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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图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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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领域图书贸易受到的不利影响最大，在新书总发行量逐渐恢复之前，新主题的图书总产量从1929年的1.5亿册下降到1933年的1000多万册。重印畅销书像印钱一样大赚，这种做法始于“星星丛书”与“蓝绶带系列图书”。曾经，药店和雪茄店里所销售的书，简直和在书店卖出的差不多。为了开拓一个更大的潜在市场，“蓝绶带”图书的原出版商罗伯特·格拉夫，在1939年首创了口袋书，以方便携带的尺寸和25美分的低价，向读者提供全部经典名著和曾畅销过的书。在报摊、药店、火车和渡轮上销售，人们可以随意地购买、阅读、交换或者遗弃。在20世纪40年代初它们非常适合旅馆房间和军营生活的流动性，这类图书在1941年销售量近1000万册，而第二年的销售量在此基础上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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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的主题较少但发行量大。由于30年代的图书馆俱乐部的持续增长，这一趋势得以持续下去。“每月一书”俱乐部选择偶然成功的潜在畅销书。其主要的竞争对手“文学协会”，则宁愿销售四平八稳的历史传奇类图书。30年代后期，这两个协会的成员都接近100万。紧随其后的是一些专门面向儿童、科学和神话爱好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天主教徒等建立的图书俱乐部。20世纪40年代初期，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创办了“公众图书俱乐部”，把有可能会畅销的新书，交给由家庭主妇、农民、白领和其他普通市民组成的评审团，由他们来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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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显然想要他们为自己选择读物，无论是通过文摘杂志还是读书俱乐部。原因可能是生活太繁忙、对自己的评判不信任，抑或仅仅是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读完其他所有人正在阅读的书籍。就算这种习好怠慢了那些难得一见且极富价值的图书，但它毋庸置疑地增加了许多好书的发行量，并且很大程度上扩宽了消费者的购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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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读者和作者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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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是适合自己的书籍呢？事实证明，20世纪30年代人们对诗歌、戏剧、哲学和宗教没什么兴趣；长篇小说吸引着不同的读者，或是浪漫缥缈的，或是现实的；这一年代最活跃的文体是评论，还适合人们阅读历史和传记、科学和医学方面的书籍。并且从以往的记录来看，销量最好的是经济和社会学类书籍，1929年和1939年之间其品种销量增加了一倍。这些转变反映了读者和作者的态度正在发生改变。三十年代早期的银行倒闭和美元贬值席卷美国，大批回国的侨民发现他们自己物质上和精神上很像瑞普·凡·温克尔（华盛顿·欧文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公共事业振兴署重新铺筑街道，该机构还修建了市立高尔夫球场，修建了一所更好的高中；巴比特先生的房地产生意快倒闭了，他不再利用午餐时间高谈阔论了；宗教人士埃尔默·甘特里发现，经济复兴的生意已经过时，并且无利可图；多茨·沃斯取消了在莱茵建造城堡的计划，不再惦着那些鼓动他出席国会的妇女们；那个“认识柯立芝”的男人已经几乎忘记了那件离奇的事。干劲十足的社会工作者安·维格斯，如今取代辛克莱·刘易斯成为公众注意的中心，与此同时，在这种背景下隐约出现了“可能发生在此”的法西斯主义煽动家。“圣经地带”作为原教旨主义的避难所并不怪异，但作为一个充满种族歧视、贫困的学校和医院、租佃耕作和浪费资源的瘟疫区，则充满挑战。1933年12月，约翰·M．伍尔西法官宣布取消对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尤利西斯》（Ulysses）的审查限制，并为它顺畅地变成白纸黑字扫清一切障碍，就连波士顿的“时刻戒备协会”或曼哈顿的“抵制邪恶协会”也变得不那么狰狞了。总而言之，爱好文学的人们发现，此时人们与本世纪早年“报导丑闻”的记者的关系，要比与20世纪20年代的“暴露者”关系更密切，“暴露者”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趋向于把人们送回到原始阶段，并嘲笑其结局的必然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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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年轻的作者，他们曾经像H．L．孟肯一样鄙视大众，如今都怀着濯足节特有的忏悔之情，涤洗自己的双脚，给旧伤敷药。罗伯特·弗罗斯特称“想还债的人比你们还多”，人们纷纷响应。大量的肤浅的、屈尊俯就的图书描述了那些贫困潦倒、无家可归、漂泊的“小人物”的生活，这些“小人物”曾在爵士时代被大众堂而皇之地忽略了。其他作家，被正统知识和笨拙的诚挚推动，而忽视了文学技巧的基本原则，他们那点儿可怜的学校教育反而成了出版商大肆宣传新书时的噱头。如艾伯特·哈尔珀、迈耶·莱文、米歇尔·格尔德、格瑞丝·莱普辛和阿尔伯特·马兹等人的作品，简直无法阅读。