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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的救济、复兴和改革的整体计划基本上是实验性的，不管方法上的流动和多变具有怎样的优缺点，它的最终目标——国家繁荣、分配合理和社会正义则始终是稳定不变的。有时，它的一些即兴之举看似反复无常，例如在1933和1934年间实施的金融市场操纵政策，虽然尝试和错误很多，但这些即兴发挥依然忠实于罗斯福早期做出的坚持不懈地作出行动的保证。作为威廉·詹姆斯在哈佛大学的门生，罗斯福总统以实用主义作为政治工具，而在这一时期，充满混乱、流动与变迁的美国精神对他给予了衷心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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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新政”不得不对很多问题提出仓促的解决办法，以求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功、减少潜在的失败，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重新点燃了曾经照亮老罗斯福总统（即第二十九届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塔夫脱和威尔逊先后当政时期的进步主义的明灯。这盏灯曾在“大圣战”的躁动与兴奋中熄灭了，并且在20世纪20年代死气沉沉的空气中再也没有亮起来。然而，无论罗斯福“新政”有多少缺点和错误，它所获得的公共信任度一直是非常高的，而且其领导者也非常真诚，所以当后世的人得知罗斯福曾引起少数既不乏才智又不缺公民责任心的人的病态的仇恨时，会感到非常困惑。“新政”将大量的工作植根于社会与政府体系中。甚至连1936年和1940年的共和党人也模糊地做出了同样的承诺，无非是更好、也更廉价。多样化“新政”的其他部分经过尝试，或被合法地废除，或自动放弃，或被大加修改。从某些着重点来看，一个“正常”新时代的开始，无疑将会导致其他事物更进一步的屈服。但是，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得承认，美国人的生活确实空前绝后地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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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末，改革立法的步伐缓慢甚至到了停步不前的地步，固守着已取得的成就，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在1938年的总统竞选中，共和党和南方保守党势力的扩大显然标志着潮流的转向，因为从此以后公众对“新政”的热情与创新越来越不感兴趣。随着1929年全国性大崩溃渐渐远去，而这一代人中已取得了相当多的复兴业绩，改革的目标似乎已经充分实现了。似乎是为了将1935年分离的两个支流重新汇合起来，罗斯福总统在1939年1月4日对国会说：“现在，我们应该释放全部的精力，用以使复兴的进程充满活力，以保护我们的改革成果。”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过去一路走来所不能见到的”。他还意识到，“新政”改革是一种广义上的防御措施，它不仅把美国从内部的经济瓦解中解救出来，而且建成了抵御国外强敌的坚强堡垒。毫无疑问，罗斯福也注意到党内也需要更加紧密的团结，而国家也处于迫在眉睫的世界战争的威胁之下。当某些曾经支持他的国内计划的国会议员，现在离他而去，把他丢弃在孤立主义的营房中生闷气时，罗斯福需要南方保守党的选票，也需要认可干预主义的共和党人支持他重整军备。这一年度的咨文以严肃的暗示之语结束：“来自国外的危险比国家内部的危险更为可怕。……我曾经预言这一代美国人将会与命运碰触。这句预言正在成为现实。对我们而言，我们所得到的已经很多，但我们所期待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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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欧洲，希特勒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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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33年3月5日版，紧挨关于罗斯福就职典礼的报道，是一篇以《希特勒的胜利指日可待》为题的文章，该文章报道了来自德国的最新消息。以“彰显纳粹党人的民族觉醒精神”为宗旨的熊熊烈火，沿着德国边境线的山峦猛烈燃烧，此火焰成为一根迅速点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起初，对普通的城镇居民来说，极权主义的膨胀似乎只是从报纸上读到的东西，不值得人们去关注。不过，专栏作家、电台评论员、行遍天下的新闻记者、部分教育工作者，还有少数归国侨民，都开始在他们的书籍和文章中估量极权主义的危险。然而，从1935年希特勒恢复“义务兵役制”、1936年纳粹德国修筑莱茵河防御工事，还有与此同时的墨索里尼征服埃塞俄比亚，到1936－1938年间“轴心国”独裁者们联手摧毁西班牙人民政府，再到1938年春天希特勒征服奥地利、秋天至次年春征服捷克斯洛伐克，无一不预示着极权主义危险正大步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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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无论是在原则立场上憎恨希特勒的非犹太人，还是那些被希特勒病态憎恨的犹太人——是世界末日的一个征兆，这些难民在大城市的普通社区里比在中等城镇更为常见。1933－1939年之间，仅来自德国的准入移民就有约60,000人，这个数字尚不包括大批未能申请到美国领事馆的移民许可的人。外来移民潮的增长与国内移民潮急剧下降，恰好同时发生。从实践来看，随着美国生活的前景不再那么诱人，许多已经定居美国的欧洲侨民开始迁回旧大陆，因为那里生活成本比美国低，并且有梦寐以求的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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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美国的移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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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离开美国的人数历史上首次超过了前来美国的人数，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1936年，入境移民才略微高出出境移民。由于欧洲战事造成难民大增，流入美国的移民数一直稳步增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仍如此。总体来看，20世纪30年代这十年间，与过去的几个十年有着令人吃惊的鲜明对比。1921－1930年那个10年间，输入移民总数达到了4,107，209人，而在1931－1940年这个10年间，输入移民的数量降至528,431人，这是自1820－1830以来人数最少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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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欧洲知识分子圈子中评论美国文明的缺点是个长期的流行话题，话题多是关于美国种族骚乱、盗匪歹徒、腐败政治、傲慢的资本家和普遍粗俗，但美国再一次扮演了自由主义流亡者避难所这一公认角色。这一波难民和以前的难民不同，以前的难民有几拨德国和意大利的农民、技师和普通劳工，而这次的难民组成中有比例非常高的医生、科学家、学者、音乐家、艺术家和作家，他们来到美国，渴望把自己最好的技艺奉献给这个收留了他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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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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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难民中包括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小说家托马斯·曼因，指挥家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和奥托·克伦佩勒，作曲家阿诺德·斯赫尔伯格、保罗·亨德米特和库尔特·魏尔，建筑师沃尔特·格罗佩斯，画家乔治·格罗兹，遗传学家理查德·戈兹施密特，细菌学家卡尔·兰格，文化历史学家朱塞佩·A．