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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进步还影响了人们的饮食习惯。自1930年以来，固体二氧化碳（“干冰”）开始用于商业，使得远距离运输食物并保鲜成为可能，原因是“干冰”不断逐渐释放出二氧化碳气体，可有效杀死细菌或阻抑细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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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冷冻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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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克拉伦斯·伯宰发现了食品快速冷冻法，此方法可以长时间保存食品的天然风味，通用食品公司收购了该技术，并在1930年把它应用于零售行业。此后的4年中，有1,000万磅冷冻食品卖给消费者，其中包括豌豆、玉米、浆果、牡蛎及其他容易腐烂的食物。到20世纪30年代末时，物品冷冻成本降低了75％以上，尽管冷冻食品的价格依然高于新鲜食品，但其销售量已经增长到2亿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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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人的饮食习惯范围更广泛、影响更深远的发展，来自与维生素相关的生理学和医学研究。这些研究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但在1911年就这一课题所发表的论文少得可怜，总共才不过47页。到1930年便发展到了1,500页。关于维生素化合物以及维生素与荷尔蒙间的关系，还有它们施加给机体新陈代谢、健康、易染病性和寿命的综合影响，这所有方面的相关知识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起初，维生素A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个难解之谜，而到1929年，耶鲁大学的M．D．泰森和阿瑟·H．史密斯通过重要的工作揭开了谜底；第二年，科学家确认胡萝卜素是维生素A的植物性来源。1936年，维生素A和维生素B1成功实现人工合成，主要通过德克萨斯州的汤姆·D．斯皮斯的研究，人们发现维生素B2合成物中的烟酸可以用来治疗“糙皮病”，这个疑难怪症一直是南方贫穷白人的痛苦根源。1937年，圣路易市的爱德华·A．多伊西从紫苜蓿中成功分离出维生素K，它很快就在止血方面表现出非凡的能力。另一方面，药用肝磷脂也在此期间正式投入使用，药用肝磷脂和维生素K的功能恰好相反，20世纪30年代后期它被用于生产抗凝血剂，在预防血栓形成、治疗细菌性心脏病方面，取得了明显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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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联盟”某委员会将维生素的潜力标准化，大量面向世界市场的维生素制造商，尤其是美国的制造商，很快就将巨量的维生素浓缩物以药片、胶囊或药酒的形式卖给消费者。造成此种情形的原因之一是当时社会对大萧条所引发的营养不良的公开宣传。例如，1935年，美国医学会主席宣称全国有2,000万人生活挣扎在营养安全线上下，于是很多老百姓包括吃得不错的人们，纷纷开始在正常饮食之外服用一定数量的维生素浓缩物。这是一次真正的、自发的配药热潮，它的出现或许是对人身无害的，但往往也造成了不必要的资金浪费。1938至1939年间的那个冬天，有份行业杂志报道说，在所有经由药店柜台销售的药物中，维生素的销量仅次于泻药。制造商们则宣称每天就要按订单生产700万粒维生素药丸，每年毛收入5亿美元。食品工业也不甘落后，做广告说他们的产品中富含维生素，甚至连浓缩牛奶和鲜奶、面包、玉米制品、发酵制品、甚至口香糖和唇膏这类产品，销售商也保证这些产品富含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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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明显的是，针对维生素进行的宣传有助于改变人们的烹调习惯。家庭主妇们明白了不能把新鲜食品长久保存后再吃，也不再把蔬菜炖煮得太烂；越来越多地使用高压锅，因为此举可以保存维生素；和以前相比，餐桌上生吃的蔬菜越来越多了；黑面包和全麦面包比白面包更受消费者青睐。其实，这次饮食改变并非首次风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曾作为一项环保措施来实行。与此同时，人们还把柑橘类果汁当成御寒的灵丹妙药喝进胃里，而牛奶更是成为适合所有年龄段消费者饮用的饮料，人们还给予了动物肝脏以前所未有的重视，因为广告说它能治疗贫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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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科学进步及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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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大萧条最黑暗的时节，尽管有些私营企业不断向工业化学及其他应用科学和工程学研究注入大量资金，然而，随着这些纯科学的收益不断减少，投入的研究基金也随之相应地不断减少。1930至1934年间，拥有7亿美元资本金的科学和学术发展基金，不得不将其每年的专项拨款额消减了近四分之三。那些由各州和联邦政府经费资助的研究也因为资金告急而在困境中搁浅，这种状况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之时才又重新启动。在这黑暗中也有几笔资助像闪烁着的微光，其中有一束光是1930年纽华克商人路易斯·班贝格和他的妹妹费利克斯·福尔德夫人慷慨出资，在新泽西州创建了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这家研究机构没有授予学位的常规任务，很快就吸引了一批著名的数学家、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不过，世间存在一个成功悖论：那些表面看来离实际应用最偏远的学科分支往往会产生令人瞩目的成就，20世纪30年代也不例外。尤其是天文学、原子物理、辐射、生物化学和生理化学领域，成就显著，这也进一步说明世界学术中心已由欧洲向西迁移，越过了大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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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生理学和医学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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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进步是磺胺类药物的发现，尤其是氨苯磺胺、磺胺嘧啶和磺胺噻唑。