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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生活的艰辛本可以将美国人带回到父辈的信仰那里,但事实上并没有出现宗教信仰的复兴大潮,也没有出现成批的领洗皈依,甚至人们并没有比以往去教堂更多,唯一出现的是仅仅是一些新奇古怪的外在形式。人们没有体面的衣服穿,也没有多余的钱放进教堂的募捐盘,这些使得那些习惯去教堂的人也失去了动力,尽管许多教堂废除了“自愿捐献”。那些原本就不太想去教堂的人,将他们原本去教堂作礼拜的安息日逐渐世俗化,一个明显增长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安息日这天前往市里公共事业振兴署劳工新建的游泳池、高尔夫球场或网球场。据报道,1931至1932年间女人对教堂义工的兴趣也降至新低,这无疑与求职压力和其他世俗事务缠身有关,期刊作品也像一面镜子,照出基督教组织的声望正在衰落。即便是虔信福音主义者势力最强的乡村和小镇,进教堂的人数在减少,教友募捐也在减少,处于社会压力中心的宗教领袖困惑茫然,看来,制度化宗教正在日渐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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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至1940年间,各教会共减少千分之二十三的成员,总人数减少近300万。1939年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全国有一半的人比其父母去教堂次数要少,比父母去教堂次数多的人不足五分之一。之前的危机总是导致人们往教堂跑得勤,这次恰好相反。一份受人欢迎的基督教杂志的编辑发现,出现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新经济法不像自然法,它是人类的作品,这种信念使人们更愿意信服以主观能动性改变世界,而非寄望于祈祷和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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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受过老式福音教育的年轻人,大概是最不虔诚的群体。尽管多数人仍打着名义教友的标签,但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对信仰感兴趣,认为信仰是生活有益的或至关重要的部分。193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学低年级学生比三、四年级学生较有信仰;教职员工中名声较小的科学家信仰宗教的多;物理学家和专业技术人士虽然对社会和人心知之不多,但他们信仰宗教的人数远远超过生物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心理学家。这些数据不能给出结论,但它们就像飘在风向的草叶,暗示着人们不断地远离制度化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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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信仰是一种内在的灵修体验——这是美国长期以来用心维护的成果——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削弱。在最高智慧的层面上,它始终繁荣昌盛。例如,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在爱丁堡所做的吉福德讲座,作为其作品《人的本性与命运》(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的第一卷于1941年出版。这部作品表达了一个忧郁的观点:人类囿于自己的超自然主义和自然主义之中,被这两块磨石挤压,而自然天性诱使他树立类似严密的哲学体系或让人类变完美的社会计划,尽管尼布尔本人有似是而非的自由主义理念。他所述的内容基本上沿袭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传统,卡尔·巴特的著作使人们重新发现克尔凯郭尔的传统。该传统认为:宗教信仰既无关乎理性,也无需理性来证明;上帝是存在的,人类与上帝的关系是人们生活中最确定、也最重要的事实。即便人类想象出的上帝并不是真实的样子。经历了长期的萧条和心灰意懒,人们向神寻求力量和智慧,而宗教哲学往往会将人类的无助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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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层面的宗教信仰表现在劳埃德·道格拉斯牧师那富有灵性的畅销小说中,像《崇高的困扰》(1929)和《光》(1935),还表现在亨利·C.林克的《回归信仰》(1936)中,这部作品试图寻找到某种精神力量以对抗周边环境肆意蔓延的自私大潮。曾被美国人珍视的信仰传统就这样被简装到萧条无常的时代。关注多个话题的性急先知亨利·华莱士写了一部《政治才能与信仰》(1934);而富兰克林·D.罗斯福也有许多公开言论涉及人类尊严、友善和民主等话题,这是他对基督教义的践行。罗斯福总统是美国圣公会教徒,曾经在某非常时刻激化了教派间的矛盾。罗斯福于1939年12月24日宣布了一个没有先例的任命,由钢铁巨子、基督新教圣公会普通教友迈伦·C.