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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勇敢者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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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4月，林德伯格夫妇创造了横跨大陆飞行的纪录，从黎明到黄昏飞了14小时45分钟；1931年，威利·波斯特和哈罗德·加蒂环球飞行，历时8天15个小时。到三十年代末，这样的飞行纪录已经相当落伍了，现在飞行员横跨大陆仅需7个小时，环绕地球也不过4天时间。与那些纪录一起消失的，还有昔日的英雄们。威利·波斯特于1935年消失在阿拉斯加空难中，和他一起遇难的还有受人欢迎的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而查尔斯·A．林德伯格则在孤立主义和神秘的种族主义阴云下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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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罗斯福政府和全国17家商业航空线路之间关于邮件合同的冲突，导致军队尝试航运邮件的惨重损失，最终，“航空邮件法”于1935年通过实施。第二年，“中国帆船”号试飞抵达菲律宾马尼拉，1939年开通欧洲客运业务。跨大陆旅行者，可以乘坐有卧铺、时速达200英里的空中巡航机，其导航系统通过无线电发射台而稳步改善，航空旅行的目的不再是寻求冒险或娱乐，而是一条庞大的交通渠道。到1940年，航空业已运载了约300万名乘客和1400万磅货物，覆盖1.2亿英里航线。“二战”前夕，除了公共交通工具外，还有16000架私家飞机在空中飞行。很大程度上要感谢1939年启动的“民航飞行员培训项目”，培训达到大学水平的青年开飞机，具有驾驶资格证书的民航飞行员的数量在1937年不到16000人，到1941年底达到了10万人。在手工艺术、工程学学生中，以及在上一代喜欢改装廉价小汽车的业余机械师中，许多美国年轻人喜欢飞行，这预示了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制造厂的发展，也预示着美国有能力为“二战”而组织起一支最强大的空中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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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文化产业蓬勃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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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中，雷打不动的消遣方式莫过于听收音机。在1929年收音机均价超过100美元时，1200万个家庭拥有收音机。大萧条不仅降低了收音机价格，而且还产生了要打发更多时间的听众：有400万家庭在1930－1932年这段最艰难的岁月里购买了收音机。到1940年初，有2800万个家庭（或总人口的86％）拥有4400万台收音机，收音机无处不在。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尽情地收听新闻、政治、广告、信息和娱乐节目。1937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设立“无线电广播研究室”，以研究广播对美国生活的影响。该机构满怀希望地说，收音机对听众阅读习惯起了帮助而非削弱的作用。但是，值得怀疑的是，每个家庭日均4.5小时用于收听广播，人们是否还能腾出空儿来阅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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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27年的“广播通讯法案”和1934年的“通信法案”，无线电波属于公共领域，用于“公众的便利、利益和需要”。电台只是广播领域分支的承租人，应当在89个彼此不间断、不干扰的波长范围内。1935年，哥伦比亚大学埃德温·H．阿姆斯特朗教授发现调频（FM）后，可用于广播的频率数目激增，并且调频还能消除静电干扰，更好地保持音质。1934年由国会设立广播管制机构“联邦通信委员会”，于1940年授权通过调频电台的商业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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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新闻分析和新闻解说节目的热情，使得时事播音员雷蒙德·格莱姆·斯温、H．V．卡腾伯恩、罗威尔·托马斯和加百列·希特等人大出风头，他们关于慕尼黑危机、中日冲突、德国入侵波兰、法国沦陷等时政问题的观点，得到数百万听众的关注。而且，在1932年和1939年间，由无线电广播发出的新闻数量几乎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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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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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夏，《财富》杂志进行民意测验，向公众提问：“你认为，广播和报纸新闻，哪个偏见少？”