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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要与大家探讨和展望中国应如何发展这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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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对于公有资产的管理，以后我们能不能继续沿用责任制的办法？我觉得那不可行了。因为现在的问题和从前不一样，现在的国有企业也都要实行股份制，部分中小型企业在90年代后期把一部分股权交给了管理者和工人。政府的政策是仍然确保政府掌握国有大型企业的管理权不放松，虽然把其变成股份制，有部分股可以在中国香港和美国上市，但是大部分股权还在国家手里，企业管理者由国家决定和委任。这与从前的责任制不同，责任制的管理权在经营者手里，而现在这些国有大型企业的管理权却是在官僚手里。这些国有资产，名义上是国有，但管理却由国家委任的官僚来进行。这些官僚在管理上可以利用其权力来谋取资本的利益，我认为这是目前中国腐败问题滋生的一个根源。让官僚来管理国有资产，腐败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土地在中国来说算是公有财产，但所谓土地公有是个有问题的说法，都说土地公有，但还是要人来管啊。好比几年前大家说经济过热，土地开发过快，这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土地公有。若是一个官僚掌管土地的开发权，有人向他要开发土地的审批，他可能就因为土地开发商给他的各种好处，满足个人利益，而把国家土地的使用权随便地批给开发商，于是就滋生了贪污腐败，这对于土地的有效利用并不好。若是在土地私有环境下，土地所有人就不会把土地的开发权轻易卖给别人，因为他考虑到土地以后可能会升值等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的开发就有所限制。而如今我们的公有土地就不存在这个顾虑，因此土地开发的速度会快。从前用责任制来管理国有、公有资产，而现今改革时国家仍然不放弃经营权，包括土地的经营权，我觉得这是个重要问题，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很好地去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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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我要讲的是让非国有企业自己来发展。近几年中国在这方面进步很大，如宪法也作了相应的修改，确保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享有平等的地位。但是我有个问题需要与大家讨论，中国内地能不能产生像比尔·盖茨、王永庆、李嘉诚等这样大的企业家？我们的大众愿不愿意在自己的国家产生这样的大企业家？数年前这是一个疑问，但到2009年，中国已经产生了这类杰出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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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市场经济自己去选择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改革的时候，如股市，是由政府来决定的，上海的股市是在1991年、1992年由政府在体改工作中建立起来的。但是在市场经济环境里，市场不是由政府来计划的，而是由市场自然产生的。好比纽约股市也不是政府去做计划的。在这点上，我觉得现在中国政府还是做了很多计划。我们应该思考，现在这个环境下，我们的政府应该对哪些做计划，哪些应该由市场自己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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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问题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一个举动。全球化就是让货币、资产、技术和人在国际上流动。那我们让不让这些要素自由流动呢？目前中国对一些方面有所限制。中国做的最重大的一个举动就是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这得感谢当时的朱镕基总理，他推动了这件事情的进程。当然，外来竞争也推动了中国入世的进程，因为当时国内的很多大型企业、银行发展非常慢，若能引进外来竞争就可以刺激这些国有企业、银行的发展。我觉得中国现在有三点做得比较保守：一个是银行，中国对外资银行与国有银行的竞争有所保留，比如规定外资银行的入股比率不能超过20%，这限制了中国国有银行的发展。另一个是外汇管制，记得我今年九月在北京做了个演讲，会议主办方给我一些酬劳，但是这笔酬劳我却不能换成美元带回美国，酬劳的数目很小，但是换不了，为什么不能自由兑换呢？我觉得人民币对美元应该可以自由兑换，这说明中国在这方面做得相当保守。第三个是人民币汇率管制，我们知道现在人民币的价值是低估的，美元对人民币的兑换比率太低。若是人民币便宜，美元价格高的话，很多美国人就喜欢在中国投资、在中国购物，这些人民币消费对他们来说都很便宜。中国的外汇每年都增加，听说2004年一年就增加了2000亿美元。也有人说为什么不能让人民币完全由市场决定呢？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中国政府不能让这么重要的决定由市场来决定，一定要进行管制。管制的做法我非常认同，但是管制也必须根据市场的供求因素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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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些地方还做不到对外开放，这个问题在美国也存在，美国的市场也并非完全开放，资本流动在美国也不是完全自由的。我觉得中国逐步开放也有好处。1997～1999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很多国家的资本能够完全自由流动，例如泰国，当外资看到其国内投资环境不太好就马上撤掉投资资金，这就影响了泰国或者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在这次金融风暴中受的影响较小，因为中国的外汇流动不完全自由，从这个层面上说，中国外汇的不完全开放也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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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与大家分析中国在国有企业改革、非国有企业改革和对外开放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总的来说，中国的体制改革会慢慢进行。另外，我们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剩下的问题已经不多了，所以改革的速度会放慢。但是改革速度慢对于经济增长会有何影响呢？