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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小报便于上下班坐车的人携带阅读，其在萧条时期的合理价格也迎合了“地铁思维”的心理，所以小报的日发行量由1930年的12种增加到六年后的35种和一份周日样刊。1935年对纽约城市青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三分之二的人阅读小报，并且近五分之一的人不读其他种类的报纸。眩目的标题、喜剧因素、毫不客气地揭露新闻真相，以及诱人的和暴力的、性感的图片，都使小报更容易吸引读者的眼球。这些小报当中有一个例外，那是1940年6月创办的曼哈顿《下午》（P．M．），该报纸在创刊早期不刊登广告，并且运用耸人听闻的方法刺激人们对政治与社会改革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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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至1940年间，视觉思维和民众心理不成熟的明显证据，是新闻的重要性降低而喜剧漫画和图片却增加一倍。如今看来，前者似乎是种偏见，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末每周发行的15亿份连环漫画中，一大部分都是与幽默无关，而是像《泰山》（Tarzan）、《特里与海盗》（Terry and the Pirates）、《超人》（Superman）、《孤女安妮》（Little Orphan Annie）之类的冒险故事。公众对漫画的需求量如此巨大，除了这些连载漫画以外，20世纪40年代初期每月漫画图书的销量高达1800万册，据估计其中有一半卖给了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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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摄影日益增长的重视促进了相关技术的进步，突出表现在用线路和无线电传输图片的技术的提高，1937年人们开始使用彩色无线电传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些技术已被传播到世界各地。更为重要的发明是电报打字机，它的问世不仅影响到出版与无线电通讯业，而且对经纪人事务所、需要不断获得天气报告的航空公司以及其他行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930年，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购买这项技术，并将其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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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报业集团的公共事务专栏作家，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鲜为人知，但到1940年，在大都市的报纸上，他们的大作平均能占到两个半专栏，并且在二战爆发之际，一些军事专家也加入进来。这些被称为“早餐桌上的霸主”们试图澄清复杂的新闻，并洞察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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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关于最新事物的观点，反映在调查机构进行的民意调查中，然后再由报纸和几家杂志出版社以集团报告的形式将调查结果公布给公众。爱荷华州一位名叫乔治·盖洛普的年轻人和一位经验丰富的市场营销咨询师埃尔·莫罗伯，对传统的随机投票和《文摘》（Literary Digest）民意测验进行了改进。他们在三十年代中期了解到，通过代表性的样本可以准确地预测选举结果，这种方法也可以用来了解当前公众最关注的热点问题，而这些观点是那些前程远大的政治家们需要倾听的。民主政府的信任者们最满意的是从大堆杂乱无章的资料中，从平衡的、理智的甚至是有先见之明的大众思绪中，浮现出来的政府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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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期刊改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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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补充日报的不足以及有关报道的不充分，越来越多的人们喜欢上了每周新闻文摘，特别是《时代周刊》（Newsweek）杂志，已快速成为报业的巨头，而在20世纪20年代，该刊还处于萌芽期。于1933年创刊的《今日》（Today）与《新闻周刊》，在创刊四年之后合并，采用《今日》一名。所有的周刊报纸都承诺向公众讲述新闻背后的真相，他们干脆利落的态度和故意露出的一些鲁莽，对其他刊物的表达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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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几份重要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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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卢斯，由于在《时代周刊》的成功而勇气大增，分别于1930、1936年创办了《财富》和《生活》杂志。这两本杂志和《时代周刊》一样，都致力于发表无署名文章或多人集体写出的文章，这种集体主义不会使他们保守的所有者为难。《财富》杂志旨在“赋予商业以文学品味”，并瞄准富有的顾客，其十美元的发行价格，表面上看它的发展初期不容乐观，但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该杂志开始稳定繁荣发展。《生活》杂志的名字是从一份较早的知名幽默杂志那里买来的，它是画报周刊的先驱，其成功经验使其在创刊前两年便带动了《展望》和其他十余种杂志竞相模仿，这些杂志的总发行量高达1600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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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不仅仅吸引越来越多的读者的目光，更重要的是为20世纪30年代用袖珍照相机偷拍行为的大行其道提供了便利。1928至1936年间，主要来自德国的莱夫卡斯和其他小型的照相机及其零部件的进口量，增长了五倍，与此同时，1935年到1937年间，国内的生意也增长了一倍多。《美国照相机年鉴》（U．S．Camera）发行量暴增。成为畅销书。有人用相机偷拍了普林斯顿大学生礼拜堂里学生们被迫参加礼拜时的情形：无精打采、打瞌睡、看报纸等，这些照片促使学校董事会废止了那个折磨人的老规矩。流行一时的偷拍时尚，为玛格丽特·博克·怀特、朵洛西亚·蓝吉、沃克尔·埃文斯和其他的摄影艺术家们，提供了很多的素材，他们用毋庸置疑的逼真和讽刺寓意，拍摄下南方小佃农的生活、干旱沙暴区的迁徙、廉价旅社的无业游民，以及等待分配救济物品的失业大军。