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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思想的变迁，引起了比20年代更大的兴趣和更激烈的论争。约翰·张伯伦的《对改革说再见》（Farewell to Reform，1932）首先用葬礼丧词对旧的革新论发出了虽不成熟但独特的声音，刘易斯·科里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没落》（The Decline of American Capitalism，1934）中拼命鼓吹共产主义教条，马克斯·勒纳在《迟于你的想象》（It Is Later Than You Think，1938）中呼吁民主集体主义加快步伐，沃尔特·李普曼在《美好的社会》（The Good Society，1937）中提倡走安全的可控制的资本主义道路，以获得更有效的生产，提高生活水平，追求自由和民主秩序。耶鲁大学教授和“新政”支持者瑟曼·W．阿诺德，在《政府的标志》（The Symbols of Government，1935）和《资本主义的民俗》（The Folklore of Capitalism，1937）中提到，“公正”和“不公正”本是两个相对的术语，就像“升”和“落”，他认为一个成功的政府必须把自己反复地推销给人民，而且，“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最好的政府就像一个精神收容所”，其目标是“使救济对象感到尽可能的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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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领域，《社会科学杂志》（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和《观念史》（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先后于1935年、1940年问世；1930到1935年期间，埃德闻·塞里格曼和阿尔温·约翰逊编辑出版了15卷本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1938年芝加哥大学项目组首次推出了四卷本《美式英语词典》；1939年间，由汉斯·库拉斯编辑的《新英格兰语言地图集》问世，启动了里程碑式的《美国和加拿大语言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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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和学者的关系看起来要比以前更为亲密。爱荷华州立大学率先认可诗歌和小说可以代替研究论文，并以严格的经验主义方法培养画家。越来越多的大学和学院开始举办夏季作家笔会、维修实验剧院、并为作家提供津贴等。事实上，领薪水的作家——无论是各大学或学院资助的，还是电影公司、广播电台、杂志社或者联邦政府资助的——成为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社会现象，作家的工资自此之后都有所上升。即使在大萧条期间，这群从大萧条中逃出的才学一般的难民们，现在都热心创作，以领取稳定的收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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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联邦政府扶持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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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扶持文化发展方面，最惊人的无疑是公共事业振兴署（WPA）于1935推出的“联邦作家规划”，该项目一直持续至1939年。在高峰时期，该项目曾养活了6000多名记者、自由作家、小说家、诗人、文学博士以及其他摆弄过文字的失业者。这一项目先后通过商业渠道出版了378本图书或小册子，收入的版税除支付劳动成本外，其余均上缴联邦政府国库。该项目主要强调集体合作，主要为州、城市、高速公路、水路等准备各类指南材料。重新整理了一些民俗故事，内容包括昔日奴隶的口述、南达科他州的虚幻故事、新泽西州瑞典和芬兰人的访谈，再到马萨诸塞州的民间艺术，均辅以照片记载下来。这些书内容丰富，步步为营地挖掘美国犄角旮旯中的传说和故事，几乎是一点一滴地详尽展示了那些本将要灭失的传说、历史，并仓促然而清晰地勾勒了当时的地方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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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历史档案调查始于1936年，他们派遣那些领他们救济的工人们带着目录穿梭于城市大厅的地下室、图书馆的阁楼、法院的阁楼，为旧报纸文件编索引，提取包含有当地历史的法律案例文件，检验商业文件和教堂记录，甚至为了得到某个重要数据而去察看腐烂的墓碑。这项联合调查梳理了全国各地的治国和历史档案。尤其幸运的是，如今可以用完美的微缩胶卷技术，保存数百万正趋于腐烂的文献文件。一个专门机构（后来并入国家公园管理局）测量了2300多座历史建筑，完成了数以千计的绘图、拍摄和图表工作，将它们留给后世子孙。正是以这样的方式，那些曾被忽略的社区的历史才得以很好地保存和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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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风暴的打击下，一些剧院摇摇欲坠。