据报告，50％的人认为广播偏见少，而仅有17％的人认可报纸，其他近三分之一的拿不准或者认为二者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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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面临世界大战的危机时，电台的政策时常反映出电台所有人和广告客户的怯懦。1935年，亚历山大·伍尔科特主持的“街头公告员”节目由于无情地抨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结果电台主办者惶恐地停播了该档节目；杜邦根据史实改编的广播剧《美国骑兵队》则刻意回避了所有涉及战争与和平、阶级和宗教的问题；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1941年上半年的所有广播节目进行全面排查，地方电台也在引导公众应对战争方面无精打采、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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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最优秀的广播宣传员是罗斯福总统本人，他那种温暖人心的民主党招牌称呼语“我的朋友”，早在他1920年竞选副总统时就开始了。他以与公众亲密无间的姿态，使自己的领导力和影响力空前强大；他每次播出“炉边谈话”，都会收到不少于5万封听众来信。这些年中，罗斯福因时制宜不断改变风格，从旧有的宏亮嗓音和前收音机时代特有的慷慨激昂、抑扬顿挫，到更低沉的音调，和更柔和、更放松、更迷人的演说技艺，使谈话内容尤其适合于那些只闻其声、未见其面的收音机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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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广播蕴含着巨大的政治力量，轴心国的独裁者们和美国本土的古格林神父和休伊·朗这样的政治煽动家们证实了这一点。广播节目，可以将出版物无法传达的细微和细致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还能激发起听众内心的情绪冲动。它使人们集体催眠，失去质疑力或理解力。1938年10月30日，慕尼黑危机过后一个月，年轻的播音员奥森·威尔斯证实了这一点。他在广播中播出H．G．韦尔斯的《世界大战》，期间偶尔插播一些战争通报。这个广播剧的大意是说，一个火星人对地球发动导弹入侵，他装备着火焰发射器和热射线武器，先是在新泽西乡村肆虐，直至农民们被火星人投放的病菌杀死。广播剧还没讲完，却有100多万听众吓破了胆，很多人甚至于仓皇中驾车逃离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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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业因无线电技术发展而空前兴旺。尽管报纸广告再也没能重新登上1929年8亿美元的巅峰，无线通讯广告推销术却逐年增长，直到1941年实现2亿美元的收入——不足其竞争对手巅峰时刻的三分之一——占据传媒（还包括报纸、杂志）宣传第三的位置。电台广播发展速度令人瞩目，喧嚣日上，其特征是商业歌曲、广播插播，还通过热线电话方式向能正确回答问题的热心听众“发奖品”。不插播广告的非赢利节目日渐减少，广告商甚至要求电台把最好的公共服务节目，调整到听众最少的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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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媒体无法封杀新兴广播电台的广告，于是有段时间试图阻止它获得正规的世界新闻。1934年，“报纸－电台协定”签署，生命略长点的“跨广播报刊局”也成立了，其目的在于调停两家的长期矛盾。与此同时，报业迅速增设自己的电台，在某些特定社区，报业垄断了所有的新闻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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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新旧媒体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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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报业拥有的电台数目翻了一倍；到1940年，在全国800个已获许可证的电台中，不少于三分之一是以各种方式与报业建立联系的。全国性新闻网络的集中，也是当时的一大特性。主要源自纽约和好莱坞的高质量专业节目，向全国各个电台辐射。三大连锁企业控制这一领域：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1938年又与“红蓝广播网”合作，共控制了148家电台；哥伦比亚广播系统（CBS）控制了115家；1934年新创的“共同”广播公司，控制了83家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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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教育类节目并非常规节目，但他们所赢得的忠实听众却遍及全国，比较著名的教育类节目有：“芝加哥圆桌大学”，“邀请你一起学习”，“科学进军”和“艺术至上”等，都除去了传统课堂教学的糟粕。