、蒙大拿、北达科他、华盛顿等州（1931年），以及纽约州（1934年），接下来又传播到亚利桑那、乔治亚、马萨诸塞、密歇根、新泽西、佛蒙特和德克萨斯等州（1935年）。由于匆促推行后必然会出现的反弹。使得这场运动在1936年速度放缓。事实上，1935年就有7个州的议会驳回了类似提案，与此同时，马里兰州和特拉华州的州长也否决了这种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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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5月进行了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询问被调查人：“中小学校中是否应该开设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课程？”有近三分之二人认为可以，而被调查人中有大致相等的人数同意大学教师“自由地表达他们对所有问题（包括政治和宗教）的观点”。这一调查表明，人们普遍认可诚实中立的价值观，人们能认识到教师的个人观点和他在课堂上发表的看法是有区别的，还能认识到学术上的客观讨论和权威领域之外的宣传鼓吹也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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