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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秋，非营利性质的“宣传分析研究所”在纽约市成立，它由一个顾问委员会领导，该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历史学家查尔斯·A．比尔德和詹姆斯·T．肖特维尔，经济学家保罗·道格拉斯，以及社会学家罗伯特·S．林德，其主要活动就是针对国内外的宣传材料，公开出版月刊《宣传分析：一份帮助睿智公民洞察和分析宣传的每月通讯》（Propaganda Analysis：a Monthly Letter to Help the Intelligent Citizen Detect and Analyze Propaganda）。该月刊命令并分类介绍了7种基本的宣传手段：提名辱骂法、粉饰涂脂法、转移目标法、佐证事实法、白话传说法、偷梁换柱法和马戏卖艺法（“人人都做的”）。这些学者无疑洞悉了很多事实的真相，并用这本刊物帮助教育许多国民超越“大改革”时代特有的冲动与天真，他们还起到了促成“反宣传”的宣传作用，使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转向怀疑主义，并逐渐变得冷漠，最终对民族精神冷嘲热讽、玩世不恭，并助长了面对极权主义威胁时表现出孤立主义者才有的漠不关心。对这些人来说，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的专制独裁的宣传，还是民主主义者的关于信仰自由、多样性和分权制的宣传，都是没有区别的宣传，都一视同仁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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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主义也弹奏出自己的伴奏音，在这一时期伊始，经济状况成为裁军的一个理由。1929年7月29日，威拉德·M．基普林格在《时事通讯》（News Letter）中写道：“和平主义者意气冲动，国内一些小册子也一起兴风作浪，都再三强调战争的主要特性是浪费钱财。”在很大程度上看，胡佛总统把大萧条的责任归咎到重整军备的头上，1930年春，他大为赞赏在伦敦召开的海军会议，该会议成立了“战争政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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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出于对“外国纠缠”的反感，国会通过《约翰逊法案》，禁止政府再次借钱给拖欠美国债务的国家，并授权总统有权禁止销售武器给外国的各交战方，此举的直接原因在于南美洲中部冲积平原上爆发的“查科战争”。1935年，美国参议院再一次拒绝了加入“国际法庭”担任成员国，国会也开始着手制定一系列中立法案。从实践角度讲，这一立法使美国放弃了传统主张：“公海自由”，禁止武装商船，禁止借款给交战国或者向它们赊账，强制推行武器禁运——对侵略者和受害者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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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和平主义也有多种表现形式：从20世纪20年代末女童子军的制服由“军国主义的”土黄色改为灰绿色——这样人们就不会因为这种颜色而联想到德国军队的“原野灰”，到1935年“全国教育协会”对参议员杰拉尔德·P．奈的雷鸣般欢呼，以及随后几乎一致地投票谴责动用税收去学校中搞军训。“妇女俱乐部”发起了反对以军人造型做玩具的运动，还有人提议废除“阵亡士兵纪念日”以及雕刻军人墓碑的习惯做法。左翼劳工组织和激进团体一度有可能将和平运动，从中产阶级、理想主义者、并且主要是女性的手中夺过来为己所用，因为左翼劳工组织和激进组织在法西斯主义兴盛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最后抵抗，看到了资本主义精神在战争中的最后挣扎。西奥多·德莱塞和厄普顿·辛克莱等人在1933年组建的“反战大会”就是这类组织，它成立不久就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们支持的“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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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职人员回想起他们在1917年曾如何“举枪敬礼”，现在，他们下定决心再不会为另一场战争祝福。1931年，在对19,000名基督教牧师进行的一项全国范围的调查显示，有12,000名牧师认为教会应该公开表示反对将要发生的任何战争，超过10,000名牧师宣誓不支持或不参与任何一场战争。1934年进行的另一次规模更大一些的民意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人希望自己所属教派反对一切战争，不过对于防御性的战争，却只有不足一半的人表示反对，这多少有点儿不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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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的身上承担了关于战斗的不同观念的冲突，一方面他们倾向于把一切战争都视为是徒劳无益的，同时他们并不是坚定不移的和平主义，而是表现出希望能用武力避免或阻止战争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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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大学生与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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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文摘》杂志（Literary Digest）就大学生群体进行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每25个人中就有21个人愿意在国家遇到他国攻击时拿起武器保卫祖国，每25个人当中表示愿意参军去侵略他国的人不超过4个。