这种技术还对“社会报道”类的书刊产生了强有力的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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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在大萧条时期保持稳定，发行量还略有上升，周刊比月刊较有优势。不断减少的图书销售，使得杂志趁机发展起来。纪实故事和爱情杂志是帮助读者远离现实的精神鸦片。杂志自吹自擂说1935年总发行量超过1921年总发行量近三分之一；但是另一种假想的安慰剂——幽默杂志——却没能咸鱼翻身，到1935年其发行量只有大萧条之前的一半多。除了《吹牛大王》（Ballyhoo）获得暂时的成功外，人们尚无“嘲笑”这场危机的需要。宗教类期刊继续衰退，但通俗科学和机械类杂志一直保持运行。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期刊在1931年创下了历史新高，但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损失了近一半的销量，1934年触底之后，于1935年以后又开始小幅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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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期刊的1200万用户在大萧条时期没有出现大幅减少，这类期刊继续为读者供应浪漫和多愁善感，只是稍微增加了一点有关经济和政治的争论。第一种专门服务于男士的杂志《时尚先生》（Esquire）创办于1933年。后来出现的一份新杂志，名叫《斯克里布纳评论员》（Scribner’s Commentator），沾着纳粹宣传的味道。与此同时，一份一向声誉不错的资深刊物——《生活时代》（Living Age），却落入了日本代理人的掌控之中。另一方面，极权主义杂志《新大众》（New Masses，曾于1933年短期停刊），继续服从莫斯科发来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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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艺术和文学的先锋派杂志《过渡》（Transition）——最著名的“小杂志”，一直存活到1938年，深受流亡到美国的法国人的喜爱。1933到1934年的冬天，《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在纽约创刊，三年后它抛弃了严格刻板的斯大林主义，再次成为新潮唯美主义者们最喜欢的论坛，这些唯美主义者包括威廉·卡洛斯·威廉斯、E．E．卡明斯、肯尼斯·白臣和卡尔·夏皮罗。休伊·朗主管路易斯安那州期间，还结出一颗名为《南方评论》（Southern Review）的果实，这份杂志是1935到1942年间知识分子色彩浓厚的评论季刊，由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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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读者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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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萧条的开始阶段，《读者文摘》是份小型月刊，每月拥有25万订户，在这一时期结束之前，其发行量接近7到8百万册，包括外文版和盲文版。这种巨大的发行量是前所未有的。该杂志的成功一个原因是由于大萧条时期家庭无法订阅几本专门杂志，而不得不订阅这种通用读物，另一原因是由于其他刊物价格较高。该杂志内容包罗万象，从寻求一线希望或更大的希望的文章，到瘸子和盲人所讲述的获得欢乐生活的故事，夹杂着智慧狗和花栗鼠的奇闻趣事，还有些粗俗低下的笑话——比如人们可以在牧师协会解散后听到的那些。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编辑们开始大量出版原作，并在其杂志上“培育”其他原创作品，以便能够精编它们；该杂志也开始压缩长篇小说和散文作品并以微型书的形式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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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图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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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领域图书贸易受到的不利影响最大，在新书总发行量逐渐恢复之前，新主题的图书总产量从1929年的1.5亿册下降到1933年的1000多万册。重印畅销书像印钱一样大赚，这种做法始于“星星丛书”与“蓝绶带系列图书”。曾经，药店和雪茄店里所销售的书，简直和在书店卖出的差不多。为了开拓一个更大的潜在市场，“蓝绶带”图书的原出版商罗伯特·格拉夫，在1939年首创了口袋书，以方便携带的尺寸和25美分的低价，向读者提供全部经典名著和曾畅销过的书。在报摊、药店、火车和渡轮上销售，人们可以随意地购买、阅读、交换或者遗弃。在20世纪40年代初它们非常适合旅馆房间和军营生活的流动性，这类图书在1941年销售量近1000万册，而第二年的销售量在此基础上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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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的主题较少但发行量大。由于30年代的图书馆俱乐部的持续增长，这一趋势得以持续下去。“每月一书”俱乐部选择偶然成功的潜在畅销书。其主要的竞争对手“文学协会”，则宁愿销售四平八稳的历史传奇类图书。30年代后期，这两个协会的成员都接近100万。紧随其后的是一些专门面向儿童、科学和神话爱好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天主教徒等建立的图书俱乐部。20世纪40年代初期，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创办了“公众图书俱乐部”，把有可能会畅销的新书，交给由家庭主妇、农民、白领和其他普通市民组成的评审团，由他们来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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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显然想要他们为自己选择读物，无论是通过文摘杂志还是读书俱乐部。原因可能是生活太繁忙、对自己的评判不信任，抑或仅仅是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读完其他所有人正在阅读的书籍。就算这种习好怠慢了那些难得一见且极富价值的图书，但它毋庸置疑地增加了许多好书的发行量，并且很大程度上扩宽了消费者的购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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