特别是教条的共产主义者们几乎没有写出好作品，但马克思主义的疯狂被那些信徒们继承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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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30年代中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多斯·帕拉斯的《我们的立足点》（The Ground We Stand On，1940），反映出作者在战争日渐临近时，逐渐转向信仰杰斐逊的自由主义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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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共产主义作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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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萧条时期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们聚集在约翰·里德俱乐部周围，该俱乐部以美国一位共产主义英雄的名字命名，在许多大城市都有分支，维持着一半的当地杂志，并且吸引了一大批穷困潦倒、神情沮丧的年轻作家。因为该俱乐部党派林立，莫斯科于1935年命令其解散。这些俱乐部及其会员几乎完好无损地转给了“美国作家联盟”，该联盟于是得以增添了大量专业作家和“同志”。30年代后期，该组织在纽约举行了四次作家代表会议，起草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决议和宣言，并在帮助西班牙“忠诚党”的过程中日渐壮大。1939年纳粹苏维埃契约的签订，使许多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新群众》的文学编辑、虔诚的苏联体制追随者格兰维尔·希克斯——幻想破灭，该组织旋即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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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小说领域。最权威的小说家首推欧内斯特·海明威，他凭着《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1929），以发生在战争与死亡背景下的爱情感伤故事开创了一个时代，又以《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1940）中类似的题材结束这一时代。《丧钟为谁而鸣》虽然同为战争题材，但背景选择了西班牙内战，这位美国自由撰稿人参加了这场战争。海明威字字珠玑的写作、断断续续的人物对白，以及他对性格外向男人的描写技法，都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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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马克思主义偏见的作家托马斯·沃尔夫，描绘出令人难忘的大萧条生活场景：在市政厅的厕所里，一群曼哈顿穷人为了取暖挤作一团；廉价的居民公寓中、地铁上或者流动咖啡摊前那些衣衫褴褛、孤独无助的人们。无论是在大都会的中心区域或北卡罗来纳高地，还是在即将陷入纳粹统治深渊的中欧，沃尔夫将自己的经验和喜好写进长篇小说中，如《时光和河流》（Of Time and the River，1935）和《你不能重回老家》（You Can’t Go Home Again，作者于1938年英年早逝，此书出版于两年之后）的情节中，此书表现了在迷惑、荣耀、失望和死亡中迷失的美国人的生活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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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因为辛克莱·刘易斯对他的好评而较早地得到了人们的认可，辛克莱·刘易斯在1930年作为首位美国作家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讲，对沃尔夫进行了夸赞。20世纪30年代中又有两位美国本土作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一个是1936年获奖的剧作家尤金·奥尼尔，他比照希腊戏剧模式创作了新英格兰悲剧《埃里特拉哀悼》（Mourning Becomes Electra，1931）和描写年轻人的轻喜剧《啊！荒野》（Ah！Wilderness，1933），此后作者陷入创作枯竭期；另一位是1938年获奖的赛珍珠，她的长篇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1931），描写了一个中国家庭在洪水、干旱和经济萧条中的奋斗历程，这样的作品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很能吸引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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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热评如潮的是赫维·艾伦的小说《风流世家》（Anthony Adverse，1933），这是一部长篇虚构的但非常动人的故事，然而篇幅更长的小说是玛格里特·米歇尔的《飘》（Gone With the Wind），此书同样反映了大萧条时期人们对便宜的大部头作品特有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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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时期，更多的诗人，为了国家的发展而放弃了象牙塔式的生活，成立了论坛或是成为了街头演说家。1929年，自从朗费罗首次发表长篇叙事诗以来，他的方法被许多诗人所采用。斯蒂芬·文森特·贝纳特的令人振奋的内战史诗《约翰·布朗的身体》（John Brown’s Body）（约翰·布朗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反对奴隶制度的英雄，他和他的几个儿子为废奴事业献出了生命——译者注）也跻身最受欢迎的作品名单中；七年之后，在作品《独裁者的祷告》（Litany for Dictatorships）中，贝纳特表达了人们对那些忙于曲解自由精神、熄灭自由之光的虐待狂们的强烈厌恶。埃德纳·文森特·墨蕾在青年人心目中是头戴月桂花环的激情诗人，他从《决定命运的会晤》（Fatal Interview，1931）的单纯想法，转到《午夜谈话》（Conversation at Midnight，1937）那样郑重其事地讨论社会及政治等严肃问题。阿契博尔德·麦克利什不再苦思“成为美国人是件奇怪的事”，而是着手写作颇富韵味的戏剧和广播剧，如描写华尔街崩盘和失业罢工的诗歌《恐慌》（Panic，1935），以及《城市的没落》（The Fall of the City，1937），该作品展现了独裁者如何运用谋略不费一枪一炮就占领大城市。在卡尔·桑德伯格大赞民族气概的系列颂歌中，一些不稳定的音符潜藏在作品《早安，美国》（Good Morning，America，1928）中；《人会活下去》（The People，Yes，1936）则回应了“新政”的理想主义，诗中坦承，虽然那些企业巨头、大军阀和独裁者总是短暂地占据显赫位置，但不可否认的是那些经常被蒙蔽、欺骗的广大人民一直都是地球的建设者、而且是智慧之源。