两年之后，一次以13,000名年轻人为样本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男青年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表示，如果宣战的话他们愿意当志愿兵；另有三分之一的人表示，如果国家进行义务征兵的话，他们会服从参军；十二分之一的人表示只有在国家遇到他国侵略威胁时才愿意当兵，另有十二分之一的人表示无论何种情形下都拒绝参军。女青年们反对战争的人数是男青年的两倍多，她们纷纷表示，她们会劝阻自己的兄弟、爱人或丈夫不要当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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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罗斯福总统放出一只试探性气球以探测舆论反应，他发表了芝加哥演说，建议对破坏世界和平的分子实行“封锁”政策。这时，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近四分之三的人支持《勒德洛修正案》，该修正案试图禁止国会未经全民公决而宣战，除非国家遭到武力入侵。幸亏罗斯福强烈反对该法案，以及亨利·L．斯廷森等具有世界眼光的共和党人对他的理解与支持，众议院于1938年初以微弱多数搁置了这一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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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整个世界迈向战争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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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唆使一伙法西斯主义者，由弗朗西斯科·佛朗哥领头，发动了试图推翻西班牙合法政府的叛乱。苏联给予西班牙合法政府的帮助不多，无力改变西班牙政府被推翻的局面，但却有足够力量离间美国天主教教士团，结果使得华盛顿确定以强有力的措施禁止武器运输，事实上，此举对西班牙共和政权造成了伤害。美国许多心怀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和左翼分子纷纷站到西班牙自由主义的旗帜下，组成了“亚伯拉罕·林肯旅”；一部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的电影《战火中的西班牙》（Spain in Flames）的公映，更是激起了美国公众的激动和控诉的浪潮；老百姓如今都知道了那支里应外合的佛朗哥密探军队“第五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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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直接影响到美国的战争无可避免地在世界的东方爆发了。日本人于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尽管当时胡佛总统的国务卿斯廷森对日本人的行径提出了抗议，但既没有得到英国的热烈响应，也没有引起美国公众的强烈关注。日本在试探出国际社会漠不关心的态度之后，于1937年7月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这一次，罗斯福政府再次表示抗议，许多女大学生扯下丝袜，并走到连锁店联合抵制日本的产品；但这些姿态极为软弱无力，因为与此同时美英两国的生产商更加快马力向日本天皇的战争机器销售石油和铁粉。然而，1937年底，美国炮艇“班乃岛”号沉没，美国要求日本对此事道歉并加以赔偿，日本对此要求立即进行了回应。全国防止战争委员会试图禁止放映描写这一事件的电影，因为电影的内容“直接针对日本人，毫无疑问会唤起美国人对日本人的愤恨”。伴随1938年白宫搁置禁运的法案，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了来自公众的坚定而稳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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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严酷的事件而非公众的激情，把国家一步步推向战争。1938年10月的民意调查显示，尽管有不少人认为希特勒的做法是不公正的，但绝大多数人支持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在慕尼黑建议的“慕尼黑协议”；不过，到了1939年，在另一次抽样调查中，却发现仅有五分之二的人仍然希望美国能够置身在世界冲突之外。4月，总统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发电报，愿以邻国的身份与之订立一份十年互不侵犯的条约，但遭到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蔑视。8月底，一份令人震惊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出台，它以牺牲波兰为代价保存苏联，这是一个比《慕尼黑协定》更让人唾弃的绥靖做法。它的转向如此迅猛，以至于其离心力把所有同路人都甩得远远的。一个星期之后，希特勒出兵侵占波兰。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这两个国家得到了一些道义上的声援，此外没有得到多少有用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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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国家将依然保持中立，”在一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这样告诉国民，“但我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美国人都能在思想深处做到中立。就算是中立者，仍有权利去评价事实，我们也无权要求一个中立者去关闭自己头脑的思索，或者关闭自己的良心。”