泰勒为总统私人特使,在战争危急时刻出使天主教罗马教廷梵蒂冈,这一任命在基督新教圈子中掀起了一场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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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派系对抗也呈现衰退之势。1929年,基督教公理会信徒与基督教的朋友们联合一致。10年之后,曾在美国内战前夕分裂的南、北卫理公会派教徒,也消弥裂痕,握手言和,合并成为基督新教卫理公会派。美国归正教会于1940年与北美福音教合并。20世纪30年代末,圣公会和长老会的合并也被提议,但来自其中一阵营的高教会派和另一阵营的加尔文派教徒的反对,使合并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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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没有最终的合并姿态,不同信仰之间的合作也是与日俱增。1931年,全国天主教福利会议、联邦基督教协进会和犹太教士总会组成了永久性预防失业会议,3年后,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犹太教徒组建了全国性的宗教和福利活动委员会,以便更有效地支持所有从事社会改良的宗教机构。尽管这些教义阵营的不可调和的成员之间偶尔也有古老偏见和摩擦的迹象,但人们都在朝着共同理解的方向做着不懈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在宗教自由和少数的权利这样的旗帜之下,而在世界上别的地方,这些都被踩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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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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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不断上升的世俗化,切实地为数百万民众的生活提供了保障,它远比宗教信仰的“来世”“天堂”或共产主义者“天上掉馅饼”更真实可信。但精神与物质的双重饥渴不可回避地纠缠在一起。因此,对公众心理来说,30年代国家在社会保障领域所取得的更实际、更物质的成就,有同样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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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经济起伏会导向怎样的未来,20世纪30年代已经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植入了社会保障的理念。像电台评论员厄普顿·克洛斯那样的反对者,大概会为那曾经驱策先辈们前进的光荣冒险精神正在消失而哀叹。但大多数人不这么认为。1938年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90%的公众支持养老金制度。无论反对党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来批评它,却不得不在自己的全国性政纲中承认:社会保障已经站稳了脚跟。社会工作者的人数在1930-1940年间增长近一倍,增长尤其显著的是纽约、加利福尼亚、宾夕法尼亚、伊利诺斯和俄亥俄等工业发达的州。这些事实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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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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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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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对美国人的生活影响最明显的,是闲暇时间的活动安排。娱乐和运动商品的净销售额从1929年的5亿美元下降到1933年的2.5亿美元。娱乐团体——包括城市运动俱乐部,乡村俱乐部,高尔夫俱乐部和网球俱乐部——在1930至1934年期间,数量减少了一半多。高尔夫俱乐部失去了大约100万名会员,在严重的财务压力下,许多私人高尔夫球场被卖掉,采用日费制运作。社区俱乐部和兄弟会组织也同样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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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简单易行的室内游戏——智力拼图,“垄断者”,跳棋,国际象棋,多米诺,十五子棋,掷球,掷马蹄铁——不管是用来消磨时间,还是缓解焦虑,都越来越受人们欢迎。罗斯福最有名的消遣方式是集邮,这大概和他主政的前五年,国内发行了约一百种新品种邮票有关,罗斯福无疑是对消遣方式做了最好的广告宣传,使得集邮者的人数从200万增加到900万名。桥牌以低赌注或无赌注的方式,因其产生的刺激或新奇,而得以发展。