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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随笔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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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经济有很多有趣的问题，近年来我在杂志、报纸和演讲中发表了有关这些问题的文章。我觉得应当把它们整理出版，请读者指正。希望本书能够表达经济学的意义，能让我们了解中国经济为什么有这样的高度发展，用怎样的政策可以改善中国经济。了解中国经济不单是经济学界的责任，而且是一般公民应有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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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四部分：中国的经济发展、经济研究和经济学教育、经济政策、闲谈美国。里面的内容是多方面的，请读者自己去发现。我想用写序的机会，介绍自己和自己的想法。我生于南中国，在广州、香港和澳门等地长大。1948年8月到美国留学，当时我17岁，此后在美国生活到现在。1980年以后，我常常回国，平均一年两次，两次大概共一个多月。我和教育部、教育委员会合作，促进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现代化，当过总理和体改委的顾问多年，参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我从1979年开始专心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并从1986年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开设了一门有关中国经济的课程。学者们对中国经济的一些问题，意见各有不同。请看第16篇麦金农教授和我关于人民币应否升值的辩论。介绍文章的作者说，“邹至庄看到麦金农的文章后，以电子邮件方式与前者进行了数个回合的意见交换，提出了与麦金农针锋相对的不同看法。下面刊载的是经过邹至庄教授整理和同意发表的意见交换稿。编辑部钦佩这种学者式的交流态度，也许是我们在国内时下的学界难得看到，故特别愿意在此将它推荐给读者。”读这文集的，一定有和我意见相左的。我希望我们能够虚心地互相学习，实事求是。请看第23篇，我认为，实事求是是讨论问题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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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这文集，有十分愉快的经历。有很多朋友和同学，帮了不少忙。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洪永淼院长邀请我在2009年2月到学院讲课。有一百六七十位研究生来听。文集的一部分文稿，是由该院的牛霖琳教授，指导一班又一班的同学，把我的英文稿翻译成中文。翻译了几篇有经验以后，有两三篇是我请同学们根据我的应用经济学讲稿，由他们自己用普通文字写出来。这真不容易。同学们的名字，在文章后面都有记载。我把文章整理成书的时候，得到了香港城市大学王干筝同学的帮忙。出版的时候，吴素萍编辑对部分文章提出了修改意见。我对他们表达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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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至庄于普林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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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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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随笔 1.中国的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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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非常荣幸能参加第五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这次回到中国我觉得非常兴奋，1980年我第一次回国是来北京做计量经济学的讲座，与那时相比，现在的中国经济学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我非常佩服各位经济学者在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科研领域所做的重要工作，特别是海闻教授，他组织了历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年会，我认为年会举办得非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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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和诸位讨论的主题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我选择从三个方面来与大家进行交流：第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第二方面是非国有企业的改革，第三方面是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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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根据作者在2005年第五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的发言稿整理而成。——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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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过去都是计划经济来管，在农村有公社，在工业上有国营企业。怎么使国有、公有资产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运作呢？我觉得可以用三个字来回答，就是“责任制”。我们知道，在农村把土地经营权交给农民，农民多劳多得。在工业上，1997年开始把工厂交给管理者和工人。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就是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的所有权性质仍然是国有，只是经营权属于个人了。经营者在经营的时候为了追求高利润而提高管理效率，这在经济学效率上看是非常有效的。以上是改革国有、公有资产管理的一条最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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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非公有资产而言，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其自己去发展。乡镇企业在1980～1990年这段时间对中国经济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当年邓小平也说过，他也没预料到乡镇企业能这样快地发展起来。要是政府让乡镇企业自己去发展，我想这是一个比较有效的管理方法。在教育方面也应如此，大力推进民办教育对中国发展也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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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对外开放，以前的外贸都是由国家管制，后来才逐渐自由化，地方政府或者外国企业逐渐地可以参与进来。现在中国出口的产品遍布全世界，中国在引进外资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不管是引进资金、技术还是管理方法，都能对中国经济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为什么引进外资在中国如此成功而在别的国家就不是如此呢？为什么外资喜欢到中国来投资，而不是到非洲或者东南亚其他国家呢？我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有比较良好的经济环境，以后我和诸位可以再详细探讨这个问题。这是我对过去中国在这三个方面的简单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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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要与大家探讨和展望中国应如何发展这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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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对于公有资产的管理，以后我们能不能继续沿用责任制的办法？我觉得那不可行了。因为现在的问题和从前不一样，现在的国有企业也都要实行股份制，部分中小型企业在90年代后期把一部分股权交给了管理者和工人。政府的政策是仍然确保政府掌握国有大型企业的管理权不放松，虽然把其变成股份制，有部分股可以在中国香港和美国上市，但是大部分股权还在国家手里，企业管理者由国家决定和委任。这与从前的责任制不同，责任制的管理权在经营者手里，而现在这些国有大型企业的管理权却是在官僚手里。这些国有资产，名义上是国有，但管理却由国家委任的官僚来进行。这些官僚在管理上可以利用其权力来谋取资本的利益，我认为这是目前中国腐败问题滋生的一个根源。让官僚来管理国有资产，腐败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土地在中国来说算是公有财产，但所谓土地公有是个有问题的说法，都说土地公有，但还是要人来管啊。好比几年前大家说经济过热，土地开发过快，这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土地公有。若是一个官僚掌管土地的开发权，有人向他要开发土地的审批，他可能就因为土地开发商给他的各种好处，满足个人利益，而把国家土地的使用权随便地批给开发商，于是就滋生了贪污腐败，这对于土地的有效利用并不好。若是在土地私有环境下，土地所有人就不会把土地的开发权轻易卖给别人，因为他考虑到土地以后可能会升值等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的开发就有所限制。而如今我们的公有土地就不存在这个顾虑，因此土地开发的速度会快。从前用责任制来管理国有、公有资产，而现今改革时国家仍然不放弃经营权，包括土地的经营权，我觉得这是个重要问题，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很好地去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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