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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杨小凯的观点比较悲观，但他至少提示一点，发展并非止于经济增长，比如现在大家也很重视在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平衡，这个问题在中国改革中一直在反复讨论。您怎么看待改革中的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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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至庄：在讨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我认为公平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中国经济转型》第二版中特别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相当难解决，就好比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对公平的定义就不一样，美国的所得税和中国香港的所得税也不一样。在中国香港，李嘉诚赚1块钱和我赚1块钱，都按照17%的税率纳税，大家都一样。对此有些人就认为不公平，认为李嘉诚赚1块钱，要交9毛钱税。从前美国也有过这些政策，在20世纪60年代要是你赚得多的话，赚1块钱，到最后就只能拿到9分钱，后来税率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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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什么叫公平，你的看法和我的看法很可能就不一样。第一，经济学家对公平的理解不一致。但是对于最穷的人，国家应该给予一种基本的鼓励。所以，中国最穷的人怎么办就是一个问题？农村问题不是我发明的，那是大家都认识到的。农村的最大问题不是穷，最近二十多年来，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年均增长7.5%，农村是5.5%。每年增长5.5%，以世界性的标准来看，速度已经相当快了。虽然农村增长很快，但和城市相比的话，差距还有2个百分点，绝对距离拉大的结果又会引起社会的不安。所以，我觉得农民问题不是穷，不是不平均，而是社会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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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现在大家都谈幸福指数，我想除了农村的不满，城市不满的声音也存在，比如仇富，比如抱怨机会不均等。这是经济发展中的必然路径还是中国的特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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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至庄：我觉得仇富、抱怨机会不均等等意见其实不关政府的事情。因为有些社会问题是自然发生的，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里，并不是每件事情都理想的。好比同年毕业的同学，有些一毕业赚很多钱，有些没有机会。我觉得现在中国已经有很多机会了，但是因为你的能力相对较差，在社会竞争中当然会造成不平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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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制度解决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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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对于您对贫富差距的态度，我保持中立，只是表述不同声音。听说您对中国的环保问题有兴趣。我认为国外对于中国的环保问题非常担忧，比如《纽约时报》，他们对于中国环境的系列报道影响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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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至庄：我不太担忧中国的环境问题，我想这些问题应该能解决，上海现在的空气是比10年前好吧。中国是有环境问题的，但是问题不会那么严重。今年（2008年）4月，我在普林斯顿主持了一个中国环保问题的讨论会，中方代表有上海交大、清华、北大、厦门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些研究人员，还有发改委的一些研究员，普林斯顿参与的则不仅有经济方面的，还有工程与技术方面的研究员。中方代表回去以后，大家建议成立一个双向交流的论坛，主要集中于环保和经济方面的研究，大家可以不断地交换意见，探讨如何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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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20世纪60年代起，您就与中国政府有很多合作，将抽象理论与现实情况自由转换。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经济学如何完美解决这种公共物品的搭便车行为呢，您对此有什么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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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至庄：环境问题为什么产生呢？就是因为利用水、空气等公共资源的人，没有付出相应代价，所以很多工厂都在滥用。要是它们能付出代价的话，环境问题就会得到相应的解决。我的提议是，只要是排放污染的企业就一定要拿许可证，这点别人也提过，但是运作模式各有不同。许可证可以这样运作：第一，你要从当地的环保部门拿到许可证，自己申报当年的污染排放量，申报以后，依据你申报数量的多寡，拿等量的许可证。假定许可证的总数是已知的话，就等于许可证的供应是已知的。有很多不同的人需求许可证，所以需求和供应这两方面的博弈会决定许可证的价格，这可由市场交易来决定。要是你污染多的话，你要多买一些，要是你的机器很清洁的话，你就不用买那么多。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鼓励大家多用无污染设备，减少对环境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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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许可证理念很符合经济学原则，也就是污染高的企业需要额外多付一些钱。但是您觉得在操作上没有问题吗？如果让工厂诚实地申报污染配额，是否就要以严厉惩罚加大作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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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至庄：我刚才说让工厂自己上报污染的额度，这个是要省国家的成本。要是政府去核查每一家工厂，成本太高，也查不过来。所以我建议工厂申报，但是国家会抽查，如果抓住瞒报，该工厂就会被罚得很惨。我还要强调两点，第一，这个方案并不是每个污染问题都可以采用，有些问题不能用，要视具体情形而定；第二，是否采用这个办法我希望用民主的方法决定，当地的环保分支机构，要征求人们的意见。人们的意见从哪儿来呢？在农村有选出来的代表，城市也应该有街道选出的代表，让这些代表和企业讨论具体额度。发放许可证的收入归政府分配，所以这个数额不能等于0，因为等于0就没有收入；也不能给得太多，太多的话相应的污染就会太重。由此，人民代表必须有一个衡量，他用这个衡量来决定多少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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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做一个经济提议没有那么简单，一定要去慢慢地契合当地的实际。我与中国政府有过合作，我们讨论的事情不是一个人说几句话就可以决定的，而是需要一步一步慢慢地探索。一步一步来，总会有进展，对不对？（记者 徐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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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随笔 4.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那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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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想知道为什么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里发展如此迅速，他们认为这样的发展速度简直是一个奇迹。而在我看来，这样的快速发展是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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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背后有三个重要的基础动力，这些动力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促使日本经济崛起，以及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促使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原因是一样的。它们是：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一套运作良好的市场机制，以及经济发展正处于初级阶段从而给予经济更多上升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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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让我依次详述这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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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力资本的含义是人在社会上的能力，包括劳动者的技术和职业道德水平，以及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整合资源的能力。人力资本的素质是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不是十年或者二十年能够塑造的。经济学家已习惯用受教育的时间来衡量人力资本，但这样的方法并不准确，因为它未能把职业道德和人的创造智慧考虑进去，而这些是文化传统熏陶的结果。这些特质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继承和完善，有一部分通过家庭教育得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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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工人的技术，我们通过古代青铜器、丝绸刺绣、瓷器和明代家具就可见一斑，更不用说西安的秦始皇兵马俑的精妙。中国毫无疑问拥有相当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其他国家，如日本、德国、韩国、新加坡和美国，也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一些国家未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力资本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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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个动力是一套运作良好的市场机制。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拥有同样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但还没有建立市场机制，因此未能迅速发展起来。市场机制能够让优秀的人才通过辛勤工作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从而为自己也为社会创造财富。市场机制使得经济活动因为劳动有偿而得到充分激发，也因为资源根据市场供求原理流向最需要的地方而得到有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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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逐步把经济机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一点上他们功勋卓著。我在《中国经济转型》一书中详细记录了这一转变。但是，如果没有中国的人力资本，市场机制也不能成就这样快速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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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指出中国市场机制的许多缺点，如银行体系和法律制度，但这些制度在不断改善。必须说明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市场机制还不完善时，经济也可以得到迅速发展，这充分表现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历史经验中。此外，即使政府不采取行动，经济体制本身也可以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得到改善和发展。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应国民经济的需要而兴起的乡镇企业的成长历程。市场经济体制也可以生成其他的市场机制。今天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和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证券交易所都是在没有政府参与的情况下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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