曼哈顿三分之二的剧院在1931年关门谢客，舒伯特剧院已到了濒临破产被接管的地步，1931－1932年间，80％的演出被取消；数以千计的演员身无分文。1932年，22000多人出于对“有声电影”寄予厚望，心怀一线希望，前往好莱坞演员事务所登记求做杂剧演员、小配角、临时演员，合唱团成员，舞台工作人员、乐师，也都遭受经济重创。在这种情况下，左派主义的“福音”对大众有一定吸引力，它通过宣传鼓动政治教条主义来满足政治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需求，并寓政治于戏剧，在1933－1937年间的纽约大剧院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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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专业剧院的没落，业余剧院开始了一段快速发展的时期。以往流行的“小剧院”往往是指“社区剧院”，这些剧院都遵循着其先驱剧院——如帕萨迪纳的社区剧院，并代表了当时的社会倾向。州立大学、学院、社区娱乐机构，甚至是农村剧院都纷纷上映各类戏剧和地方曲目。到1940年，大概1000家业余和半业余的团体每年为大约1500万观众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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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当局为陷入困境的演员们提供帮助。首先是民用工程署的赞助，然后是联邦紧急救济署的援助，受到援助的演员们活跃在纽约、波士顿、旧金山、洛杉矶的舞台上。1935年8月，也就是在公共事业振兴署成立不久，瓦瑟大学实验剧院的董事长哈利·弗拉纳根，受命出任“联邦戏剧计划”的主管。随着每年700万美元的预算，该计划以平均每人每月83美元的“保障工资”来资助全国12500名演员，这份津贴比大多数演员以前任何时候都优厚、稳定。起初，观看表演不需要门票费，主要在CCC营地、学校、医院、退役军人之家和监狱中表演，后来随着财务压力显现，开始向观众收取小额的费用（这里的小额是相对于2000至2500万名观众来说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前从未看过戏剧）。人们在卡车上搭起户外流动舞台、儿童木偶剧、巡演马戏团和公路剧团，深入到达科他州的大草原、南方乡村，以及国家的各个角落和各个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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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特定的环境，联邦剧场不可避免地演出一些带有政治倾向甚至有时候是公然吹嘘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戏剧。保守的国会议员们神经极为敏感，甚至受到鼓吹AAA和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新政宣传以及工会活动的影响。戴斯委员会在1939年1月的报告中指出，“‘联邦戏剧计划’中有相当大部分的雇员是共产主义者或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这个声音像是一把锋利的斧头砍在人们的心头。国会决定要“把山姆大叔搬出商业娱乐影视”，自1939年6月30日起，中止对“联邦剧场计划”的所有拨款，该计划自此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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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值时势艰难，再加上有声电影和无线广播的大举入侵，大约有五万音乐人在大萧条初期失去了工作。为重整社会对音乐的需求，公共事业振兴署于1935年7月启动了旨在使15000人得益的“联邦音乐项目”，他们共计开列出15万个节目，吸引了1亿人次收听，超过50万人参加了他们每月的免费音乐课程，这些人中绝大多数负担不起私人课程的费用。尽管这个项目本来是为了演奏家而不是作曲家设计的，它却不断地强化着美国的音乐，像科普兰、哈里斯和维吉尔·汤姆森，观众对这些原本陌生的名字日益熟悉起来。与此同时，作曲家们的“论坛实验课”让这样的艺术家们和听众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机会。“可以肯定地说，”蒂姆·泰勒在1938年写道，“在过去的两年里，仅VPA的管弦乐队所表演的场次。要比其他交响乐队过去十年里演奏次数的总和还多。”不仅如此，由于有了“联邦音乐项目”，两千多首来源于肯塔基山和克里奥尔海湾的民谣调子或祈祷歌，或是黑人圣歌、牛仔歌谣，都收录进留声机的唱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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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和雕塑家也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可观的资助。“公共艺术品项目”于1933年底启动，由财政部用民用工程基金（CWA）主办，雇佣了约4000名贫穷的艺术家，在这个项目于次年夏结束之前，艺术家们创作了约700幅壁画和1.5万件其他艺术品，呈现出美国的历史和本土场景。公立学校、图书馆、法院、医院、孤儿院，这些地方大多从未拥有并悬挂过绘画作品，也因为不断增加的年轻艺术家而受益，这些艺术家们包括弗兰克·麦考、彼得·布鲁姆和亨利·马特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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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财政部启动一个独特并有几分冒险的计划，设立“绘画和雕塑部门”，不是致力于救济艺术家们，而是由最有能力的艺术家们去装饰联邦政府的建筑大楼，尤其是邮局。