次年，公众情绪逐步调动起来。从“现金购买、自行装运”军备的政策所推行的仁慈中立——1939年11月修订的《中立法案》使之成为可能，到迅猛增长的对波兰的同情和经济援助——此时波兰遭到苏联的武装进军，再到“向盟国提供除了战争之外的所有帮助”和“即使有可能卷入战争，也得提供帮助”，正如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的，在1940年底之前大多数人有此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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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往往引领民意，在某些时候甚至会引领国会，他能强化民意的表达。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即使是过去的事情也被最近燃起的大火所照亮，人们看清了一切，公众的判断发生了空前的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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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公众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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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春，有64％的公众认为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错误的，而到1940年12月，只有39％的人仍坚持那一观点。盖洛普民意调查还显示，到1940年10月，支持对日本禁运所有供应品的公众达到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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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参议员伯顿·K．惠勒、众议员汉密尔顿·菲什以及其孤立主义者朋友们，现在团结一心，组建了“美国第一”委员会，继续为宣扬自己的立场而大声疾呼；与此同时，新闻记者和《现在联盟》（Union Now，1939）的作者克拉伦斯·斯特赖特的追随者们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极力鼓吹把北大西洋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15个民主国家的主权合并为一个自卫联盟。在乱纷纷的时局面前，还有些人更多地寄望于泛美地区的大团结，而不是指望“英语民族”的核心作用，他们对罗斯福建在“扬基帝国主义”摇摇晃晃的桥墩上建起的“睦邻”政策比较满意，认为这是一座可以使用长久的友谊桥梁。针对一些已发生了变化的国际关系，国务卿赫尔在1940年7月比较客观地说道：“‘门罗主义’的本质就是共同安全中的一根支柱，它并不意味着美国对美洲各国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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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对形势的概括有益于美洲国家之间加强谅解。其意义丝毫不亚于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联合防御委员会的建立。9月，美国以相当具体的方式表明了自己在北大西洋地区的责任。根据一项政府间协议，美国以50艘超龄的驱逐舰换取了原属英国的从纽芬兰一直延伸到英属几内亚的8个军事基地，租借期99年。当1940年5月希特勒进军荷兰和比利时的时候，威廉·艾伦·怀特组建并领导了“援助盟军保卫美国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名字包含的意义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赞成。一个月之后，盟国中只剩下英国还在跟轴心国战斗，因为法国已经屈服于纳粹党人的“闪电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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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保卫英国的军事物资的生产和美国的备战，一起稳步增进。随着飞机制造厂的设备改造，拖拉机装配线转变成坦克和炮架的生产线，造船厂和精密仪器车间不间断地轰鸣作响，美国的战争实力不断地被现代化并且不断地扩张。这一时期，英美两国的合作关系在1941年3月11日《租借法案》签订后发生了重要的转折，该法案决定向反对轴心国的国家供应原材料，供应的总量是基于这些国家的实际需要而不是偿付能力。美国还决定借款给中国，并于1940年禁止向日本输出高品质汽油和金属。这些做法得到了公众的认可，但它们所吸引到的关注度，远不及大西洋彼岸的欧洲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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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业振兴署对日益临近的战争危险做出了回应，越来越多地转向像飞机场和军工工程、国民警卫队兵营、兵工厂和步枪靶场之类的建设项目，截至1941年10月，公共事业振兴署三分之一的工人都在从事这样的工作。国防方面的需求使国债不可避免地连创新高，但与之相对的是，救济的需求倒是日益减少。欧洲战事的前一年中，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工业生产指数至1940年初秋增长近7个百分点，私营企业雇佣了约200多万名工人。美国还出现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人力需求之源，即1940年9月16日签署通过的和平时期的第一个《义务兵役法案》。随后的几个月中，服装制造商打出了这样的广告：“时尚的年轻人现在流行穿军绿色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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