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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由卡尔·康普顿、阿瑟·康普顿、尤里、安东·J．卡尔森和弗朗兹·博厄斯等人牵头的大批科学家组成了“美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作为AAAS的分支机构，它致力于将科学研究的新成果用于人类福祉，捍卫科学研究的自由。科学家在大萧条时代表现出的社会意识，以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纳粹党人的残忍和镇压，都促进了科学在美国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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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应用科学功效的兴趣，表现在“专家治国论”在1932－1933年间冬天的短期流行中。“专家治国论”是格林威治村的一位大师霍华德·斯科特设计的一套“科学方案”，旨在把国家转变成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理想之国：货币、银行、私营企业和经济失调全都应该向计划经济顶礼膜拜、服服帖帖，任何人每天工作时间都不应该超过4小时，大家收入都一模一样，价格只是用以反映生产任何特定商品所需消耗的能量单位。这一时期更明显的是，图书中关于技术的社会责任的内容也迅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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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几本重要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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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特·蔡斯的《人与机器》（1929），拉尔夫·弗兰德斯的《驯服机器，我们的机器》（1931），和阿瑟·达尔伯格的《工作、机器和资本主义》（1932）。到了罗斯福主政期间，同一题材的书还有哈罗德·鲁格的《伟大的技术》（1933），威廉·F．奥格本的《与机器一起生活》（1933），以及刘易斯·芒福德的《技术和文明》（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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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联邦政府出资支持60位技术专家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一项研究，研究报告称，如果能充分开发利用国家“为消费者生产诚实的商品和服务”的潜在能力，其总产出是惊人的，按大萧条之前的美元价值计算，将会达到令人惊讶的数值——平均每个家庭4,400美元，这一数值是目前实际值的2.5倍。在这样一个数百万人徒劳奔波四处寻找工作岗位而大量工厂机器却在闲置中生锈的时期，那些诸如空调设备、整形外科术、活动板房、光电管、纤维素、合成橡胶、电视、从煤中提炼汽油、摘棉机和溶液栽培等技术创新，明明白白地昭告一个事实：技术正扎扎实实地向前迈进。1937年要生产出比1929年多20％的商品和服务，根本不需要增加任何劳动力，有位工程师估算，生产可以满足美国所有生活需要的物品，产业工人每周工作时间都用不了24个小时。1939年6月，盖洛普民意调查中，调查员问那些领救济的人：“你认为我国当前的失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人们的所有答案中，占比例最大的答案是：“机器取代了人。”这个理由不但不含偏颇，而且相当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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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临近尾声时，一本受公众欢迎的畅销书对此作了富有独创性的分析和预测。詹姆斯·伯纳姆的《管理的革命》（1941）预言，最终统治这个世界的，既不会是资本家，也不会是共产主义者，而是职业经理人，因为他们的角色就像应用科学家和工程师同样的重要，工业秩序中权力的枢纽掌握在协调者手中：生产管理者，工厂负责人，金融执行者。作者伯纳姆还把“新政”解释为政府机构中的一次管理革命，因为联邦政府的管理者们接管了私营企业的巨大领域，并且还能蚀本运作，因此比那种利润制经理人模式有巨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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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举世瞩目的芝加哥世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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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中，3次世界博览会所展示的技术奇迹没有引起多少争议，它切切实实地改变了世界。1933年，芝加哥的“进步的世纪”博览会在第一个展览季即吸引了约1,000万名参观者。这次世博会与40年前的那次博览会不同，那次博览会专门颂扬旧大陆的文化，而这次却是展示本国的发明创造和工程建设领域所取得的业绩，吸引观众最多的是“科学馆”。1939年夏——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最后一个展览季，在美洲大陆西海岸出现了这一类的科技展览，铁路公司趁机向“看两次世博会”的乘客提供优惠的旅行票。在旧金山举行的这次“金门博览会”，除了最富冲击力的彩色泛光灯照明和奢华的航空展览外，仍然忠实沿袭自前哥伦布时代和西属美洲的建筑学的风格，或多或少带点儿贬低现代主义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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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更大、更包罗万象的博览会，是纽约的“明天的世界”，它的三角尖塔和正球形的徽标（一个从地球上升起的尖顶），象征了“社会重建的主旋律”。