在该部门的主持下，特恩那·哈特·罗格、纳德曼·罗宾森、罗克韦尔·肯特、莫里斯·斯特恩、乔治·彼得尔等人的作品出现在许多墙壁上，这些作品迎合新的社会意识，促进了壁画艺术的发展，其内容反映并批判了美国人的生活。最受公众喜欢的主题是有关罢工和罢工破坏者、领救济的长队、暴民、小佃农、尘土盆地和洪水侵蚀方面的。若泽·克莱门特·奥罗斯科和迭戈·里维拉等人，于1932到1933年间，给美国的壁画艺术注入独特的、尚古的风格，它带有原始风情以及墨西哥暖色调，还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的讽刺风格。在他们的作品中，如奥罗斯科为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院设计的“羽蛇神”系列，和里维拉为底特律艺术馆设计的壁画，以及一些由政治立场而让住在洛克菲勒中心的管理机构无法接受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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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联邦扶持艺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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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业振兴署（WPA）于1935年启动了“联邦艺术项目”。这个项目最多的时候招纳了5000多名工作人员。截至1939年项目结束时，它为许多公共建筑画上了壁画，为联邦剧院设计了舞台背景，指导了每月平均有6万学生参加的艺术培训课程，并且扶持了66个社区艺术中心，这些艺术中心吸引了总数多达600万的观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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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称为“美国设计索引”的项目，特别倾向于为基层文化服务。该项目在康斯坦斯·鲁尔克的带领下，使大约1000名艺术家有了事干。这些艺术家们彻底地“搜索”了古董店、博物馆、历史学会、新英格兰农宅、震颤派教徒的粮仓和加利福尼亚牧道区，以寻觅早期艺术和工艺品的样本。他们偶尔会拍照来记录这些样本，但更多的时候会将其准确精微的色彩及纹理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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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艺术项目”这一方面——和公共事业振兴署为保护其他层次的文化所做的努力相当——也许比它大多数原创作品更具重要性，现在的作品继续满足他们附庸风雅的涂鸦和教条主义的绘画。这个项目有助于那些缺少其他资助的有价值的艺术作品，有助于减少人们对古典作品的膜拜和对现代作品的轻视，有助于缩小艺术家和公众的差距，有助于培养人们对艺术作品创作过程的鉴赏力。然而，即使是从“联邦艺术项目”的更高层面上看，我们必须承认，联邦政府无限期的资助很可能会滋养一批只会领取养老金的平庸之辈；我们还必须承认，让有名望的艺术家以合理的工资去争取政府的合同，是有深远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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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美国场景的资深的现实主义艺术家们——许多年轻艺术家是通过学习他们而懂得了如何观察世界的——有：查尔斯·伯奇菲尔德，他的笔下有阴森的农舍和立在阴霾雪天中的十字路口处的小店；爱德沃·虎珀，将同样的写实主义体现在了孤独的公寓、荒弃的街道、灯塔和草料仓上；查理·席勒，从震颤派教徒的宾夕法尼亚朴素的民间艺术和工艺作品中汲取了灵感；约翰·斯隆，他对纽约的拥挤的人行横道进行了大量的生动描绘；乔治亚·奥基菲，灵感因西南高原乡村而激发，他对颜色和结构的抽象感悟是他人无法模仿的；格兰德·伍德，他笔下有舒缓的风景和棱角分明的农民；约翰·斯图亚特·卡里，他笔下有着浪漫主义戏剧的韵味；托马斯·哈特·本通，怀着对佃农黑奴的怜悯，对乡村生活进行了讽刺，他的作品通过刊发在杂志上的彩色复制品，使全国的公众都有所知晓；乔治·格什温格罗斯，立场明显“左”倾，对纽约极尽讽刺地描绘；威廉姆·格罗珀，则再现了如何巧妙地克制民众暴力事件和战争恐怖主义。这一批艺术家阵营中，还有一些带有明显消极情绪的画家，比如约瑟夫·赫希、米歇尔·斯皮林、菲利蒲·艾文古德、杰克·莱温和本·沙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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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艺术项目”资助了很多贫困的年轻雕塑家，而政府和私人赞助者对那些现在已有名气的艺术家和很多新的艺术馆建设的赞助，则加速提升了人们对雕塑和绘画的鉴赏。例如，格曾·博格拉姆早在1927年就开始在南达科他州黑山地区拉什莫尔山上，为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塑像并歌功颂德，正是在联邦的赞助下，这项工程才在十多年后竣工。新建的博物馆中最重要的是1941年创建于华盛顿的国家艺术馆。安德鲁·威廉·梅隆四年前就宣布，要向美国人民捐赠价值3500万美元的欧洲绘画和雕塑珍品，外加1500万美元，用于建筑和捐赠。1939年，萨穆尔·H．克雷斯捐赠了将近4百幅意大利绘画珍藏品，从而使艺术馆的藏品更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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