我觉得，虽然中国体制改革在今后几年速度不会太快，但中国经济仍会继续增长。因为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为什么我说以后中国的经济会继续增长呢？有三个原因：第一是中国良好的人力资源。中国的工人传承了悠久的历史，历史上中国的手工艺就很精湛，在美国我就觉得美国工人的手工比不上中国工人。人的素质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人的素质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在经济学教科书上提出来，但我个人觉得非常重要。第二个因素是逐步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我们的改革已经到了一个时期，我们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们的人的素质是一样的，但是由于没有建立市场经济，所以经济发展比较慢。第三个因素是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与很多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可以引进发达国家现有的先进技术，以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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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只要具备了上述三个因素，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比较快。有人说这二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如此迅速是个奇迹，我觉得这不是例外，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比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它的经济也是相当落后的，但战后日本的经济就飞速发展，这是因为日本当时具备了这三个因素。其次是亚洲四小龙的案例，为什么在某个时期四小龙发展这么快？也是因为它们都具备了这三个因素。所以，中国只要具备这三个因素，经济也会加速发展起来。我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持很乐观的态度。那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会放慢速度呢？是因为以上我谈到的第三个因素：有距离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当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了，技术水平提高了，我们与世界先进技术之间的差距就越小，第三个因素发挥的作用就越小，相应的，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较之以前就会有所放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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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经济转型》（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一书中，对有关中国经济发展因素、经济改革等问题都作了一些讨论。在这本书中我用了现代经济学宏观、微观、国际贸易、金融等经济学理论去解释和分析中国的经济现象。我觉得在中国学习现代经济学，用国外的教科书去学经济学理论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去分析中国的实际，这样才能更好地学习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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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随笔 2.一九八九年后的中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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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政治风波后，转眼已二十年。现在是适当时候让笔者来总结中国二十年以来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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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14日，我应邀在普林斯顿大学香港校友聚会中，就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发表演说，该活动原定安排在政治风波前举行。我对事件感到悲痛，但我当时认为政治风波只会略为拖慢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因为只要当局能维持法治及秩序，经济增长是依据基本经济因素而运行的。基本经济因素是指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一系列可运作的市场机制，以及中国仍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人力资本包括具有技术且勤奋的劳动人口、足智多谋的企业家。市场可能不完美，但它们能鼓励工人及企业家为改善自身经济条件而奋斗。中国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这有利于中国吸收当时最先进的科技，作跳跃式经济发展。这些相同因素同样造就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以及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及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取得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三个基本经济因素已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直至1989年，而这些情况随后也将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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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目的经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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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回顾一下1989年以来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以1978年的指数为基准（1978：100），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数从1989年的271.3，升至2007年的1500.7《中国统计年鉴2008》表2-5），亦即指数每年以约10的平均速率上升。