而年轻的诗人保罗·安格尔从爱荷华州的玉米种植地里款款走来，在他的诗作《美国之歌》（American Song，1934）中，也印证了桑德伯格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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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批评、传记都反映着美国文化的新动向。那些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作家和作品有：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的《美国史诗》（Epic of America，1931），查尔斯·A．比尔德、马丽·R．比尔德的《半路上的美国》（America in Midpassage，1939），弗里德里克·L．艾伦和马克·苏利文也在作品中别具风格地回顾了美国近期历史。这期间还有些专业历史书籍问世，使得这幅文化图景更为完善：弗兰克·卢瑟·莫特的三卷本《美国杂志史》（A History of Amerian Magazines，1930-1938），查尔斯·M．安德鲁的四卷本《美国历史上的殖民地时期》（The Colonial Period of American History，1934－1938），拉尔夫·H．加百列的《美国民主思想的发展》（The Course of American Democratic Thought，1940），以及马库斯·李·汉森的《大西洋移民》（The Atlantic Migration，1940）。玛格丽特·利奇的画作《华盛顿的起床号》（Reveille in Washington，1941），表现了国家首都在面临严峻考验时的栩栩如生的图景，这幅画赢得了公众喜爱，而鲍尔·布克的《通向统一之路》（The Road to Reunion，1937）则以较学术的口味讲述了那次奋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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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国会设立了国家档案馆，以保护值得永久保存的联邦档案资料。这个机构位于1937年竣工的一幢漂亮的大楼中，这个地方从此成为各个领域的美国学者们不可不去的工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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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内战的传记，特别是关于林肯总统的传记，让许多人了解了一个文明国家因为战争与和平的冲突而四分五裂，渴望着爱国主义精神的新生。这一时期，除了大量的有关林肯生平事迹的电影和广播剧外，罗伯特·E．舍伍德创作了令人动容的戏剧《伊利诺斯州的亚伯拉罕·林肯》（Abe Lincoln in Illinois，1938）；桑德伯格写了四卷本的《亚伯拉罕·林肯：战争年代》（Abraham Lincoln：the War years，1939），而南方人可能会欣赏道格拉斯·S．弗里曼所撰写的四卷本《罗伯特·李将军》（R．E．Lee，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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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思想的变迁，引起了比20年代更大的兴趣和更激烈的论争。约翰·张伯伦的《对改革说再见》（Farewell to Reform，1932）首先用葬礼丧词对旧的革新论发出了虽不成熟但独特的声音，刘易斯·科里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没落》（The Decline of American Capitalism，1934）中拼命鼓吹共产主义教条，马克斯·勒纳在《迟于你的想象》（It Is Later Than You Think，1938）中呼吁民主集体主义加快步伐，沃尔特·李普曼在《美好的社会》（The Good Society，1937）中提倡走安全的可控制的资本主义道路，以获得更有效的生产，提高生活水平，追求自由和民主秩序。耶鲁大学教授和“新政”支持者瑟曼·W．阿诺德，在《政府的标志》（The Symbols of Government，1935）和《资本主义的民俗》（The Folklore of Capitalism，1937）中提到，“公正”和“不公正”本是两个相对的术语，就像“升”和“落”，他认为一个成功的政府必须把自己反复地推销给人民，而且，“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最好的政府就像一个精神收容所”，其目标是“使救济对象感到尽可能的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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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领域，《社会科学杂志》（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和《观念史》（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先后于1935年、1940年问世；1930到1935年期间，埃德闻·塞里格曼和阿尔温·约翰逊编辑出版了15卷本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1938年芝加哥大学项目组首次推出了四卷本《美式英语词典》；1939年间，由汉斯·库拉斯编辑的《新英格兰语言地图集》问世，启动了里程碑式的《美国和加拿大语言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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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和学者的关系看起来要比以前更为亲密。爱荷华州立大学率先认可诗歌和小说可以代替研究论文，并以严格的经验主义方法培养画家。越来越多的大学和学院开始举办夏季作家笔会、维修实验剧院、并为作家提供津贴等。事实上，领薪水的作家——无论是各大学或学院资助的，还是电影公司、广播电台、杂志社或者联邦政府资助的——成为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社会现象，作家的工资自此之后都有所上升。即使在大萧条期间，这群从大萧条中逃出的才学一般的难民们，现在都热心创作，以领取稳定的收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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