畅销书作家伊利·古尔博特森在研究了这些休闲方式后,初步估计: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仅1931年就有1000万美元花在了桥牌培训课上,总共的花销(包括购买扑克牌)近1亿美元。郊区的家居生活,促进了羽毛球、乒乓球和户外晚餐的复兴,还促进了业余木工、机械、赛鸽等活动,并使广播节目“业务爱好大厅”所推荐的其他休闲娱乐方式都得到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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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受公众欢迎的疯狂运动,比如马拉松舞蹈和“坐旗杆”,仍然流行但其影响力正在日渐减小。1934到1935年间,还曾短暂地流行过“活埋”。大学校园中则有过“活吞金鱼”的疯狂活动,这是精神恍惚的行为。最早由哈佛大学的一名低年级学生于1939年开创,芝加哥一名大学生把它推向巅狂,该学生吞食了三张留声机唱片。同样短暂的是人们对微型高尔夫的激情,该运动曾在1930年夏天激增为1亿美元的大生意,但旋即衰退,给国家留下一张张由染成绿色的棉籽堆出的球穴面孔。20世纪30年代中期,略有癫傻的客厅游戏一度成为时尚:一种是1935年流行的称为“传话”的信号语言;1936年出现一种新游戏,以传统的双关语“敲门,敲门——谁在那儿”为开场白;两年后,好莱坞开始流行一种经过改良的看手势猜谜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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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热门运动中,橄榄球呈现出人们的某种理性。1931年,发生了一件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事:“十大联盟”的收入降到不足200万美元;人们很快评论道,“对比赛结果,大学生不像以前那样兴奋了”。留在校友们口袋里的钱也不多了,周末的饮酒活动也变少,这情景和那些前程无量的运动员不再疯狂购物一样明显。20世纪20年代以巨额债券修建起来的体育场,其收益甚至不能支付债务产生的利息。一些优秀球队相继解散,尽管他们中最有名气的运动员、科罗拉多大学的拜伦·怀特同时入选“全美优等生联谊会”和“罗兹奖学金”。最让人们瞠目结舌的是芝加哥大学于1940年宣布废止校际比赛。不过,自20世纪30年代起,与大学无关的职业橄榄球队,作为吸引公众眼球的体育活动,赢得了许多城市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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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棒球则继续多年来的各种赛事活动,数百万的听众通过广播电台收听各地赛事。一些棒球明星在各种报纸的体育版面上闪烁着光芒,这些球星有:人称“急性子”的马丁、卢·布里格和乔·迪马吉奥等。1939年,正值纪念这项运动诞生一百周年,纽约“公民队”以前所未有的成绩,赢得第四个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冠军,但次年败给辛辛那提“红人队”。在1940至1941年赛季,在角落中躲了20年的布鲁克林“躲闪队”,成为全国最有挑战力的队伍,横空出世,其丰富多彩和固执自负的风格,公众反响的热烈,令所有球队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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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级拳击赛自从1928年职业拳王吉恩·腾尼退役,犹如一潭死水,直到乔·路易斯掀起新的波澜。乔·路易斯是个健壮的黑人小伙子,来自于阿拉巴马州,先在底特律汽车厂工作过,后来驰骋拳击赛场,一路绿灯。1935年,他在纽约“公民体育场”击败麦克斯·贝尔,赢得1927年以来首个百万美元票房。1936年,路易斯败给麦克斯·斯迈林,但在两年后的另一次比赛中,有“褐色轰炸机”之称的路易斯第一回合就把斯迈林打成重伤,使纳粹德国的首席运动员不得不住进医院。1937年,路易斯击败对手布拉多克,自此稳居世界冠军宝座,没有悬念的比赛令公众失去兴趣,票房收入再次减少。与此同时,青少年运动员在“金手套”系列比赛中得到锻炼,这项活动从国内比赛发展成世界赛事,并且成为克利福特·奥德茨的戏剧《金孩子》(1937年)的故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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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项运动(高尔夫球和网球比赛),由于技术炉火纯青的资深运动员退出业余比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成为赛场的主角。罗伯特·T.琼斯创纪录地赢得美英两国业余和公开高尔夫比赛冠军后,把赛场留给了这些人:约翰尼·古德曼、奥林·杜特拉、劳森·利特尔和拜伦·奈森等人。1931年,网球明星威廉姆·T.蒂尔登退役当教练,从而把世人瞩目的赛台让给了埃尔斯沃思·维恩斯、唐纳德·布奇和弗兰克·帕克等年轻人。而女子网球运动员中,艾丽丝·马布尔成功夺取了海伦·威尔斯·穆迪的王冠。美国曾长期霸占国际最著名的戴维斯杯,1939年当网球赛场笼罩在世界大战的硝烟中时,美国队把这个奖杯输给了澳大利亚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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