1978～1989年的11年内，实际GDP的增长率为9.5%。有人质疑中国官方的全国收入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但我们只需看看部分耀眼的事实，就能知道中国的经济增长情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已建成4000多栋的摩天大楼，这是有目共睹的。按全国计，每名城市居民的住房空间从1989的13.5平方米，增至2007年的31.6平方米。2007年每百户城市居民拥有165部移动电话，每百户农村居民则拥有78部移动电话。2008年，中国生产超过1100万辆汽车，刚好超越美国的产量。高质量的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从1989年的玩具及鞋履，到近几年的电脑及汽车产品。中国从贸易顺差中积累了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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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政策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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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海外投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香港人在中国海外投资中占相当大部分。海外投资为中国带来金融及实物资本，带来现代管理技术及工作方法，并为内地企业带来竞争，协助提高效率。中国国营企业效率一向欠佳，但部分国企在面临海外竞争时，若给予管理层足够报酬以鼓励他们做好工作，便会变得更具效率。典型的例子便是广州东方酒店。东方酒店面临香港投资及管理的酒店的竞争，如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及花园酒店，它在20世纪80年代的表现已大幅改善。但海外投资并不是促成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核心因素。国际投资者可在全球任何地方投资，他们选择在中国投资，是因为上述三个基本经济因素创出了有利的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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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外贸的角色有相若观点。出口给予中国机会，可以用国内产品换取所需货品，但中国首先必须有能力生产这些商品。1989年，中国仍面对贸易逆差，出口只占GDP的11%；1990年，中国开始取得贸易顺差；2006年，中国的出口已占GDP的35%。为何90年代前，中国出口这么有限？同样是那些基本经济因素，提升了中国的技术水平，最终令国内产品获世界市场接受。海外评论家讲中国近年的出口盈余，归功于人民币汇率偏低。一国货币汇率是影响贸易平衡的因素之一，但一国如未有能力以低成本制造高品质的出口产品，便不能单凭低汇率从海外贸易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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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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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开放政策外，经济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国家容许并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同时将国营企业逐步转型。前苏联在500日内把低效益的国营企业私有化，但中国不采取这条路线，而是将这等企业逐步转型，更让及鼓励民营企业壮大。在90年代中期前，城乡企业成为经济中最具活力的推动力，海外及内地企业亦快速增长。80年代初，中国大部分国民均处在贫困水平。在大家都从几乎平等的经济起步点开始的情况下，机智的企业家便有能力取得成功。除了建立起自己的新业务外，许多国企及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前任管理人，多年来更获得了这些企业的所有权。90年代末，国营企业成为股份制企业。中小型国企的股份售予职工，这增加了企业的资本，亦为员工提供了工作诱因。大型国企股份由公众持有，但更多企业到深圳及上海交易所挂牌，往后便到香港及纽约的交易所上市。国营企业按部就班进行私有化大体上是有效的，而集体企业、外资企业及私人企业推动经济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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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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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多出来的财富，是否已扩展至贫穷阶层呢？答案是肯定的。纵然城市人口更为受惠，但农村人口收入也得到长足改善。城市人口的人均年度实际可支配收入指数从1990年的198.1增至2007年的752.3（1978年指数100），农村人口的该指数则由311.2升至734.4（《中国统计年鉴2008》表9-2）。前者年均增长率为8.2%，后者为5.2%。从1978～1990年的指数得知，农村人口人均收入的增幅远高于城市人口。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已获大幅提升，但收入不平等现象仍在加剧，因为两组人口增幅不同。2007年，城市人口人均收入为13786元人民币，是农村人口人均收入4.140元的3.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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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贫困线下的人口比率是衡量贫困情况的指标，而贫穷情况已急速改善。若将贫困线定为2006年物价水平下入息为600元人民币或以下，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中国人口比率已从1985年的12%，大幅下降至1990年的9%，随后便跌至2003年的3.5%，以及2006年的1.8%（《中国统计年鉴2008》表9-19及以往年鉴的类同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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