博格塞，以及德国前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他以哈佛大学公共管理学教授身份移居美国。大多数难民很快都找到了工作。“帮助转移德国学者紧急委员会”资助了一些在大学里工作的学者，为他们提供研究基金，直到他们适应新环境并且环境能够正确认可他们的价值。此期间，位于曼哈顿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在1933年创办了“流亡大学”，这所大学雇用了178名欧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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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反犹主义与和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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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中的犹太人最为显眼，这无疑刺激了反犹主义情绪的激化，尽管反犹主义在美国尚是相对较新的现象。在某些特别的群体中，反犹情绪就像第三帝国的政治实验室狂热地炮制出的充满仇恨的细菌战，它立即被西班牙和意大利仿效，并把传染源扩散到了大西洋彼岸。大概每个人和每个地区、每个民族同样在自身内部携带着这种种族和宗教偏见的潜在病菌，只不过健康的心态和正当的天赋抵抗力能够阻止这种病菌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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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1938年，像阿尔文·约翰逊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们都可以公开说“美国的反犹主义明显在增长。人们都知道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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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反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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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4月，《财富》杂志（Fortune）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询问人们：“你认为我国针对犹太人的敌意是否正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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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将近46％的人回答没有增加，33％的人回答“是”，21％的人拿不准观点。在很少见到犹太人的小镇、乡村和农场，人们大多否认那种敌意有所增长，但城市居民、白领工人和东北海岸地区的居民则给出了相反的答案。另外，还有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本身就表现出了反犹情绪。比职业煽动家更为恶劣的是那些缺乏思考能力、或者对犹太人心怀不满的人，他们往往随意地、不负责任地甚至轻率地表达出他们的观点，这是一种混杂着多种不同因素的偏见：犹太人属于那种垄断了某些生意和职业但又不可同化的少数族群。再加上一些精心灌输的谬论，比如说他们都是“国际银行家”，但他们其实不过是“新政”支持者而已。所以，对于希特勒公然迫害犹太人的行为，压根不觉得有什么可恶之处的美国人并不很多，但是，却有不少重要人士们跟在纳粹党人的鬼话后面不假思考地鹦鹉学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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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反犹主义情绪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轻信对外国的不够客观的宣传，这些宣传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英国、法国和美国自己的“克里尔委员会”大肆宣传的关于比利时儿童被碎尸、加拿大士兵被钉死的那类耸人听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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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秋，非营利性质的“宣传分析研究所”在纽约市成立，它由一个顾问委员会领导，该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历史学家查尔斯·A．比尔德和詹姆斯·T．肖特维尔，经济学家保罗·道格拉斯，以及社会学家罗伯特·S．林德，其主要活动就是针对国内外的宣传材料，公开出版月刊《宣传分析：一份帮助睿智公民洞察和分析宣传的每月通讯》（Propaganda Analysis：a Monthly Letter to Help the Intelligent Citizen Detect and Analyze Propaganda）。该月刊命令并分类介绍了7种基本的宣传手段：提名辱骂法、粉饰涂脂法、转移目标法、佐证事实法、白话传说法、偷梁换柱法和马戏卖艺法（“人人都做的”）。这些学者无疑洞悉了很多事实的真相，并用这本刊物帮助教育许多国民超越“大改革”时代特有的冲动与天真，他们还起到了促成“反宣传”的宣传作用，使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转向怀疑主义，并逐渐变得冷漠，最终对民族精神冷嘲热讽、玩世不恭，并助长了面对极权主义威胁时表现出孤立主义者才有的漠不关心。对这些人来说，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的专制独裁的宣传，还是民主主义者的关于信仰自由、多样性和分权制的宣传，都是没有区别的宣传，都一视同仁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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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主义也弹奏出自己的伴奏音，在这一时期伊始，经济状况成为裁军的一个理由。1929年7月29日，威拉德·M．基普林格在《时事通讯》（News Letter）中写道：“和平主义者意气冲动，国内一些小册子也一起兴风作浪，都再三强调战争的主要特性是浪费钱财。”在很大程度上看，胡佛总统把大萧条的责任归咎到重整军备的头上，1930年春，他大为赞赏在伦敦召开的海军会议，该会议成立了“战争政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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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出于对“外国纠缠”的反感，国会通过《约翰逊法案》，禁止政府再次借钱给拖欠美国债务的国家，并授权总统有权禁止销售武器给外国的各交战方，此举的直接原因在于南美洲中部冲积平原上爆发的“查科战争”。1935年，美国参议院再一次拒绝了加入“国际法庭”担任成员国，国会也开始着手制定一系列中立法案。从实践角度讲，这一立法使美国放弃了传统主张：“公海自由”，禁止武装商船，禁止借款给交战国或者向它们赊账，强制推行武器禁运——对侵略者和受害者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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