1935年开播的“城镇空中大会”，播出关于当前热点问题的讨论，使听众重温这个新英语国家史上最好的氛围。关于财富和贫穷、战争与和平等问题，激励着公共论坛，人们的讨论并不仅限于电台，它还在各个地方出现，遍及俄亥俄州、密歇根州、伊利诺斯州、爱荷华州、德克萨斯州和其他地方。1936年，据美国教育委员报道，全国超过350个定期播出的公共论坛，共吸引了50万听众踊跃参与，在这些论坛中有三分之二在大萧条爆发以后才开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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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时尚来去匆匆。1936年像“专业测试”节目获得成功，此后“知识园”和“智力儿童”这样的问答节目层出不穷。没有经过重复排练的节目成为一时风尚，诸如“街头访谈”、“猜谜游戏”和“业余爱好时间”节目，都拥有广大的听众群。事实证明，广播连续剧是人们普遍的爱好。早期的广播连续剧《阿莫森·安迪》风行一时，扮演剧中黑人的喜剧演员的声音，在夏天的夜晚回响在大街小巷；也许，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人们还可能听到广播电台在固定时段播出的“肥皂剧”，在人们为剧情垂泪或者大笑的间隙中，电台会不时插播对肥皂或者洗衣粉的动人广告语。青少年心目中的英雄是1933年首播的《孤胆骑警》中的主人公：一位身强体健的男子汉，英勇无畏，光明磊落，他以“嗨，伙计，白马！”宣告他将到来，骑着那匹忠诚的银色战马惩恶扶弱，驰骋大地。在这一时期晚期，广播中最著名的人物是木偶查理·麦卡锡，它是口技演员埃德加·伯尔根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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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节目占据了半数以上的广播时段，其中多数节目拥有很高的品质。1930年，哥伦比亚公司（CBS）在周日播出纽约爱乐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次年，全国广播公司（NBC）每周六下午播出大都会歌剧院的演出节目；1937年，该公司说服了世界著名的指挥家阿尔图洛·托斯坎尼与NBC的管弦乐队合作，录制了一些音乐节目。到1939年，据估计有1000多万个家庭喜爱这类节目。同年的另一个民意调查显示，农村和经济底层的人们喜爱古典音乐的人数超过那些想听流行音乐的人。当1940年大都会歌剧公司陷入困境时，它那些无形的听众们，向它捐赠了30多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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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看，家庭成员欣赏音乐时，其角色已经由演奏者变成了听众。尽管留声机仍然存在，但收音机更为流行，此时父亲的小提琴已经落满了尘埃，钢琴在许多家庭中成为一件象征财富的家具。1939年，流行音乐唱片卖出4500万张，相比之下只有1600万页活页乐谱售出。广播音乐对人们音乐生活的入侵。无论是直播节目还是事先录制好的节目，都很强势；而在“好音乐排行榜”之类的节目推动下，流行乐曲的平均寿命越来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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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和留声机使得舞蹈继续流行，在爵士乐强劲有力的音乐风格影响下欢快起舞，曾经横扫整个20世纪20年代。1931年前后，当那首唱着“把你的不如意留在梦里，并让梦境与烦恼随之而去”的流行歌曲，把人们醺得头脑混沌时，意气风发的爵士乐暂时从时尚的舞台退出，盖伊·洛巴多、韦恩·金和艾迪·杜青等人，他们以舒缓柔美的浅吟低唱引领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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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初，大概是经济复苏的前兆，爵士乐精神重生，主要是得益于豪华的单簧管演奏和班尼·古德曼的广播伴舞乐队，欧洲鉴赏家们称之为“爵士热”。它很快地获得一个新的名字，摇摆乐，一种更形象的切分法和叠加韵律，保留了爵士乐的基本要素——可以即兴创作。1935至1936年交接处的这个冬天，当爵士乐演奏会和火热的俱乐部盛行时，一位记者写道：“摇摆”之于爵士，恰似诗魂之于诗歌。一个偶然出现的术语“布吉伍吉”受到人们的热捧，演奏者以持续滚动的左手按规则活动，而辅以右手随心所欲的即兴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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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万的青年人赞同这种新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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