在1939年即吸引了2,900万参观者，其中包括当时正在进行空前亲善旅行的英国国王和王后，参观者们亲眼目睹了首次面世的大规模荧光灯照明、传真报纸和无线电广播，以及每隔一段时间就可以放射千万伏电压的闪电——“以显示人是如何束缚住了大自然的力量的”。“明天之城”展厅则充满了民居创新项目和“电气化农场”，向人们展示了液体栽培（植物的无土栽培）的奇迹，吸引数百万观众驻足观看。“和平之宫”侧面的22座多姿多彩的展馆是来自美国以外的展品，纳粹德国公然缺席。尽管捷克斯洛伐克不久前失去独立，但依然尽力参加展览会；意大利展馆的标志物是一个巨大的瀑布，日本展馆里摆出一座神道教圣祠，里面有座复制的“独立钟”，该钟由11,000颗人工养殖珍珠和400颗钻石制作而成；而苏联展馆上方竖立了一尊雕塑的庞然大物，主题是一个工人高高地举起红星，一直把它推向云霄。无论是在比喻的意义上，还是在反讽的意义上，它确实是“明天的世界”。然而，无论这样的展览之下暗藏着怎样的政治寓言，展品以无可争议的事实把技术的胜利清清楚楚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并在某种程度上预言了它将给现代人的命运带来的至今尚未固定成文的、或许根本就是无法计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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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在20世纪40年代初，“民族精神”呈现出一种理想、动力与情感的混合体。自20年代以来的自满情绪，被大萧条像秋风狂扫落叶那样席卷一空。随后出现的是罗斯福“新政”，这充满希望、充满活力、蕴含丰富的春潮。这种潮流在罗斯福1936年再度以压倒性优势当选总统后达到了最高峰，之后却几乎不可察觉地出现了枯萎与腐坏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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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该怎样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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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有效治理了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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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缓和贫困方面，“新政”取得的成就是具体而广泛的。在功效方面，它从富人阶层那里索取到财物，来帮助闲置在家的穷人，而当需求增大时，开始着手赤字财政政策。极端的新政支持者们认为，财富的再分配实质上是现代政府的主要职能，极端的保守主义者注意到一些救济接受者很愚蠢地花光仅有的一点儿财富，他们严厉询问，纳税人是否应该由于不负责任而受到责罚。总的来说，全国绝大多数人都更喜欢创造性的就业，而不是一味地赈济施舍。但是在某些气氛中，人们对不断增长的公债感到惊恐，并且发觉政府喜欢娇惯游手好闲的人，过度流于各种无用的承诺。在1939年6月，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请公众指出罗斯福“新政”以来的“最大成就”以及“最差表现”，结果表明，“救济和公共事业振兴署”在两个类目中都以相当大的比例遥遥领先——这无疑是人们看法分歧的缩影。（这次调查显示，关于“新政”的最大成就，28％认为是项目和工作改进组织，21％为金融业改革，11％为自然资源保护，7％为社会安全，5％为农业项目，4％为劳工政策，3％为取消《禁酒令》，2％为外交政策。最差的结果显示：23％认为是救济项目与工作改进组织，16％为各类支出，12％为农场规划，6％为劳工政策，6％为外交政策，5％为政府对商业的干预，5％为最高法院计划，4％为成立国家复兴署，3％为取消《禁酒令》，2％为提高税费。处于高收入阶层的公民认为罗斯福遏制银行业危机的举措是有效的，但对他的消费政策及其救济政策则表示强烈反对。那些处于低收入阶层的公民（包括接受救济的那些人）对救济政策拍手称快，但却反对犁翻棉田，并对减少家畜表示极大的不满。20％的农民对银行体系改革大唱赞歌，认为这是新政中最有效的措施；而另外19％的人则选择了农业项目。对于罗斯福新政的评价最差的方面，29％的人认为当推救济项目和工作改进组织，另外11％的人则选择了农业调整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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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新政”没有、显然也无力解决基本的经济复兴问题。这一政策的某些方面实际上阻止了经济的复苏，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国家复兴署（国家复兴署）的建立。而公共工程署（PWA）、公共事业振兴署以及其他一些美国政府刺激经济的市政投资，则有助于加快改进国内经济条件，这种现象早在1933年就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然而在这十年间依然还有600万到1000万人口陷在失业的深渊中苦苦挣扎，而农业也是依靠大量的联邦政府补贴才得以维持下去。相比之下，事实证明，罗斯福新政的核心“三个R”［即救济（Relief）、改革（Reform）与复兴（Recovery）］中的第三个R，在30年代适应性较强的氛围中是相对容易实现的。人们已经注意到，从“百日新政”开始，“改革”在1935年后代替“复兴”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改革取得的成就令人赞叹，而且很显然具有持久的影响力。国会议员和地方政客们纷纷倒向进步的胜利者一边，而在文学、艺术、音乐、电影中纷纷以富有社会意义的旋律作出回应。以自由开明的杰斐逊主义诠释历史在当前时代已经成为一种惯例，正如在十九世纪汉密尔顿的联邦主义曾经开创时代新风一样，这一风尚甚至一直延及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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