它们最早在德国临床使用，在1936至1937年间的那个冬天，在美国也得以完善，并且用途更为广泛，尤其是佩兰·H．朗博士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其他临床学教师也使用它们，使它们更显示出其重要性。在治疗肺炎、脑膜炎、沙眼和丹毒等那些令人闻之变色的恶性传染病时，磺胺类药物通常会创造奇迹，不过，使用它们治疗类似病毒性肺炎、伤寒症和肺结核这种依然未被征服的绝症时，其疗效就不那么让人满意了，有些时候甚至还给肾和造血器官带来副作用，这无疑向人们发出了危险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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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罗拉·E．戴尔医生确定跳蚤是斑疹伤寒病毒的主要携带者。9年之后，汉斯·津瑟医生在他去世不久之前公布了大规模疫苗生产技术的发展，津瑟医生曾于1935年以该主题出版过一本畅销书《耗子、虱子与历史》，他对大规模疫苗生产技术的贡献，其成果的价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到了无法估量的重要作用。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的R．J．杜博斯博士，自1939年开始致力于医学研究，最终发现了短杆菌肽，这是由一种土栖细菌所生产的抗生素，在治疗肺炎双球菌、链球菌和葡萄球菌方面有奇特的疗效。医院临床对干血浆的使用，其技术在1940年前后臻于完善，干血浆的广泛使用对未来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迅速的进展还表现在胸科领域。例如，1930年，医学研发出“铁肺”，可以使那些胸腔肌肉瘫痪的人继续存活，新的外科技术不断发展，使得切除整个肺以阻止癌细胞生长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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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学和精神病学的交叉领域，也取得了成果丰硕的大发展。比如，1937年使用胰岛素使病人休克以治疗精神分裂症。1934年，F．A．吉布斯、阿尔弗雷德·L．卢米斯、H．H．贾斯珀及其他医生开始研究人脑的电位——如同脑电图所记录的那样——因而使医生能够更为准确地诊断癫痫病、更为清楚地定位人脑发生癌变的部位。在心理学领域，研究者们继续在既定的路途上挺进，诸如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行为主义和格式塔学派之类的影响下开始的研究，仍在继续深入。在一些比较有实践意义的领域，专家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交通事故心理学、少年犯罪与成年人犯罪、职业心理学及测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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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与环境这个老问题依然对研究者散发着吸引力，并且研究者慢慢地解开了其中的诸多秘密。许多及时的质询——从社会工作者和规划者们所提议的环境问题，到被纳粹辩护者们所歪曲的、关于人种秘密的遗传问题——都转向生物学去寻找证据。美国这个国家，科学研究自由和言论自由一直保护得毫发无伤，关于绝对种族纯洁和种族优越的主张，因弗朗兹·博厄斯、奥托·克兰伯格、玛格丽特·米德以及鲁思·本尼迪克特等人类学家的努力而重新充满活力。在遗传学领域，加州理工大学的托马斯·亨特·摩根对醋蝇进行了20多年的研究，最后证实在物种进化中，突变发挥了创造性作用。摩根的这项研究为他赢得了1933年度诺贝尔奖，他开启了遗传学家的新领域：染色体及其组成基因，并为孟德尔遗传理论的简单系统引入一些先前不为人知的精妙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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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赫尔曼·J．马勒的研究显示，以X射线照射果蝇。可以使其突变加速150倍，导致果蝇在经过很少的几代嬗变之后，即能在其后代身上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新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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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地理和天文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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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一些有探索精神的人被吸引到地球上罕为人知的地方，进行勘测探险工作。比如，理查德·E．伯德曾分别于1928至1930年、1933至1935年以及1939年，先后抵达南极探险；又比如，纽约动物学会的威廉·毕比博士长期坚持对海洋生命和深海地质学进行不懈的研究，这些均记载在他的作品《潜入水深半英里处》（1934）中。20世纪30年代还有一项最具独创性的工作，那就是亚利桑那大学的A．E．道格拉斯教授根据在印第安人村庄的桁梁上找到的树木年轮，根据干旱和湿润气候条件及周期之下的均质变化，绘制出一份美国西南部地区绝对气候年表，并将此表的开始时间上溯到了公元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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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位于亚利桑那州的洛厄尔天文台报告说，在迄今为止太阳系所能观测到的行星之外，又发现了第八大行星，即冥王星。6年后，密歇根大学的罗伯特·麦克马斯和他的同事们采用太阳单色光照相仪，拍摄太阳动态影片，生动地显示了太阳大气层运动中的一些气态现象。在威尔逊山天文台，埃德温·P．胡勃观测到了星云的后退视速度，就像其光谱线随星云距地点增长而产生的红移所显示的那样，胡勃还认为自己掌握了宇宙度量的新码尺。1934年，他的同事米尔顿·赫马森发现了人类已知的最大速度：牧夫座星云正以每秒24,000英里的速度消散。在使用装有200英寸反射镜的望远镜之后，这方面又有了更新的发现，这部望远镜的研制费用是在大萧条之前由洛克菲勒基金提供的。它有着巨大的反射镜，于1934年在康宁玻璃厂铸造，并运到帕萨迪纳打磨，预计1941年完工，但又因战争原因而中途停工几年，最后，这部望远镜终于在圣地亚哥市附近的帕洛马山顶安装起来，它能够观测超过10亿光年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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